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国都爆发金融危机了，我国也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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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有一句名言：美国是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的一只友善的大狗，每次摇动尾巴的时候都会撞翻椅子。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看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治下的美国，他就不会说这是一只友善的大狗了。而且他还会注意到屋里多了另一只巨兽——中国。

　　美中两国的政策制定者掌控着未来几个月全球市场波动的钥匙。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是友好的。

　　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全球增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尽管并非总是以有益的方式。

　　旨在维持币值低估的重商主义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失衡，后者又助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尽管如此，北京方面启动了抵御这一巨大冲击的首个大规模刺激计划，这一点受到的赞许却太少，尤其是在美国。

　　除了大规模增加公共支出，我国政府还向四大国有银行放款，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与GDP之比从2007年的98%扩大至2010年的109%。

　　主要在本地运营的规模较小的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82%上升至2010年的103%。这些数据来自经合组织(OECD)最近一期《商业和金融展望》(Business and Finance Outlook)。

　　再加上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的贡献，这使得在国有借款人掀起的巨大投资热潮中，实际国内需求从2008年末至2010年初增长了近20%。

　　虽然这样做是出于我国自身的利益，但它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同样要注意的是，危机过后，中国人民银行(PBoC)便停止了压低人民币汇率。

　　如今，国际投资者日益担心的是，我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270%，而我国资本不足的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负债表规模达到了GDP的310%，如果计入影子银行的表外业务，比值将达387%。这些都是高到可怕的数字。

　　我国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占GDP的比重高于美国的银行。经合组织指出，表外业务的规模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过了2007-08年危机的一大祸首——证券化——当时的比重。

　　投资者之中还有一种假设，即影子银行体系产生的理财产品一旦出现问题将由政府兜底。这种具有道德风险的体系鼓励了过度冒险。

　　这一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然而，我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可能不会造成全球金融动荡。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封闭的，债权主要由我们自己人持有。

　　政府仍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我国的有关部门在采取措施降低金融体系杠杆方面也一直保持稳健。

　　对外部世界的金融稳定的真正威胁是间接的，源自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美联储(Fed)提高利率、收缩资产负债表之际，我国刚刚开始的信贷紧缩正加剧全球流动性收紧。

　　近期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直接助推了美国金融环境的收紧。随着贸易战不断升级，可以指望的是，对于人民币汇率，政府将继续奉行有益的政策。

　　这对特朗普而言是个坏消息，但对美联储来说未必如此。如果面临经济放缓，货币升值将成为暂停收紧政策的借口。有关屈从总统的压力而放松政策的指责可能不会那么有力。

　　随着新兴市场面临着重大危机，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金融风暴的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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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经济机理的结构性变化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实体经济的“旧经济”之中。统计数字说明，经济增长减速是从2007年开始的，2007-2009年是第一个“L型”，经济增速从年均13%下降到10%;2010-2012年是第二个“L型”，经济增速下降到“保8%”的水平;2013-2016年至今的6.7%是第三个“L型”。

　　把3个“L型”接在一起就是“阶梯型”，而且未来还可能有第四个台阶。若以2007年的产业为基数，把新增产业的经济贡献度剔除，“旧经济”的GDP贡献度一路下行，整体下行到4.1%，其中第二产业下行到1.7%!而“新经济”的GDP贡献度则一路上行，整体贡献度在过去3年从1%左右上升到2.6%。换句话说，若没有“新经济”的贡献，今年1-9月的经济增速只有4.1%!可想而知，从2007年的13%到如今的4.1%，“旧经济”怎能没有危机!

　　以此为背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控风险”还能是让银行资金再去“扶危救困”吗?显然不是，“控风险”的重点应该是严控深藏在“旧经济”中的债务危机!曾经讲过，美国的“次级贷危机”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使过多没有还款能力的家庭借钱买了房产，中国债务危机的根源却并不在房地产市场，而在于两大金融“黑洞”：

(1)让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过度投资;

(2)让没有还款责任的地方政府举债投资。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3个热点话题出现了：

其一是“债转股”驱动国企改革;

其二是“降税率”助力实体企业;

其三是“控楼市”抑制资产泡沫。

这3个话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却是一根绳子上的3条导火线，点燃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对金融安全带来影响!由此演绎，“控风险”将是未来3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重中之重!

　　如何才能有效控制我国的金融风险呢?

　　个人建议在减速换挡+债务上升的经济增长模式中：

(1)当务之急是扼制债务增长的趋势，否则新增债务加负债利息会吞噬全部经济增长的成果;

(2)控制新增债务的重点是严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举债投资，同时全面推动“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深化，以提升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

(3)切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战略，让过剩产能“变废为宝”，让超额货币“化险为夷”。

　　做到上述3点看似很难，其实未必。2016年是中国经济“本土全球化”的元年，也是中国“城市群”正式落地的元年，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若继续成长，几乎必然走向(1)家庭财富的证券化;(2)本土经济的全球化。在证券化和全球化两大趋势之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只需顺水推舟，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