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苏联VS美国：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苏联VS美国：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在国民政府短暂的统治期间，两次处境艰难的时候，都是苏联充当了“雪中送炭”的角色，而当国民政府形势好转，又都是美国做“锦上添花”，摘了桃子，成为国民政府亲密的伙伴。当国民政府遇到第三次危机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抛弃了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失去在大陆的统治，依靠台湾海峡才得以在岛上苟延残喘。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1913年，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欲要推翻袁世凯，但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1915年，袁世凯黄袍加身要称帝，并非国民党人的蔡锷带头发起护国运动，袁世凯众叛亲离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北京中央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手中。1917年，孙中山借助滇系和桂系等地方军阀的势力，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想要推翻北京政府，可是，滇系桂系军阀只是想利用孙中山的声望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是真心帮助孙中山，在他们的排挤下，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0年，孙中山借助他一手栽培的陈炯明打跑了滇系桂系军阀，重回广州。可陈炯明与原来的滇系桂系军阀一样，并不想与强大的北洋军阀作对，对北伐不感兴趣。1922年，陈炯明发起叛乱，炮轰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逃至永丰舰，第二次护法又归于失败。

顽强的孙中山可算是屡败屡战，但也是屡战屡败。孙中山希望得到列强的援助，可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中山先生倡导护法以来，致力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援助，曾寄望美国，也曾结援日本。但美国态度冷淡，日本别有用心，均令中山先生失望。”[1]列强并不关心中国的革命，对列强来说，谁能帮助其攫取和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孤立无援处于广州一隅（当时国民党政府连广东都没有实现全境控制）的广州政府，在四周大大小小军阀的环伺下，实在是可怜。

这时候，苏联向它伸出了援助之手。苏联派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来到了中国，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未果后，越飞南下赴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合作，答应为广州政府的革命提供援助。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当时只有苏联不属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对中国伸出援手，赞助中国革命。这是中山先生由因应帝国主义对外政策，转而为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关键。”[2]1923年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赴苏联争取援助。苏联对世界革命的援助政策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派苏联军队参战。因此，“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方式，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3]

1923年10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后发现，国民党组织极为涣散。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泽如介绍，国民党在广州有30000名党员，其中交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中共驻粤代表谭平山也向鲍罗廷反映，国民党无任何组织可言，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甚至没有组织机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4]

为改组国民党，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员，之后，正式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于是，鲍罗廷按照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方式着手对国民党加以改造，从此，国民党开始变得有战斗力了。

苏联的军事顾问也来了。一百多名苏联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他们以协助中国革命的“国际志愿兵”名义来华，这是一批不需付酬的军事顾问。黄埔军校成立了，大批中国最进步的青年走进黄埔。随后苏联援助的8000支步枪，400万发子弹，以及一些机关枪和大炮也运到了黄埔。“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七月、十月、十二月，各有俄援军火运抵广州，计有步枪约二万八千杆，机关枪九百零五挺，炮九十尊以及弹药，另有飞机零件五十箱。又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资料显示，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莫斯科核准拨给广东飞机十五架，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以六个月付款担保。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五月六日、七月六日，均有俄舰运军火来粤”[5]

“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6]

国民政府开始变得朝气蓬勃，自此，从屡战屡败走向屡战屡胜。

1924年10月，平定商团叛乱。

1925年2-3月，第一次东征，打垮叛军陈炯明的部队。

1925年6月，回师平定刘震寰和杨希闵在广州发动的叛乱。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残余部队，广东成为北伐战争最稳固的根据地。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发动旨在消灭北京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总顾问加伦将军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正是依照加伦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不到一年，国民政府已经占有长江以南半壁江山。

北伐胜局已定，北京政府的垮台已经为时不远。之前摆出“中立”、“观望”姿态的西方列强，开始逐步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国民政府也开始对列强示好。

1926年8月20日，掌握国民革命军实际权力的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认列强为友邦，宣称：“中国之独立，即世界之和平，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敢援此义，反复声明，其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者，中正爱之敬之，如其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中正攘之辟之。敢掬至诚，敬告友邦，谨此宣言，昭示天下。”[7]24日，蒋介石向外国记者表露，自己是国民党员，不是布尔什维克。他身边曾有俄国顾问15人，因为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但是一到武昌，他就立即把他们清除出去。[8]

1926年9月下旬，美国公使马慕瑞到达广州，进行“非正式访问”，成为国民政府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公使。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美国再次派遣麦耶前去探访。

1927年1月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特提出一项议案，力主美国应援助和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能够有效地统治全国各地。议案建议吁请美国总统立即同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发言的中国政府谈判，商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

国民政府与美国逐渐接近，1927年2月15日，与广州政府财政厅长孔祥熙过从甚密的美国人柯亨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向他说，蒋介石与鲍罗廷已严重不和，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多少是永久性的分歧”，蒋是恨俄国人的，他之所以与鲍罗廷合作，是因为他绝对需要苏联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如果其他大国取代苏联提供这种援助，蒋立即就会与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9]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6月22日，曾经获得苏联巨大援助的冯玉祥国民军也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随着清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也消失了。1928年2月6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案，决议称：“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至此，联俄政策正式宣告结束。

国民革命宣称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列强成为国民政府的友邦。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再一次陷入危机。在此紧要关头，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得到亲密友邦西方大国特别是美英的援助。

事变之初，蒋介石企图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希望美英等国予以调解。7月12日，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作出试探，但美国政府认为，现今美国“以调处者的身份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早，都是不明智的”，7月13日，英国向美国提出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但美国答复：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中、日两国使节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性，两国可以通过“平行的但各自独立的”做法保持合作。7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再次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采取行动，并称，大国代表如能亲临现场将有利于制止日本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赫尔发表声明，不分是非曲直，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通过和平谈判与协商”解决争端。[10]

8月30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控诉日本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对中国发动新的武装侵略。9月12日，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了申诉，要求国联根据盟约第10条、第11条和第17条有关规定，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13日，国联开会，但国联并未商讨对日本制裁问题，而是建议《九国公约》缔约国和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举行会议、共同讨论结束中日冲突的办法。国联大会既没有对日本作任何制裁，也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际援助，而是将问题推给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

召开《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的建议虽然是英国首先提出的，可英国并不积极。美国也不愿充当会议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英美甚至都不愿会议在自己的国家召开，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10月19日，国民政府派顾维钧为团长，组成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代表团。25日，国防最高会议第26次会议对中国代表团在会外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规定：“（一）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积极的排斥日货、消极的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意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于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11]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在会议上，中国提出：会议要依据国际公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给予日本以经济制裁；英、美、法、苏等国应不排除以军事演习、示威等方式来显示共同意志，向日本施加压力；中国希望得到贷款、军火等各种物资支援的保证。

英国政府反对制裁日本。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0月13 日的内阁会议上说：对日经济制裁，“不能保证日本不会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可能怂恿下进行某些报复性的进攻，例如进攻印度的某些石油供应，或进攻香港和菲律宾”。20日，他又在内阁会议上指出：布鲁塞尔会议的宗旨应当是绥靖。21日，他在下院称：“我认为，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在这里扩大冲突。”[12]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不愿带头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只是希望“以斡旋或调停的方式”使中日双方达成“休战”协定。法国不但不同意讨论制裁问题，甚至还早在10月中旬就决定答应日本的要求，禁止军用物资经滇越路运往中国——而英国也在1940年关闭滇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甚至请求苏联对英国此举表示反对。

布鲁塞尔会议仅仅确认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行动。会议既没有对日本作任何制裁措施的决议，也没有给中国以任何援助。相反，日本看到了西方列强对它的纵容。会前，日本担心它的侵略会受到列强的谴责。由于日本所需的石油、钢铁、铅、锡，铝、锌等战略原料主要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故而，日本更害怕英美等国对其实行经济制裁。但布鲁塞尔会议使日本看到西方大国继续推行“中立”、“不干涉”、“绥靖”政策，互相推诿，甚而讨好日本，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更加嚣张。正义没有得到伸张，邪恶没有受到制裁，英美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法西斯侵略的纵容和鼓励。

苏联的在华利益在中国北方，而美英等国家的在华利益主要在南方，尤其是在上海。英国在中国投资的约八成、法国的约九成，意大利的七成、美国的六成以上都在上海。在通过外交手段谋求西方大国支持的同时，国民政府主动把战火引入上海，企图让战争损害美英的在华利益以促使他们干涉中日之间的战争。

8月13日，国军在上海主动发起淞沪会战。对此，汪精卫曾问蒋介石：“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回答：“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13]

为了得到列强的调停，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先后三次下令停战，可并无结果。到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处境越发困难，张发奎、白崇禧等将领建议撤退，利用已构筑的吴福防线逐步消耗日军。10月28日，在苏州召集第三战区师长以上官长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讲：“目前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集，倭寇显已成为举世所共弃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再能维持三四个月，则我们军民的精神愈益发扬，我们国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国际对我们的同情，愈益深切，而倭寇武力的破绽和其野蛮残酷的暴行愈益表露于世，则国际形势的转变，将更不利于敌人！”[14]当晚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张发奎等人提出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但蒋介石却采取了宋美龄的意见：“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15]

8月25日，日本宣布封锁从上海到汕头的中国海岸线，并宣称在日本军舰所控制的封锁区内可以扣留外国的船只并检查货物，对于船上所载被日本认为是走私的货物，日本即可扣留并享有优先购买权。9月5日，日本又宣布把封锁范围扩大到中国全部海岸。9月11日，英国政府声明接受日本的此项决定。8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遭到日机扫射，身受重伤。11月11日，日本攻占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利益中心——上海。12月12日，日机炸沉了停泊在南京附近长江水面的美国军舰“帕奈号”和三艘美国油轮，英国炮舰“瓢虫号”也曾遭到日机轰炸。英美除了口头抗议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干预日军。

正如蒋介石设想的那样，日本的军事行动的确损害了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但蒋介石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美英因利益受损而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

至11月8日，眼见调停无望，蒋介石才下令军队西撤。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在地理最不利的地方，动员军队70万，与日军打了三个月，付出了伤亡30万人的代价，却并没有得到美英等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援助。

1938年2月2日，蒋介石反思淞沪会战：“去年最大之失着，为美国总统发表芝加哥演说，召集九国会议时，不即退兵于苏嘉阵地，而于精疲力尽之际，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以后一败涂地，无可收拾。”[16]

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中国向英、美、法三国要求5亿美元贷款，用来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遭三国拒绝。

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亲自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美国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中国援助：“贵国于世界各国之和平与秩序，更于远东国际之公平及和睦，向居领导之地位，就往事言，远东如有不稳之情形时，美国无不及时予以有效之援助，至今思之，仍感于怀。……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望美国之合作，诚以美国政府对于共谋国际和平与安全，向已公认为各国之前驱，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谊，在此併力奋斗国家存亡一发千钧之时，其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中正用敢重向阁下要请尽力设法，务使日本之侵略，能得从速终了，俾贵我两国所确信之主义得以实现，吾人急迫之愿望，为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抵抗，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想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17]

但美国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请求，罗斯福婉言答复道：“国会中立空气浓厚”，“只可逐渐进行”。5月22日，蒋介石再次函请罗斯福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及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与煤油为最”，“禁止日本重要产物之输入，增加日本物产进口税率……禁止日本船只驶入若干商港”，但仍无效果。[18]

抗战初期，西方大国的政策表面中立而实质上有利于日本。

受孤立主义影响，美国制定有中立法，但它以中日之间没有宣战为理由，一直没有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1937年9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在进一步指示之前，不许运送任何种类的军火、军用品和军事装备去中国或日本……其他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进一步指示之前，如企图运送上述物资去中国和日本，一切责任和危险由自己担负。这一声明，显然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中国没有远洋运输能力，更加上海军力量薄弱，实际上是被封锁了海岸，断绝了军火来源；而日本实力强大，完全可以自由地将它所需要的物资运到国内。不利于中国的影响随即出现，8月间中国向美国购买的19架飞机，正由美国轮船威契塔号起运至香港，中途被迫停运。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还要求香港政府，不准中国航空公司的美籍驾驶员离开香港前往中国，华盛顿方面对应聘担任中国空军教官的美国人，也拒绝发给护照。[19]受此影响，中美贸易锐减，1937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物资为11538万元，下半年则跌至7347.3万元。

但是，美国和日本两国的贸易一直很兴旺。

“自抗战军兴以来，美国虽然对中国表示同情，但对中国的援助往往迟疑不决，甚且加上重重限制。反观美国对侵略者日本的态度，确相当优容，惟恐对中国的援助行动或对日本的强硬反应，会刺激日本……中日战争期间的前四年，美国对日出口值高达对华出口值的四倍半。抗战前日本工业用原料和半工业制品本身生产甚少，主要依赖国外输入。中日战争前期，日本用以侵略中国的战争物资有百分之五十四是由美国供应。美驻日大使格鲁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致国务卿的信函中，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百分之七十，均用以购买主要的工业原料……在艰苦抗战中，中国企盼美国政府能对日实施禁运，以削弱日本的作战力量……日本战争资源主要依赖美国的供应，美国实助长日本侵华的气焰。”[20]

1938年日本进口货一览表（美元）

资料来源：诸坤《一九四一年的美日关系》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八卷第一号，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页七四。转自王正华《抗战期间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第200-201页，百分比计算似有误。

从1937年到1939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总额为7.41亿美元，占其对亚洲出口额的26%以上，占其总出口的8%以上。同期，美国从日本的进口额为4.92亿美元，占其从亚洲进口额的22%，占其总进口的6.6%。美国在对日本出口总额中，军用物资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37年美国出口到日本的物资为28855.8万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58%；1938年，出口日本的物资为23957.5万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67%；1939年，“现购自运”法案通过前后，美国出口日本军用物资激增为近1.87亿美元，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出口额的86%。日本是一个战略资源匮乏的国家，它发动侵略战争所需的战略物资大部分购自美英等西方国家。1932年以后，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战略物资在其战略物资进口总额的比重是：废钢铁占90%，铅占45%，铜占60%，铝占18%，石油和石油制品占65%。1938年，美国出口战略物资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英国是日本的第二个战略物资供应国，1938年，它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占日本战略物资进口总额的20%左右，其中军事物资占17%。英国的船只还租给日本作军事运输之用。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美国卖给日本的军火价值5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所使用武器弹药价值的1/2以上。[21]

是西方大国，尤其是中华民国的亲密友邦美国从资源上支撑着侵略中国的日本。美日贸易对中国危害之深，以至于蒋介石请求斯大林帮助促使美国废除美日商约。[22]

在国民政府最艰难的时候，又一次是苏联充当了“雪中送炭”的角色。

“七七”事变一爆发，国民政府就先后派军事委员会的沈德燮和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赴莫斯科商洽用苏联贷款购买苏联军火事宜，很快，中苏就达成贷款协议和购买军火订单。从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贷款，共计2.5亿美元（其中1938年3月一笔为5000万美元，1938年7月一笔为5000万美元，1939年6月一笔为1.5亿美元）。三笔贷款年息3%，用于向苏联购买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及其他军需物资，中国以茶、羊毛等农副产品和锡、锑、钨等工矿产品偿付。据李嘉谷的《评苏联著作中有关苏联援华抗日军火物资的统计》一文确认：从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92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轰炸机318架，驱逐机562架，教练机4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约1亿8千万发，炸弹31600颗，炮弹约200万发，以及其他军火物资。[23]

1938年5月，因德国下令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立法院长孙科建议蒋介石改聘苏联军事顾问。6月2日，蒋介石电驻苏大使杨杰，让他请求斯大林派军事顾问来华协助中国抗战。[24]苏联方面先后派遣了德拉特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和崔可夫等，以驻华武官身份来华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到1941年初，苏联在华军事顾问人数达到140人。从1937年底到1939年2月中旬期间，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有3665人，他们分别在国民政府军队的总参谋部、各军兵种，各战区司令部工作，帮助制订作战计划、训练、演习等。[25]“当时苏联派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均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及军事理论素养，主要任务为协助中国军队战术上的训练与现代化武器的使用。”[26]

1937年12月， 苏联还向中国派遣700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组成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了武汉、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和广州等地的空战，轰炸或配合陆军作战。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驱逐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200多人，均牺牲在中国对日作战中。至1939年底，有2000名苏联飞行员派至中国。而在此期间，苏联还帮助中国在伊犁、兰州、绥宁、成都等地开办空军学校，由苏专家担任教员，帮助培训的飞行员、领航员和其他各种航空技术人员，则达到8354人之多。[27]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也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7年的20个狙击师，另外还有3个骑兵师，以及部分海军。到1938年7月，苏联又进一步把“特别远东红旗集团军”扩编为“远东红旗方面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增加官兵105800人，军事拨款也比1937年增加近一倍。强大的红军驻扎在苏联远东地区，迫使日本也不得不在中国东北地区配备重兵，这就牵制了日军在中国其他战场兵力的配置，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1939年9月22日，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自中国抗战以来，日本之未敢以全部兵力加诸中国者，实由贵国在我东北边境牵制之力为多。”[28]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中苏关系就开始缓和。1934年10月，国军夺取了中共的中央苏区，剿共取得重大胜利，蒋介石就派蒋廷黻访问苏联，了解苏联对日态度。1935年，日本在华北对国民政府步步紧逼，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打算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蒋介石渴望得到苏联的帮助，7月4日，孔祥熙秘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想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10月18日，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了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和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29]12月14日，苏同意与中国谈判。得到苏联肯定的答复后，23日，蒋介石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转道柏林去莫斯科与苏联谈判军事互助协定问题，但由于消息泄露，陈立夫辗转于欧洲各地最终未能到达莫斯科。

为让中国减少内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全力对抗日本，苏联要求中共放弃反蒋政策。1936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30]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提出：在中国目前应当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31]

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显然是针对苏联的。苏联政府感到有可能被迫在东西两面作战，因此，拉拢国民政府牵制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成为苏联的当然选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蒋介石被扣留后，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他致电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让其去“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蒋介石。蒋廷黻随即拜会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谈中，蒋廷黻请求苏联出面协助解决西安事变，他说：“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莫斯科能够表示一下，对事变的解决必然很有帮助”。[32]

对西安事变，苏联一开始就持有明确反对的态度，联共（布）召开会议，建议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共发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莫洛托夫曾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在西安事变中苏联的干预有利于蒋介石，所以，莫斯科希望这一行动将会带来中苏关系的改善。[33]

1937年3月1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再度向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提议签订中苏互助协定，李维诺夫则希望缔结有中、苏、美、英、日等国参加，而以中苏为核心的太平洋地区公约。[34]显然，苏联更希望通过共同安全机制来保证苏联的安全。4月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苏联方面提出：两国政府应首先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苏联也愿意考虑缔结苏中两国互助协定。

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7月下旬，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两项请求：一是增加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包括向中国提供1.5亿元贷款；二是中苏两国签订互助条约。陈立夫还解释说，中方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是因为“日本的目的是占领中国北方各省”。然后，日本将利用中国北方“作为侵苏战争的策源地。”[35]

但苏联还是坚持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在冲突期间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一方。[36]

苏联并不想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而只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担心中苏互助条约有可能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对华关系上就比较进退自如，既可以在实际行动上援助中国，又不受互助条约的制约。中苏虽未签订互助条约，但实际上，苏联给予中国巨大的援助，在战争的前两年，几乎是苏联一国在支援着中国的抗战。

在当时中国处于极端困难的国内外形势下，这是苏联给予中国抗战以政治上、道义上和外交上的重大支持。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苏联和中国本来在近年任何时候都可能缔结这个协定，却偏要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机和特殊的局势来签订，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37]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迅速断绝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并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物资。苏联还在一切国际场合声援中国，如在9月10日召开的国际联盟行政院第九十八次会议和1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上，英、法等国的代表态度暧昧、不敢仗义执言，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态度鲜明地谴责日本侵略，支持中国要求。苏联还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通过集体制裁和共同援助的方式来遏制日本的侵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即派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很快，大批的苏联军火运往中国，“在1937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武器运往中国，为中国装备了24个师的军队。这些交易在贷款的具体协议尚未签订时就实现了。”[38]

单纯的援助并不能让国民政府满意，蒋介石最期待的是能与苏联签订军事互助协定，苏联直接出兵，帮助中国作战。蒋介石曾多次请求苏联出兵参战。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南京即将不保，1937年11月26日，蒋介石致电杨杰嘱其向斯大林请求出兵：“我屡次得到您的援助。在中国的这一困难时期，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再次斗胆向您提出下列衷心的请求。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出于国际义务，中国正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现在，中国军队在最大限度地做出最后努力的同时，在进行着撤退，但仍保卫着南京。我希望友好的苏联将给予中国重大的援助。如果此时此刻为挽救东亚的危险局势您决定派出您的部队，那么这一决定将加强中苏之间永远合作的精神。上述一切完全有赖于您，也只有您能解决。”[39]

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却不愿意直接出兵同日军作战，只能在人力物力上尽力援助中国。苏联虽没有主动出兵作战，但在东北与日军的局部冲突中，坚决还击。在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苏军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抗战前期，只有苏联大力援助中国，为此，1938年5月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与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中国对日抗战，迭承尽量援助接济，俾战局克以支持，迄今敌人消耗甚巨。不独私衷感激靡量，即全体将士与民众，对贵国仗义相助，抑强扶弱之厚意，均表示无限之钦佩与感激。”[40]1939年8月26，蒋介石又亲笔写信给斯大林表示感谢：

斯大林先生：

您6月19日的亲笔来信收到了。为崇高的友谊向您表达无限的谢意。

对于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卫战争的、处于孤立状态的军队来说，苏联是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斗争的国家，自始至终被寄于真诚而热切的期望的国家，而且是您亲自领导着全世界保卫和平事业的斗争。

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将要取得的胜利中，全中国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贵国的真诚援助和在为伸张正义的斗争中您的卓越领导。

苏中两国的伟大人民对于维护全面和平和正义负有同样责任。

我深信两国之间的合作将日益加强，侵略者最后失败的日子定会到来。

我惟一的愿望就是：与您一道，通力合作，尽快促其实现。

谨以此信作复，并祝健康！

蒋中正亲笔

                                     8月26日[41]

1941年6月22日，550万德军对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也陷入了巨大的危机，自顾不暇，再也无力大规模援助中国。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度过了它最艰难的时刻。

第一批美国借款来了。1939年2月8日，中美签订借款合同，中国以桐油作为借款担保，借款额为美金2500万元，年息四厘半，期限为五年，该款只可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而不能用于购买飞机、军火。国民政府非常感激美国的援助，驻美大使胡适在谒见罗斯福时，一再表示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42]6月23日，美国首批物资卡车（用于借款担保物桐油的运输。）510辆，军布200吨，到达海防内运。[43]

桐油借款杯水车薪，中国亟待美国再次提供财经援助。1939年12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希望予以现金借款，罗斯福表示：“余保证无论何时，美国政府皆愿提供适宜而实用之援助。”[44]1940年1月，美国国会将进出口银行对外借款额度增至10000万美元，每一国家借款限制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而中国的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仅余下500美元额度，无济于事。经胡适与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多方奔走，4月20日，滇锡借款终于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借款规定：“一、借款总额美金二千万元，利率定为年息四厘，由中国银行担保；二、担保品为中国一号九九纯锡四万吨；三、所得货款用以购买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惟如有一九三九年中立法案所禁运之军械、火药及军用品等，不得动用此款支付。”[45]

随着日本在远东地区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逐渐加大对中国的援助。1940年10月，美国同意以钨砂作抵，借给中国2500万元美元贷款。1941年2月，美国答应以五金矿砂作抵押借款美金5000万元。上述四笔借款共12000万美元。

1940年9月，日本进占越南北部。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在远东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国对日宣战，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可想而知，来自经济实力无与伦比美国的援助将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

苏联的援助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何况此时苏联亦自顾不暇。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回国，由古巴列维赤代理总顾问，至6月，在华服务已满一年以上的顾问还有51位，正待新任总顾问来华商办续约的时候，6月9日，蒋介石批示：“凡未经中国政府邀请者，不能由苏俄擅自遴员接换，以后中国如需要顾问时，必由中国自动要求，如未有要求，则不能派员接替也。”[46]

苏联的“雪中送炭”与美国“锦上添花”皆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基于当时的国际关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个全新政权的出现破坏了原有的旧秩序，西方大国就希望把这个异类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对苏联发起了多次武装干涉，但均遭失败。一个新生的政权也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求得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在西方大国的敌视中，苏联只有把目光转向那些弱小的国家，因此，苏联频繁向中国示好。亲英美的北京政府没有接受苏联的秋波，苏联才把目光转向了南方的国民政府。1923年，苏联特使越飞是在和北京政府外交谈判中受挫，才南下上海与孙中山洽谈合作的。苏联扶植国民政府是为了培植一个亲苏政权，但让苏联没想到的是，国民政府羽翼一丰就开始反苏，中苏关系随即恶化。三十年代，法西斯政权上台，德意日法西斯政权既对英美法等国构成威胁，他们也同样威胁着苏联。夹在当年列强分化的三方势力（苏联、美英法、德意日法西斯）中，是那些小国弱国，而这些小国弱国基本上亲近英美的，东方如中国，西方如波兰和捷克等国。战争氤氲笼罩下，英美法希望德意日能够先消灭了苏联，以实现自己当年的愿望。而苏联则希望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苏联大概不敢奢望德意日先进攻英美法，毕竟自己是一个另类，而他们在价值观上属于同一阵营的）。德意日则利用双方这一心态，先进攻那些亲英美法的小国弱国以壮大自己。于是，在欧洲，面对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扩张，英法袖手旁观，任凭德国吞并捷克，与苏联瓜分波兰；在亚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全面侵华，美英也是隔岸观火，置之不理。他们看到的形势是：当德国占领波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对苏联已经构成东西夹击的态势，德日两军东西对进消灭苏联已经为期不远。而苏联，为了自身安全，一方面寻求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希望与美英法联合对付德意日；另一方面对被德意日侵略的国家施以援助，以拖住德意日的军事力量，比如援助中国，或趁火打劫，瓜分小国壮大自己，比如和德国瓜分波兰。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支援中国并不奇怪，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有力量能够拖住日本，所以，它要求中共停止反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给予国民政府在资金和人力以及军事上的巨大援助；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也不奇怪，苏联通过与德国瓜分波兰，把国境线往西推进几百公里，加大了自己的战略纵深，让自己更安全；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美英法面对中国和捷克波兰等弱国小国遭受日德的侵略袖手旁观也不奇怪，他们期望德日的下一步行动——消灭苏联，何况德日一直有东西合击苏联的打算。

人算不如天算，狡猾的德国，占领波兰后并没东进，而是把战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英法；在远东，日本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放弃北进计划，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和英国拉到了东亚和太平洋战场。

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或者对日本的纵容，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对于正在遭受侵略的中国而言，危害是现实的，能得到援助还是应该感谢苏联和美国，毕竟，日本对苏联只是构成威胁而没有现实的侵略，而美国实力强大，对中国的需求显然小于中国有求于美国。

[1]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第95页。

[2] 同上，第95页。

[3]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第22页。

[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67-370页。

[5]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第97页。

[6]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第21-23页

[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版，1926年8月20日条。

[8]《长沙邮政分局邮务总办致北京邮政总局函》，1926年8月27日，《北京邮政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9]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58页。

[10] 李巨廉、王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献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3页

[11]《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18卷，卷号128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 [英]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9年版，第42页。

[13]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页。

[14] 蒋介石：《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1937年10月28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4卷，第635页。

[15] 张发奎：《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台湾蔡国桢发展有限公司，1981，第13页。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第127页。

[17] 蒋介石：《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希望美国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中国有效之援助》，1938年1月30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7卷，第167-168页。

[18]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39，80-82页。

[19]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第191页。

[20] 同上，第198-200页。

[21]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206-207页。

[2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426页。

[23] 李嘉谷：《评苏联著作中有关苏联援华抗日军火物资的统计》，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第231页。

[2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341页。

[25]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117-119页。

[26]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第128页。

[27] [苏]杜实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莫斯科思想出版杜，1980，第100-102页。

[28]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347页。

[29]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载《近代史资料》第79 辑，第219-222页。

[30]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第55页。

[31]《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2]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207页。

[3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139-140页。

[34]《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7年3月11日，载《近代史资料》第80辑，第186-187页。

[35] [苏]米罗维茨卡娅：《国民党对苏战略》，莫斯科1990年，第193页。

[3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328-329页。

[3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1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360页。

[38] 程天放：《中苏关系史》，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1957，第211页。

[39]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09-710页。

[4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第471页。

[41]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17页。

[42]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四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7页。

[4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57，第1124页。

[4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一)，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260-261页。

[4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57，第1151-1157页。

[4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396-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