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_谁都不想打（下）

谁都不想打（下）

五   暗渡陈仓——日汪重光堂会谈

高宗武从日本回到香港，不敢回汉口去见蒋介石，遂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痒携带此次赴日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精卫，汪精卫看到报告中有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报告交给了蒋介石。据陶希圣回忆，汪精卫曾对他说过：“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1]汪精卫话虽如此，实则与周佛海等人决心撇开蒋介石，背着他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汪精卫就鼓吹和平。8月3日，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强调“大家要说老实话”。他本人的老实话是：“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格局来。”他的老实话意思是“和”只是暂时吃亏而已，事后可以“有所以抵偿”，而坚持“战”，就会“败个不已”。[2]周佛海与汪精卫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国际上“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3]汪精卫是主和派的首领，周佛海为汪精卫的心腹智囊，为其叛国投敌出谋划策，“低调俱乐部”则成为他们进行“和平运动”的基干力量。周佛海住宅花丛下有一地下室，比较坚固，战事一起，很多人都去周府，逐渐聚集一批主张对日和平的群体，如周佛海、顾祝同、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低调俱乐部”成员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

高宗武从日本回来后肺病复发，于是提议让梅思平接替自己与日本方面密谈。1938年8月29日，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首次会面，就“和平”、“撤兵”等问题进行详细交谈。至9月4日，他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对中日和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均事先交换了意见，如关于承认伪满洲国、撤兵所需要的时间及划定例外的驻兵区域、如何消除抗日排日的宣传和教育等问题。这次会谈为日汪双方正式谈判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把日汪勾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了同日方商谈的结果。汪精卫认为“和平运动”的前景不错，经与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密商，决定派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方谈判代表，正式与日方展开交涉。

11月12日，高宗武和梅思平到达上海，住进经日方代表精心安排的位于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自11月12日晚到14日晚，二人与日本方面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会谈了整整两天，会谈核心内容是商量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和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

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与高宗武、梅思平两人达成的秘密协定草案，回东京汇报。由于谈判进展巨大，陆军省决定派遣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遣今井武夫作为日方代表负责这项工作。11月18日，今井武夫等人乘飞机返回上海。次日开始，双方在重光堂举行正式会谈。由于在预备会议中双方已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所以正式会谈仅对协议文本词句做了简单修改。20日晚上7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方，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方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日华协议记录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方面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两人与中国方面高宗武、梅思平两人达成如下之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 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相互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

第四条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 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六条 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但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以内全部撤兵完毕。在此期间，中国保证治安之确立，驻兵地点经协议后决定之。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一、第一条防共驻军，是为确保内蒙及联络线，而在平津地方驻扎日本军。

    又，其驻扎期限即为日华防共协定的有效期限。

二、第四条所谓之优先权是指与其他国家同一条件下，对日本提供优先权之意。

三、日本协助救济因事变而造成的难民。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加强善邻的团结，约定今后实行下列各款：

第一条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各自实施亲日、亲华教育及政策。

第二条 日华两国对苏维埃联邦设置共同宣传机构，并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平时相互交换情报。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日本军于必要之地区、中国军于新疆驻扎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联合作战。

第三条 日华两国合作，使中国逐步从东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共同努力，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四条 日华两国以复兴东洋经济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

又，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以同一原则实行经济合作。

第五条 为实施上述条款，日华两国设置必要的委员会。

第六条 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他各国参加本协定。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4]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26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犹豫再三，但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越南河内，在河内发表投敌的“艳电”，叛国投敌沦为汉奸。

六  波诡云谲——谁站在军统的背后？

1938年10月间，曾经加入过孙中山同盟会、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萱野长知到香港，与军统在香港的郑东山接洽，表示自己能代表日本中央，希望中方能派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与之谈判，且须军统郑介民陪同。得到郑东山的汇报，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5]蒋没有同意，于是戴笠派杜石山到香港与日方联系。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军统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3月16日，宋美龄莅临香港指导。[6]17日，军统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方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双方商讨出七条：

1、平等互让；

2、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3、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

4、撤兵；

5、防共协定。

6、经济提携；

7、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7]

宋美龄认为：“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议者，即可成功。”[8]18日，杜石山将七条电告蒋介石。19日，蒋复电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刪。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以密约办理。

3月29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9]

小川平吉的意见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此事为中共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10]

此时，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在10月13日离开香港，日蒋交涉停顿。

正如日本人斋藤所说“从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败了的散兵游勇”的那样，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内部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投敌之前预想的云南四川等军阀响应也没有出现，因此，汪精卫集团并没有实力实现中日和平。鉴于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1939年底，日本重新确立了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亲来重庆”。[11]

从1939年底到次年9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中日双方又一次秘密接触。此次谈判，日方称之为“桐工作”。关于桐工作过程，日方谈判代表今井武夫在其《今井武夫回忆录》里有详细记载：

1939年底，日本驻香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中佐通过其朋友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提出，要会见当时住在香港的宋子良。宋子良是宋美龄的胞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以需要经哥哥宋子文的同意为由拒绝铃木的要求，但不久，宋子良主动答应见面。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宋子良与铃木卓尔三次会面。宋子良向铃木卓尔表示，自己可以通过姐姐宋美龄向蒋介石传递日方信息。铃木卓尔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板垣遂令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赴香港与中方接洽。

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到香港，15日，双方初次会面，今井武夫认出张治平。当年，在今井武夫担任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助理武官的时候，见过时任新闻记者的张治平，但对于宋子良是否真是本人，作为情报专家的今井武夫有所怀疑。宋子良表示：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在2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三名的圆桌预备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宋子良还称：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讨论寄予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以援助。今井武夫认为暂且依照张治平所说，相信宋子良真是本人，即便不是，有重庆政府的委任状，那么，能够抓住与重庆政府联络的线索，对方的建议也是可以接受的。

2月16日，今井武夫离开香港，17日返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作了汇报。19日，今井武夫秘密去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军大臣分别作了汇报。同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中国方面所提出的召开圆桌预备会议的方案。日方决定由大本营派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和今井武夫以及铃木卓尔三人为谈判代表。日方为“桐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电文暗语：“桐工作”称为“原油交易”，日本称为“大和商会”，蒋介石称为“上田”，汪精卫称为“松本”等等。

3月7日，双方开始会谈。中国方面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的章友三，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委员并负责警卫，张治平为联络员。日方代表出示了陆军大臣畑俊六的证明书，中国方面只有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但宋子良未提供身份证明。相互证实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进行讨论。

中方代表提出：由重庆启程前，蒋介石特别强调了下列三点：一、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三、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中方代表还表示，重庆政府高度重视这次谈判，除派蒋夫人宋美龄于3月5日来香港指导谈判，还特设联络组，每日往返香港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中日双方在“承认伪满洲国”、“在华驻军”和“如何处理汪精卫”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中方提出要以处理汪逆为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日本则坚持停战后重庆政府要与汪精卫合作。

谈判期间，日方通过对机场码头的监视发现中方联络人员行踪，另外，宋美龄到香港也从报纸上得到证实。因此，日方对此次谈判感觉很有希望。

3月8日上午，张治平特地要求会见铃木中佐，面交了备忘录。称日军中某氏在上海将这次香港会议消息向中国新闻记者泄露，因其违反了会谈开始前双方的保密约定，希望采取严加取缔手段。对此，日方认为：中国方面所以担心这次会议的泄露，可能是因为国内各党派，尤其是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日方立即向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发电，要求对肇事人指名予以处理外，同时向中国方面道歉，保证今后一定更严加管束。

3月7-9日，经过三次会谈，先由日方把谈判情况写成备忘录，由中国方面修改后于3月10日提交日方，大体上看作是中日都同意的东西。3月10日晚，第四次会谈，中方提出，日方在备忘录上签字，而中方在新的“和平意见”上签字，并把新的“和平意见”提交给日方。日方反对，认为备忘录是中日两国委员，历时三天讨论达成的一致意见，两国委员应一齐在这上面签字。中方代表拒绝签字，要求把备忘录报告给重庆再做答复。

3月24日，日方得到重庆政府的回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因此，确切答复希延期到四月十五日。”板垣征四郎对重庆的拖延大为不满，决定让汪精卫在3月30日成立伪国民政府。虽然如此，但日本迟迟不承认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而是仍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4月11日，宋子良从重庆回到香港，表示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要求再举行预备会议。5月11日，今井武夫从南京赴香港，此时报上也刊登了宋美龄为治疗牙疾来港的消息。5月13日，今井武夫等与宋子良和章友三在九龙半岛旅馆会面。

此次会面，中方提出，“承认伪满洲国”和“日本驻军”暂且放一放，待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实现停战，重庆政府即发表反共声明。今井武夫提出，应当尽可能省略秘密预备会议，干脆就此进行巨头会谈。中方洞若观火，识破了今井武夫的心思，告诉今井武夫：一旦召开巨头会议，不论会议成功与否，仅因召开会议这个事实，就会给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强硬派造成反蒋介石运动的口实，而发展成为内战。因此，巨头会议召开的时机，一定要以签订协定为前提，且必须准备好剿共的部署才行。也就是说，巨头会议一经召开，即使中国方面对内容不满意，除了承认日方的提案外，别无其它的方法了。

17日，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在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了晚餐，饭后二人在海面上划着小艇。宋子良透露了内部机密的话：“蒋介石委员长表面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故而，在香港首次秘密会谈的备忘录上载有，日方倘对第一和第三条承认中国方面的意见时，协定必然能达成。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而且，讨共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

此次会谈，为查清宋子良的真实身份，今井武夫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21日，今井武夫回到南京，把宋子良的照片给汪伪政府的陈公博、周佛海等许多中国要人传看。周说像宋子良，但更像他弟弟宋子安，而陈却说不像。最终还是无法确认“宋子良”的真实身份。

6月4日，双方在澳门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此次，中方代表出示了有蒋介石军事委员长署名的委任状，其中，宋子良的委任状用了“宋士杰”的名字，宋本人解释了使用别名的理由。此次会谈，在“承认伪满洲国”和“在华驻军”等问题上仍无进展，6日，日方提出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者进行会谈，解决一切问题。22日，日方得到宋子良的答复：对于“三人会谈”的召开，原则上表示同意，会议场所在国军控制下的长沙。

日本方面把谈判情况告诉了汪精卫，汪精卫只能同意出席。对于安全，重庆方面答应负责保障，但要求不能形成文件，理由是重庆政府强调一直到会谈结束为止，始终有保持绝密的必要。由于得不到重庆方面对于代表安全的确实保证，日方建议先在上海由汪精卫与蒋介石特派代表会晤，待有结果后，再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的会谈，分为两个阶段会见。

对日汪代表的安全，日方提出重庆方面如能接受日方的要求，以书面文件保证代表的安全，则作为交换，近卫首相及板垣总参谋长向蒋介石致以私人函件。之后，日本方面又提出日方将近卫、板垣的私函，中国方面将蒋介石的私函，同时进行交换；或分别让对方阅读，从而同时满足日方对保障安全所抱的希望和重庆方面对蒋汪合作问题以及对日本的态度所抱的希望。

之后双方谈来谈去，并无实质性进展，到了9月27日，由于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中国派遣军决定暂停桐工作。10月1日，日本政府严令停止桐工作，今后由日本政府直接对重庆政府谈判。

这就是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的桐工作的大致情况。

诡异的是，1940年9月2日，陈布雷收到蒋介石派驻香港的张季鸾发来的一份电报，报告有人持伪造的蒋介石亲笔函件和军委会委任状与日方接触，宋子良也参与其事，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12]原来，日方为加强桐工作，派和知鹰二赴香港，和知鹰二欲向张季鸾侧面打听一下桐工作的有关情况，张季鸾才得知此事，随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大为恼火，下令戴笠彻查。

9月6日，戴笠将已经在重庆的张治平软禁起来调查。张治平称，没有人冒充宋子良，自始至终只有自己和曾政忠与日方接洽，对伪造军委会委任令与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件也予以否认。[13]为查核张治平交代的有关情况，戴笠召曾政忠及军统局在香港的另一个工作人员刘方雄到重庆询问。曾政忠称关于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自己“毫无所闻”。9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报告：没有发现张治平在工作上不忠行为，但张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14]此后，张治平即被以担任“训练班政治教官”名义，扣留于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回香港。

张治平被扣留在重庆期间，曾政忠被派回香港继续与日方保持联系。而张季鸾得到情报，宋子良仍在与日方接洽，因而大感迷惑。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15]

关于此次中日接触，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蒋介石并不是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后才得知此事的。1940年3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倭寇一面成立汪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政府，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者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此种恶作剧，去年行之一年，其愚拙卑劣，当以一笑置之。”[16]这里所说的“陌不相识者”即指张治平。8月12日，戴笠书面向蒋介石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蒋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17]13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晚，研究敌情，曰：‘敌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等各别来求见、通问，彼之求和，乃是欺诱行动，益令人可恨，应一概严拒之。’”[18]

第二、蒋介石不知伪造“亲笔函件和军委会委任状”之事。在对日秘密接触，包括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抗战以后蒋介石更是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9月2日，蒋介石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汪兆铭探子乃捏造凭证诬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经验也。应牢记，以自鉴戒。”[19]9月15日，蒋介石日记：“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20]以上材料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系伪造，与蒋介石无关。

第三、“宋子良”参与谈判确有其事。虽然张治平向戴笠否认此事，但日方谈判时偷拍“宋子良”的照片，并交周佛海等人核对，此事在周佛海日记也有记述。[21]1945年夏，这个“宋子良”在日本上海监狱中被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今井武夫提审了“宋子良”，“宋子良”向今井武夫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于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22]而曾广即曾政忠，参与谈判的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也都是冒牌货，是军统在香港的叶遇霖等人冒充的。

此次军统主持的对日接洽，如孔祥熙与宇垣一成的谈判一样，蒋介石知情，但并不掌握全部情况。与日方接触的人员，事中事后也并没有将全部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也清楚，无论过程如何，最后还是需要自己拍板的。但假冒“国舅”宋子良，伪造蒋介石文书和军委会委任状，应该不是几个小特务敢做出的事情，在这场谈判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大人物”主使。有人认为背后主使是宋美龄，理由是敢伪造蒋介石文书，不怕得罪蒋介石的唯有宋美龄，同时，谈判期间宋美龄数次去香港也确有其事。还有人提出主持这次与日议和的是孔祥熙，孔祥熙一直主张对日和谈，宋美龄到香港就居住在沙逊路的孔家公馆，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也提到，“宋子良”多次在会谈后驱车到这里与宋美龄见面。但孔祥熙与戴笠不和，未必能如此自如地操控军统香港站。

也可能是军统特务精心导演的骗局。据今井武夫回忆，1953年，侨居香港的张治平到日本访问他，告诉他关于“桐工作”中国方面的内部情况：“这次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漏了机密，受到行政院副院长和驻美大使的追究责问，致使进行上势必受到很大的挫折。最后近卫首相及板垣总参谋长的私函内容由铃木通知给重庆政府时，重庆政府内部有人强硬主张将此信揭露，公诸于世。但蒋介石却予以制止，大概亲自写了答复近卫的信。”[23]

真相也许永远是个谜。

七   病急乱投医——唐生明与缪斌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美英对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阵营形成，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国际局势终于到来。随着英美对日宣战，12月9日，在日本侵华十年后国民政府也对日宣战。

由于不再是单独抗击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在中日问题上也变得强硬起来。1942年1月29日，国民政府发表《外交部修正拟定解决中日问题之基本原则》，提出：“对于既往之清算，以恢复甲午以前状态为标准，期我领土之真正完整，并维持太平洋之和平。”，具体而言“（一）东四省与其他沦陷地区，应予收回”，“ （二）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同时收回”。关于中日政治条款的原则，国民政府提出：“中日间一切政治的不平等条款与成例，以及各国与中国所订共同条约之政治条款中关于日本部分，均一律废除。”国民政府甚至还提出要对日本部分主权加以限制，“为防止侵略国家之故态复萌，对于日本主权之某一部分（如军权）有特定限制时，关于此点，在中日新条约上，最低限度，应与英美苏之对日新约同样办理。”在经济条款上，“中日间一切经济的不平等条款与成例，以及各国与中国所订共同条约之经济条款中关于日本部分，一律废除。”并且提出：“为防止侵略国之故态复萌，对于日本之经济财政有特殊限制时，关于此点，在中日新约上，最低限度应与英美苏之对日新约同样办理。”对于日本掠夺的中国财产要求“应原物送还，恢复原状，其费用概归日本政府负担”，如果有必要还要求“并得另索相当物资，以赔偿我方之损失。”[24]

到了1944年，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日本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于是，又开始谋求与中国停战。为了谋和，日本真是病急乱投医，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也不愿意放过。

唐生明是湖南军阀唐生智的弟弟。1940年春，蒋介石召见唐生明，让其离开重庆到南京加入汪伪政权。蒋介石给唐生明的任务是：一、运用过去关系，掩护营救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第二、传达国民政府对投敌汉奸的政策；第三、限制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简单说，唐生明就是蒋介石派到汪伪政府方面的高级间谍。

唐生明参加南京汪伪政权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5月担任清乡委员会军事处处长。1942年冬，军统局上海区组织被汪伪特工破获，一些秘密电报也被缴获，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发现一份电报，内容是向重庆政府建议不要暗杀个别日军军官，这样做得不偿失，因为日本会杀死几十个老百姓来报复。李士群仔细研究，认为只有唐生明才可能发这样的电报，于是审查了唐生明。汪伪政权对唐生明很是恼火，陈公博和陈璧君向汪精卫建议严惩唐生明。

但此事为日本人得知，日军从李士群处带走唐生明，带至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日本人告诉唐生明：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日方还告诉唐生明：他能够到南京来，日方很欢迎，一定尽力支持他的工作，并要他把和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日方负责保护，保证南京政府不会为难他。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说：“我们因为找不到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河边正三又陪着唐生明见了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之后，日方安排了与唐生明的联络人。

唐生明立即将这一情况通过秘密电台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唐生明：让其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接触，对日方提出的条件，先不做具体的答复，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为了加强联系，日军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一个大尉松井，每日在唐生明家担任联络。自此以后，唐生明的身份慢慢公开，唐生明也把原来藏匿在郊区的电台搬到家里，公开与重庆联系。由于当地轮流停电，为不影响电台工作，上海日军司令部命令电力公司，唐生明住宅一带不再停电。

1944年秋冬，日军占领湖南，打算派唐生明担任湖南省省长，唐生明将此事报告给重庆，蒋介石很赞成，回电指示可以去。戴笠还答应将湖南广西一带军统特务的武装部队交给唐生明改编为伪军。由于唐生明是湖南人，很怕在湖南弄不好留下臭名，因此，后来没有答应去湖南做省长。

唐生明这条联络线，一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在这一时期，日军方面很有耐心，认为迟早可以通过唐生明实现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蒋介石也一直不放弃这一关系，但又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就这样若即若离维持到了抗战结束。期间，几十个被捕的军统特务被唐生明保释出来，几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也在唐生明的要求下没有遭受虐待，得以保全性命。

缪斌在北伐战争期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在江苏省民政厅任厅长时因贪污被蒋介石罢黜。抗日战争爆发后缪斌投敌，但并不为重视，仅担任汪伪政府考试院的副院长，有职无权。日本小矶国昭内阁刚刚组阁，就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作出要积极和重庆政府展开和平谈判的决定。1944年10月，今井武夫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这时，缪斌对今井武夫说：“我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因此请从中斡旋，允许再度使用被日本宪兵队封闭的无线电台。”今井武夫清楚缪斌的历史，并不相信他能够得到重庆政府的信任，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日华和平是被认为非实现不可的最高政策，所以同意缪斌使用无线电台。但日方对缪斌的电台侦听，除了买卖物资的情报，并未发现其与重庆联系。

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海陆军驻南京的武官也都不信任缪斌，报告给外相重光葵。重光葵反对小矶国昭使用缪斌，他们拜见小矶国昭，向他报告缪斌的不可靠，建议政府停止“缪斌工作”，但小矶国昭还是坚持使用缪斌，甚至打算内阁进行改组，撤换掉反对使用缪斌的外相重光葵。

1945年2月，盟军攻占硫磺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急需实现对华和平，缪斌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被小矶国昭紧紧抓住。3月16日，小矶国昭让缪斌乘飞机到东京，缪斌到东京后受到热烈的欢迎，住进迎宾馆。缪斌一到日本当即表达了他的和平方案：

一、南京政权即时自动宣布取消。

二、在南京政权取消的同时，重庆承认民间有力人士（即缪斌自己）组织中华民国南京留守府。

三、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府成立时，就和重庆商谈停战撤兵的事。停战协定正式发表时，重庆的中央政府就还都南京。

四、中日代表即在澳门会商。[25]

这个方案，显然是缪斌希望自己掌控留守府以便为自己找一条出路，缪斌是日本政府的救命稻草，那么留守府就是缪斌的救命稻草。

这个日华和平实施方案在3月31日临时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了出来，遭到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及统帅部的一致反对。但小矶国昭鉴于战局恶化，固执己见，孤注一掷，坚持推进“缪斌工作”。4月3日，小矶国昭上奏裕仁天皇请求天皇接见缪斌，但天皇认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由于“缪斌工作”的失败，4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只好辞职。“像这样由于中国的一个怪人物的关系而被迫总辞职的内阁是没有先例的。”[26]直到前一天为止还被隆重款待于迎宾馆的缪斌也立即被赶出去了。

抗日战争结束，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在接收日本战时内阁档案时，发现了日本内阁讨论缪斌活动的档案及《缪斌与东久迩宫和平会谈的记录》。东京审判时，日本方面举出的辩护资料《木户日记》中也有缪斌工作的记录，此事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于是，麦克阿瑟电询蒋介石为什么瞒着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还准备传缪斌去东京做证人。蒋介石复电表示绝无此事，并立即下令逮捕了缪斌。1946年4月3日，缪斌在苏州高等法院受审，在法庭上，缪斌陈述自己献身于日华和平工作而去东京，为中国树立了功勋，但法庭庭长驳斥说这是国民政府毫无预闻的荒唐无稽的胡言。4月8日，缪斌被判处死刑，5月21日被处决。缪斌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大汉奸，军统局移送缪斌之文中说：“缪对抗战虽不无微功，乃属投机取巧。”

八  反主为客——小鬼子，你也有今天！

南京伪政权的汉奸们也清楚日本已经是日薄西山，纷纷采取各种手段与重庆联系。1945年2月，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会见今井武夫，向其介绍了由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派来的一个名叫吴树滋的人。吴树滋是杨揆一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来南京前，吴树滋受重庆方面的指令而与日方接触。当时小矶国昭内阁正专心于“缪斌工作”，今井武夫与吴树滋的联系和会谈只能私下进行。

今井武夫判断：何柱国派吴树滋来，是根据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指示，当然是得到蒋介石的许可的。另外可以推断，站在中国战区现任指挥官的立场上，如果未经蒋的批准当然不能作出这个行动的。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国昭出任首相。为了尽快从中国战场抽身，铃木内阁决定抛开南京伪政府，要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5月，日本的形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机的关头，迫切希望对华和平以便撤回在华日军来用于保卫本土。铃木内阁决定由陆军大臣负责，具体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担任此项工作。在冈村宁次的安排下，于是，今井武夫加紧了同何柱国的联系。

5月中旬，吴树滋向日方非正式提出中国方面的原则，大致内容是：

一、日军无条件地从山海关至广东的中国国土上全部撤兵。

二、日军今后应根据日华协议的条件，从满洲撤出兵力。

三、中国不妨害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27]

这个原则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中国所要求的绝对条件是第一、第二两条，即日军从中国大陆全面撤兵这件事，对于中国以外战线上的日军战斗行动，表示了概不干涉的意向。

6月中旬，为最后洽商会谈的日期，吴树滋离开南京，前往何柱国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附近的沈丘向何汇报。时值雨季，路上耽搁了时间，半个多月后，今井武夫才收到何柱国的来电，指定会见地点在何柱国部下张庆弟的警备司令部——河南省周口镇南边的新站集。

7月4日，今井武夫从南京乘机出发，当天连降大雨，制空权又被中美空军掌握，其座机差点成了中美空军的猎物。今井武夫冒着被击落的危险不远千里乞和的行为，与抗战开始时日军的傲慢和狂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月9日，今井武夫辗转来到河南新集站，与何柱国进行会谈。

会谈中，今井武夫仍提出“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日军部分驻兵”等之前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此时，距日本宣布投降已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却仍幻想保有伪“满洲国”。今井武夫还表达了中日两国直接和谈的愿望。今井武夫还说：“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努力做到不违背道义，对此很想知道中国方面的设想。”

何柱国在回答时，一开始便拒绝了中日两国单独和平的可能，其答复要点为：日华单独讲和在《开罗宣言》发表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从而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的话，那么必须同时把世界和平作为必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日本战败，结果衰亡，这决非中国所希望的。我们宁愿日本即使在战后仍作为东亚的一个强国而存在，和中国携手协力维持东亚和平。因而热切希望在必要的国力尚未消耗殆尽的时候，日本政府明智而妥善地早日结束战争。因此，日本万一有什么请求，中国方面将毫无保留地将日本的和平提议转达给盟国。特别是蒋介石主席对日本天皇制的继续存在表示善意，并已向各国首脑表明了这个意向。战后，日本首先从满洲以及海外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也必须交还。本条件已经盟国协议完毕，所以没有再更改的余地。

因为彼此的条件差距太大，会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谈让今井真正地认识到日本大势已去。“如果同六、七年前，不，同两、三年前我们向重庆政府提议的和平条件相比，我重新真正认识到彼我所要求的条件完全颠倒过来了，有了天壤之别。对于历史车轮飞速地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28]

[1] 陶希圣：《台儿庄战役之后》，载黄美真等：《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1984，第274页。

[2] 汪精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载黄美真等：《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1984，第178页。

[3]《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周佛海笔录》(1946年9月2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第108页。

[4] [日]今井武夫：《渡边工作现况》，载黄美真等：《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90-293页。

[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第437-439页。

[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3月17日云：“送妻登机飞赴香港。”

[7]《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日本书房，1973，第614页。

[8]《宋美龄对条件的意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日本书房，1973，第615页。

[9]《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  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日本书房，1973，第618—619页。

[10]《杜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日本书房，1973，第634-635页。

[11] 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115页。

[12]《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3]《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4]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5]《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6]《困勉记》，稿本，1940年3月21日。

[17]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8]《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3日。

[19]《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6日。

[20]《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15日。

[21]《周佛海日记全编》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327页。

[22]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162-163页。

[23]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163页。

[24] 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01页。

[25] 王晓华等：《国共抗战大肃奸》（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第266页。

[26]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193页。

[27]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198页。

[28]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