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子弟兵从星星闪耀中杀出来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93年了。

　　1927年，那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最为痛苦的一年。

　　这一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西边击溃吴佩孚，东边打垮孙传芳，逼近长江一线。

　　英美日帝国主义着急了，尤其是英国，长江一线是它传统的势力范围，眼看着要被革命军队占领。

　　它在长江上游炮击万县县城，造成千余官兵和平民伤亡，它在上海集结重兵，除了2万多人的军队，还有63艘军舰，准备阻止进一步的北伐。

　　除了英国之外，美日法等国也纷纷向上海调兵遣将。

　　当时就是这样，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有很多外国军队；在我们国家的内河里，有很多外国炮舰。

　　他们在“秀肌肉”。

　　后来他们发现，也许不用动武了，因为蒋介石的口风变了。

　　他告诉美国人，北伐军可以不在上海驻军。

　　他告诉日本人，自己将尊重现有条约并保护外国人利益。

　　他要求列强代替苏联为他供应武器弹药，从而可以从革命阵营中独立出来。

　　因为他虽然手握大部分军权，但政权仍然控制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手中，不久前，他刚和武汉国民政府发生冲突，被叫到武汉训了一顿。

　　既丢脸，又愤恨。

　　如果能获得江浙财团和列强的支持，他就可以有恃无恐，公开对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利用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接着指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借口“工人内讧”，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学生、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他确实迈出了这一步。

　　因此，大屠杀开始了。“四•一二政变”，杀得共产党人血流漂杵。

　　汪精卫是个不错的诗人，但在政治上就是个政客，信他就“信了你的邪”了。

　　1927年7月15日，武汉，汪精卫也开始“清共”，又一次血流成河。

　　共产党人，从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党内精英汪寿华、赵世炎，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在对革命的叛变中牺牲。

　　也就是这一次，共产党人被血腥的屠杀惊醒了。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那个此时还不太重要的年轻人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去湘鄂赣粤开展秋收暴动，一支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小规模的部队在他的领导下张罗了起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这是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旧址

　　毛泽东率兵转入井冈山，与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合，形成“朱毛红军”。

　　这就是人民子弟兵最初的来历。

　　细读历史，总让人掩涕太息。

　　彻底扫除封建主义，彻底赶跑帝国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再也没有外国军队能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炮轰我们的城市，枪杀我们的工人。

　　最终依靠的，居然就是这支衣衫褴褛、人比枪多、常常忍饥受冻的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南瓜！今天我们不怎么爱吃了。

1

井冈山

　　“四•一二”“七•一五”之后，共产党人醒了，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会被杀得这么惨？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军队。

　　从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组织能力，就都用于为国民党服务。

　　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动了许多中国儿女参加革命，但参加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

　　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下，中共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组建军队，只能通过共产党员在军队内部掌握实职或者动员军队领导人加入共产党的方式来影响一部分军队。

　　比如叶挺掌握的后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这样来的，贺龙指挥的第20军，是这样来的，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这样来的。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所能掌握的军队是非常有限的，不论任何政党、军阀，对军队都视同政治生命，决不容他人轻易染指。

　　此前，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从他的第一军中赶走共产党人，原因正在于此。

　　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贺龙部，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离开南昌后，一路上被围追堵截。

　　这第一枪，非同凡响——这意味着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开始了。

　　这支历尽千难万险的部队，最后抵达了井冈山。

　　为什么会去井冈山？因为毛泽东在那里。

　　井冈山的毛泽东故居——茅坪八角楼内景

　　从八七会议委派毛泽东去湘鄂赣粤开展秋收暴动开始，历史的主舞台已经发生了转移，一条全新的道路开始萌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似乎消失了，把身形隐入了南方的莽莽群山之中。 

　　秋收暴动。

　　得益于长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粤湘鄂赣四省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秋收过后正是农闲，农民也暂时脱离了劳作的牵绊，更容易被发动起来。

　　在联系各地准备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被捕，几乎丢了性命，但他对前景仍然非常乐观。

　　他也和中央的瞿秋白一样，认为当下正值革命高潮。“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但他和中央的主流认知不同的是，他更加清楚也更加强调军队的作用，而不像其他人一样总是拘泥于理论，以及俄国或者欧洲革命的城市暴动模式。

　　“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刚好，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时就驻扎在修水县，而卢德铭是中共党员。

　　他率部寻南昌起义部队不遇，辗转到修水休整，一拍即合，卢德铭成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暴动开始。

　　起义部队取名“中国工农革命军”，一共有4个团，第一团是警卫团，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第三团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第四团则从夏斗寅残部改编而来。

　　起义目标是攻取长沙，计划由第一团、第四团打平江，第二团、第三团攻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这是按照瞿秋白领导的盲动的中央的方针制定的计划。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还没有到达平江，第四团就哗变，攻击第一团，而第二第三团占领浏阳县城后即陷入重围。

　　9月19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毛泽东终于对“领袖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困惑。

　　硬拼蛮干，就是死路一条。他决定，不打长沙了，向江西萍乡方向转移。

　　转移过程中，又被江西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伏击，22岁的总指挥卢德铭在血战中牺牲。

　　毛泽东决定把部队带往井冈山，那里重峦叠嶂，穷乡僻壤，两省四县交界，军阀没有兴趣，也鞭长莫及，是一个军事压力最小的生存环境。

　　这一念转向，是历史重新开始的一刻。

2

人民子弟兵

　　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的部队已经从一个师减少到一个团。

　　哗变溃散、不听号令等等问题，让他意识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此又形成了把党支部设到连队的政工传统。

　　此外，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组织系统。图为韦启美的油画《三湾改编》

　　后来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从三湾改编开始萌芽。

　　抵达井冈山之后，毛泽东以赤诚打动了当地土匪袁文才、王佐，把他们的部队收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

　　为了团结部队，与群众搞好关系，毛泽东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初，毛泽东在“三大纪律”之外补充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偿。

　　再后来，又增加了两项注意——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变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与时俱进，多次修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内容如下：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英勇顽强岱崮连”干部战士在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资料照片）

　　一直到今天，90多年之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原则。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路血战，从江西打到粤东，又从粤东折向湘南，再从湘南杀回江西，一路损失惨重，又一路补充兵员，终于在1928年4月28日抵达江西宁冈县城的龙江书院，与毛泽东会师。

　　会师以后，两支队伍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第四军下辖三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第十二师师长陈毅。

　　后来接获中央通知，中国工农革命军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的名字由此而来。

　　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资料照片）

　　在此之前，并没有红一军、红二军、红三军，红四军所部，也没有第一师到第九师。红四军九个团，也是从第二十八团开始，直到第三十六团。

　　这样做的目的，是虚张声势吓唬人，听上去红军刚诞生，就有数十万人的规模，事实上红四军一共只有一万人左右，枪械数量则比人员编制少得多。

　　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政治思想工作所唤起的部队对贫苦百姓的感情，红军很快就赢得了井冈山人民的好感和拥护。

　　老百姓拥护红军，认定它是为自己而战斗的，因而也就情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红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为同样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去战斗。

　　“人民子弟兵”，从井冈山走了出来。

　　这是一支与过去的任何武装力量都截然不同的军队，它来自人民，为人民而战，军队与人民之间，是鱼水关系。

　　“军民鱼水情”，也是从井冈山破土而出。

　　红军官兵助民夏收（资料照片）

　　在过去，任何战争的受害者都是百姓。

　　官兵、匪兵、洋鬼子，烧杀抢掠并无二致，这些角色，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都是同一种人——敌人。

　　而毛泽东从秋收暴动开始的事业，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权。

　　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人民子弟兵，这样的军队来自人民，与人民血脉相连。

　　他们战斗，是为了保卫父母兄弟，以及为自己及亲人谋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紧捆在了一起。

3

“十六字诀”

　　毛泽东早在“八七会议”之前就主张“上山”。

　　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的活动空间已经很小，但在农村，还有许多“帝力何有”的广阔地带。

　　国民党军修建碉堡，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资料照片）

　　“上山”之后的毛泽东，有了自己坚定的主见，不再盲从领袖，盲目攻打大城市，试图“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他坚持从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入手，保存和壮大红军，爱惜这难得的革命火种。

　　毛泽东掌握了部队，身上就担当着战士的生命。他开始潜心研究军事。

　　最早给予他启发的，不是俄国十月革命，不是欧洲革命，恰恰是袁文才、王佐的山大王生存法则：“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打不过，跑得过。官兵一来，土匪就往密林里钻，带着它转圈圈，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弄得它晕头转向，几下就甩掉了。

　　毛泽东深受启发，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变成“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

　　红军和土匪有本质区别，红军的目的是革命，最终是要消灭敌人，应该懂得怎么跑，但跑只是手段。打圈的同时，要抓住时机，集中力量攻击敌人，即便不能歼灭，也要狠狠地咬一口。

　　所以毛泽东说：

　　“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这是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源头，后来总结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平原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图左：地雷战。上图右：地道战。下图左：破袭战。下图右：水上游击战

　　这“十六字诀”，成为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游击战圣经。

　　毛泽东的游击战战术原则的表达还包含另外两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战术，分为六条：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地形；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当然，他的经验，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之所以要采用游击战术，根本原因还是红军自身太弱小。

　　一开始，正面冲突打一打敌人的民团还可以，要和地方正规军对抗则力有未逮，游击战的目的就是既保存和壮大自身，又伺机削弱敌人。

　　游击战术的有效性很快就在战争中得到了验证。

　　红军战士在冀中的麦田里进行伏击战（资料照片）

　　1928年5月2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会剿”。湖南、广东、江西各自派出2个师，一共6个师的兵力，参加“会剿”。

　　“会剿”不是“围剿”，“围剿”是后来的事情。

　　毛泽东对游击战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敌人中最弱的是江西杨如轩、杨池生的两个师，毛泽东集中兵力将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得杨如轩逾墙而走，杨池生身负重伤。

　　赣军被打垮之后，湘军和粤军望而生畏，不战而退。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4

星星之火

　　第一次反“会剿”之后，当时的湖南省委瞎指挥，毛泽东被排挤出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军。

　　由于以弱小的力量去硬碰湘南强敌，加上毛泽东离开之后军队内部风行极端民主化、散乱吵嚷，红军在湘南遭遇败绩。

　　在惨痛的失败面前，朱德等红军将领意识到，还是要请毛泽东回来。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重申了政治建军的原则。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就在此时，蒋介石又下令开始了“三省会剿”。

　　毛泽东还是一贯的战术——“雷公打豆腐”，决定从闽西向赣南进军，赣军最软，就拣软的捏。

　　因为湘南之败，红军内部弥漫着强烈的悲观情绪。

　　还在井冈山上的时候，林彪就提出过“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就批评他“娃娃不懂事”。这次进军赣南，作为红军四个纵队之一的第一纵队的司令员，林彪又在路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主张红军分散打游击，各自找出路。

　　毛泽东意识到这是在红四军中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是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心结，于是他在征战空余，写了一封7000字的长信，回应林彪。

　　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是给全军一个思想指导，因此这封信不是单独送给林彪，而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到红四军各基层单位。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这封信，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事实如此。

　　1927年以来，在红四军影响下，共产党人纷纷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决心，打出武装割据的旗帜，一支又一支的红军在各地出现，在全国一片白色的版图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鲜红。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

　　红二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恽代英。

　　红四军，与朱毛红军同名，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

　　红六军，一共有三支同名部队，领导者分别是军长孙德清、政治委员周逸群；军长李勋；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

　　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小平。

　　红十军，军长方志敏。

　　红十一军，有两支同名部队，一支以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一支以古大存为军长，胡丙泰为政治委员。

　　红十二军也有两支，其中一支，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邓子恢，另一支的领导者是谢振亚。

　　红十四军，军长何昆，政治委员李超时。

　　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

　　红二十六军，一支是河南、山东交界处的暴动部队，一支是后来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地区领导的武装。

　　消灭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星星闪耀中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