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记忆：中国古建筑的人文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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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时至今日，以“基建狂魔”著称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地标。它们各领风骚，许多的现代建筑，虽然建筑材料今非昔比，但“建筑人文”的理念，仍然一脉相承。

　　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从远古迤逦而来，在脚下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构筑起了一幢幢风格迥异的建筑物，一座座气度非凡的城市。穿透时空的迷雾，踩踏着历史的印痕，我们不难发现，建筑和城池——这些最原始古老、最直观突兀、最值得人类骄傲的“物化记忆”，一直承载着人类沧桑历史和繁复社会意识的积淀，既见证着人文，也被人文的魂魄牵引着翩跹前行。

　　一

　　中国古人类的幼年时代，对“建筑”的所有记忆和憧憬，都可以从神话和传说中找到踪影。据传说，我们的祖先在混沌初启时，几个较大的氏族部落，都分别以首领的发明来命名氏族，他们是：教人筑巢的有巢氏；发明钻木取火技术的燧人氏；发明农业的神农氏；教人结网猎鱼、预测自然规律而首创八卦符号的伏羲氏。有巢氏生活在距今大约三百万年左右，他是原始居住的启蒙者，教人像鸟一样在树上筑巢，以避风雨，以防兽害。随后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们渐渐地由巢居转移到了半地下式的穴居生活。穴居也称“营窑”，近现代发掘的龙山文化、半坡文化等遗址，特别是在西北地区至今沿袭保留的这种窑洞式的建筑风格，都是祖先们曾经穴居的写照。

　　有巢氏文化主题公园雕塑——“以木构巢”

　　穴居演变过程图  出自《中国古代居住图典》

　　顺着“三皇五帝” 神话传说这条线索，也能找到祖先们 “原始建筑文化”的踪迹。

　　“三皇”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指天皇伏羲、地皇女娲、人皇神农。地皇女娲，人首蛇身，为天皇伏羲之妹，她起初以泥土造人，并首创婚姻制度；世间天塌地陷时，她又熔彩石以补天，斩龟足以撑天。无疑，女娲补天撑天的神话，流露出了远古祖先们首先对改善生存居住条件的强烈愿望。

　　汉代的画像砖中，有一幅“伏羲女娲图”，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缠绕相交——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文化”的形态描述男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手里竟然一人举着圆规，一人举着直角尺！后人在阐释这幅画时，演绎出多种象征意义的说法，生殖崇拜说认为这是中国古人“阴阳交合” “化生万物”意识的象征（据说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就以“化生万物”为名，在首页插图上刊登了这幅伏羲女娲交尾图）；

　　《伏羲女娲图》

　　中国古代最早的宇宙结构说 “盖天说”则认为这是远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最初认识——圆规画天，直角尺画地，即象征苍天和大地；而社会学说则以“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追溯到了古代制定社会规则的源头。现代的一些学者更是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拿这幅“蛇身人首”像和古埃及的 “狮身人面像” 建筑做起了比较；更有甚者，说伏羲与女娲下身的螺旋状交尾图，和生物的基本营养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形式竟然非常相似……暂且不论这些象征和想象的说法，但其中所流露出的原始“建筑文化”意识，竟然和建筑史上的“三四规则”相吻合，这着实令人惊叹！

　　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世界范围内的古建筑都有“三四规则”，如国外的金字塔是三角形、四面结构，而我国古房屋建筑则多崇尚四合院，木系结构也多以“四柱”方形作基本框架。这是否可以说明伏羲时代就有了建筑呢？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史学界几千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发掘的甘肃省天水市的大地湾遗址，才证明了伏羲时代确实是有建筑的。

　　大地湾遗址

　　天水市素有“羲皇故里”之称，是传说中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历史上曾有成纪、上邽、秦州等称谓。伏羲、女娲首先在天水点燃了中华文明的薪火，即“大地湾文明”。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大地湾组织开展的考古挖掘，涵盖了从距今约7800年到4900年前后3000多年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历史。这里不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约1000年；还发现了中国文字最早雏形的彩绘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时间早了1000多年。最重要的是，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距今约5000年、考古编号为“F901”的建筑遗迹，该遗迹是目前所见中国最古的房屋建筑。总面积达400多平方米，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建筑四部分组成。其中主室131平方米。大地湾遗址的房屋，早期多以半地穴式圆形为主，而此遗址却是平地建筑，规模很大，形同宫殿。还有罕见的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编号为“F901”的建筑遗迹

　　“三皇”后紧接着是 “五帝”。黄帝居“五帝”之首——“黄帝土德、中央之味，以主四方。”在较早记述黄帝事迹的史籍《黄帝内传》里，黄帝有很多功绩，如发明婚姻制度、兴文字、造指南、创医学等，与“建筑”有关的发明也不少——“设棺椁，置冢墓” “筑城阙，建宫室，立台榭”；还提到黄帝在蓬莱会见了神仙王母，回来后“筑圆坛以祀天，方坛以祭地” 等。但该传记也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说黄帝出行时“或乘飞龙，或乘飞虎，或乘鸾鹤”等许多现代人都难以想象和企及的举动，这就使得黄帝时代是否有“城阙” “宫室” “台榭”这些建筑变得亦真亦幻了——兴许有，但也只是难以长久留存的土木结构之类吧？

　　黄帝

　　神话传说变得耐人咀嚼，耐人遐想。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里，映衬出了祖先们对居住环境的最原始朦胧的向往，这反映在以“昆仑山”派和“蓬莱三山”派为代表的中国神话的两大源头里。“昆仑山”派神话是祖先们对居住环境的高俊和安全性的向往，“蓬莱三山”则是对大海和仙境的向往，两者合在一起就启迪了古人“敬畏自然、依恋自然”的古建筑学的潜意识，历经几千年的演变，最终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设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模式。

　　杭州西湖仍然可以寻到“一池三山”的影子。

　　辽阔的外湖西部三岛鼎足而立，南面最大的为三潭印月“小瀛洲”，中间的为湖心亭，最北为阮公墩。

　　二

　　当祖先们不断推进发明创造的时候，文明的曙光就照亮了黑暗的森林，从而使他们从森林走向城池。中国上古是没有“城市”这个词的，“城”和“市”分开称呼。“市”最初指古代物物交换的集市方式，据古籍《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传说炎帝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的始作俑者，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记录时间的方法，炎帝于是告诉大家拿太阳来做标准——太阳当顶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就散市。显然，最早的商业活动，就发生在“原始村落”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城池雏形，也萌发在“原始村落”里，这不是哪个人的主观臆断，是有文物考证的——从安徽亳州的史前文化遗址、商文化遗址中可找到依据。当代考古学家在亳州发掘的隶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有两处，一处是蒙城许疃镇毕集的尉迟寺遗址，1989年这里发掘了距今约4000至5000年的原始村落，有“中国原始第一村”之称；另一处原始社会遗址是位于亳州城西涡河南岸的傅庄遗址，距今已经有约5000到5500年的历史，有古墓群和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千余件器物出土。

　　傅庄遗址

　　都城的出现和国家政权几乎是同步，所以最大的城池莫非国都。约公元前21世纪初，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都”一词，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有了记载：“禹为华夏族首领，建都安邑，以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司马迁却没说清“安邑”的具体地理位置，以至于给现代留下多种说法：一说在今夏县禹王城；还有一种说法，约公元前2000年，夏朝国王太康在位，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州)。尽管夏都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但从《史记》的记载里，我们相信夏朝时已经有了“都”城；同时可进一步猜测，此时建筑物的留存性较差。

　　到了商末周初，都城的建筑物有了一点遗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与商纣王会战，结果是殷军大败，纣王自毁，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如今的汤阴城，史载是周朝立国的都城，古称“邶”。据说邶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地方，周文王用几根细细的蓍草摆放，将伏羲的八卦改为六十四卦，推演为《易经》，创建了神秘的周易文化，于方寸之间推演出了天地律动和宇宙神韵。《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汤阴是《诗经》里《邶风》的发源地，其中的“自出北门，忧心殷殷”等诗句就从一定的侧面说明这里曾是繁华的城。乾隆时期的《汤阴县志》载：“邶城在县东三十里，此武王灭殷，分封诸侯，封纣子武庚于此。”遗憾的是，如今的邶城只剩下高出地面三米多、面积约三百平方米的土石台（名曰“冢子”：相传为古观兵台）的废墟和遗址，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如果没了这点土石基料、仅使用土木材料的话，周朝的地面建筑可能也流失贻尽了。

　　石头材料的古建筑物就较易于留存。当代人就在今辽宁南部的大连、营口、鞍山境内发现了多处国内最古老的地面石头建筑物——石棚，是距今约3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器时代早期的巨石文化遗迹。具体用途不详，可能是用于祭祀或部落首领墓葬。

　　海城析木石棚

　　位于辽宁海城市析（音“思”）木镇姑嫂石村南的山坡上

　　西周时期，是奴隶社会制社会发展的重要时代，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等级和宗教法理关系，也就形成了相应的城市建设制度。在《周礼•考工记》中，我们已完全可以看到王城建设的基本布局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东周末期，由于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商业的逐步发达，特别是战争的频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的初潮。在春秋战国时，一百多个诸侯国竞相建城，华夏大地整个就是一个多城的世界，此时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建城、守城、攻城史。

　　春秋战国的建筑理念，基本有两大类型，一是以儒家孔子为代表的以维护社会等级和礼法的“规则论”。二是以老子和齐国的管子为代表的“自然至上”的理念。老子的《道德经》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道法自然”；管子则有些实用建筑哲学的味道，他强调：“因天才，就地利，战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他以“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管子•乘马》）来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

　　管子的实用建筑哲学和“风水论”的糅合，加重了古代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理念，随后的千多年里，一些“仿生城”应运而生。春秋吴都（今苏州市），高出水面的土墩就像龟背，纵横交错的水网则是龟背上的纹路。伍子胥筑城时仿照龟的形态，街坊布局犹如龟背纹路，城池外形模仿龟背外缘，此城3000余年长寿未衰，传承着吴越文化。福建泉州城池营造为鲤鱼形状，城外环之以河，就像鱼嘴唇上的游线。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外形状如卧牛，被营造成卧牛城——卧牛能镇水，为使黄河不泛滥成灾，故取此形。广西的崇左葫芦城三面被左江环绕，为一个右岸的牛轭状河堤，元明以来，人们依山形就水势从中营造了一个葫芦城，只有一条大路从葫芦口进城，四座城门临江而开——意寓取宝葫芦的灵气。南京等城则以“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为格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很讲究地势和“风水”。帝王陵区，更是讲究“风水”的，无论是北京的十三陵还是陕西关中的帝王陵群，莫不如此。

　　当规则论、自然至上、风水理论三者进一步融合时，就标志着完整的中国古代的建筑理念最终形成了。这种追求秩序与规则、整体与细节、“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也就从这时起，中国古建筑基本确立了“环境整体经营”的理念，无论是金碧辉煌的历朝古都，一般路、府、州、县的城池，还是邑郊园林、风景名胜，甚至深山里飞檐斗拱的庙宇与道观，江南烟雨中的普通民居，……都是这一理念的“物化记忆”而已。

　　苏州平江图原碑

　　三

　　秦王朝，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波高潮，留存于世的建筑，即使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

　　秦国留给后世的“三大工程”秦长城、兵马俑、秦直道，前二者已驰名中外，但就知名度较低的秦直道而言，也足以震惊世界。秦直道长约700公里，南起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纵贯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总体走向呈南北直向，于是被称为“直道”。它修筑于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的秦始皇执政时，比罗马大道早100多年，比现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德国境内的博恩到科隆的高速公路（建于1932年）早了2100多年，其主干道最直的路段（如陕西省富县境内的“车路梁”）可以做中型飞机的起降跑道，最宽处达六十至一百米，如今可以并排十二辆大卡车，因此秦直道有“古代高速公路”之称。

　　秦直道路线图

　　在《史记》等大量的史籍里，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时期“北击匈奴、南征百粤”，连续对外用兵，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北筑长城”用兵四十八万；“南戍五岭”动用五十余万人；修秦直道用兵七十余万人——这些姑且被认为是“防御性工程”，但动用奴隶七十万人在骊山修皇陵和阿房宫就是彻头彻尾的“形象工程”了！从秦都咸阳修到骊山脚下的阿房宫，亭台楼阁曲折迂回，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它的气势是“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据中国人口资料载，秦始皇时期全国的人口也就两千万左右。这么少的人口，以当时生产力的承受水平，搞这么多工程建设，实在是劳民伤财，以至于“百姓靡蔽，孤寡老弱不能相望，道死者相望”（《汉书》）。所以，秦二世而亡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时至今日，以“基建狂魔”著称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地标。它们各领风骚，许多的现代建筑，虽然建筑材料今非昔比，但“建筑人文”的理念，仍然一脉相承。

　　任何时代的建筑都没有纯粹的美，但人文却可以使建筑美得纯粹。正是因为保有传统的基因，这些人文的DNA，才让今日的建筑，与那些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物化的记忆”一起，美得纯粹。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