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共一大上的代表们
民生文旅
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07-25 22:58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宣告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诞生。1921年7月23日晚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由此而诞生。
这座坐落在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坐北朝南沿街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便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的会议在楼下客厅举行。
会议开到7月30日傍晚，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闯入，贼溜溜打量一番之后说是走错地方。代表们立马警觉起来，分头散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再晚一会，历史就要改写了。经李达夫人提议，7月31号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最后一次会议。
当时整个中国只有50多名党员，出席代表也只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如此规模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而且没人、没钱、没地盘，还要面对各种风险。然而其理念和历史趋势契合，格局足以容纳风云气象，又能在风云突变之际调整组织管理模式，最终赢得整个中国大陆统治权，如今成为全球第一大党。
那个时代的中国，是最混乱的时代，列强来来往往，军阀的旗帜不停变。共产党成功之后，列强依然来来往往，但要讲规矩；军阀们统统退场。
对中国来说，中共建立是改变历史走势的大事。鉴于中共日后取得的成绩，后来凡与之相关的人都是巨大荣耀。然而当时的参与者而言，人生局面却又极为不同。因为中国诞生在暴风雨之中，又在风雨之中开启了艰难行程。
参加会议的十三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四十五岁，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他们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当时的毛泽东恰好二十八岁。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也是之间的时间恰好也是二十八年。
十三名代表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都有机会改变历史，但每个人的命运又不相同。现在说这些，不是扒那些旧事，而是通过旧事看不同的命运显示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侧面。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两人，李达和李汉俊。他们协助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李达是湖南人，留学日本。“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一大之后分管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尽管成了一名共产党，但李达首先还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是很有个性的那种。李达和张国焘、陈独秀发生了矛盾，脱党，研究自己的学术理论。建国后依然搞教育，遗憾的是没有熬过文革。
李汉俊湖北人，和李达一样是知识分子，一样很有个性，一样和陈独秀不和，但没有和李达一样脱党。遗憾的是在在国共分裂后被捕牺牲，成为一名烈士。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从李汉俊身上可见知识分子搞革命的风险。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两位，张国焘和刘仁静。他们最后走上组织对立面，成为叛徒。
张国焘因个人野心没能实现而叛党，比较容易理解。刘仁静的人生则曲折丰富。
当时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年龄最小，原本挺有前途。一大之后，刘仁静多次往返苏联，却偏偏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很感兴趣。
所谓托洛茨基理论，在那个时代被称为修正主义或托派。托派被称作修正主义，但是自认为是原教旨派，主张不断革命论，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派还主张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如果要保存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全力对外策动、输出革命。有人评论道，这种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最后就是逼得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和山本五十六联起手来，先把苏联消灭了再说。
但刘仁静并不仅仅是对其理论感兴趣。陈独秀下台之后转变成托派，刘仁静是追随者之一。但是后来刘仁静又和陈独秀闹矛盾，成为托派个体户。
陈独秀不论如何不去与国民党合作，刘仁静不但跟国民党合作，直到一九四八年还在写文章反对毛泽东，但又留在大陆。
文革中刘仁静被关押，却又熬过了文革，高寿近九十。如果不是意外车祸，可以长命百岁。纵观刘仁静一生，他属于那种为了否定而否定的知识分子。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
董必武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化石。他原本是清末秀才，转变为革命家，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孙中山的全部事业。同时另一方面他又是共产党创始人，经历过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在分裂，经历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而善终。
很显然董必武是那种极具智慧之人，一直干最危险的事儿，却永远走在正确道路上，这种智慧整个二十世纪都很少见。
陈潭秋一直是积极分子，武汉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共产党建立之后工运搞得有声有色。革命斗争时代变现也很不错。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却和毛泽民一起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反苏投蒋）手中，烈士。
最能显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是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二人都是硬骨头。
王尽美因劳累过度而死。死时只有二十七岁。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共产党员，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典范。
邓恩铭品格和王尽美一样，旦走的是另一种轨迹。邓恩铭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但他并没有屈服，狱中领导同志们与敌斗争，两次组织越狱，使得部分同志逃生，而他自己因受刑过重没能逃脱，被杀，年仅三十岁。
并不是所与人都是硬骨头。旅日代表周佛海，就是一个全身软骨的投机者，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一大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不低。但他的心思不在新组建的共产党上，而是在上海与商界老乡的女儿闹恋爱。不仅如此，很快便脱离组织，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如果说周佛海是软骨，那么广东代表陈公博相当于没有骨头。
陈公博旧学功底很好，北大毕业后跟孙中山干一段时间革命，感觉没啥前途，开小差。不经意之间，脑袋发热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干一段时间又觉得没啥前途，投靠军阀陈炯明。蒋介石灭了陈炯明，陈公博又回到共产党。国共分裂，他又跟了汪精卫。
日本鬼子进中国，陈公博发现当中国人没啥前途，跟着汪精卫当汉奸。一九二一年开会那会，陈公博带着他漂亮的老婆住在大东旅社，对开会的事不上心，整天忙着私事，仿佛借开会之机搞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
由此可见，中共一大固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并非每一位参与者都铁骨铮铮，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们制定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者说有能力去遵守标准。伟大事件的参与者，并不一定都是伟大的个体。
如果某人穿越到1921年参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收获的可能不是荣耀，而是三分之一的概率成为烈士、四分之一概率成为叛徒、六分之一概率脱离组织，只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能走到最后。
还剩最后一位代表没有介绍，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有点异类。他穿着长袍，身形高大，却很安静。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的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
会议之外毛泽东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当时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人生前十七年是农民，即使求学生涯中，搞过学生运动，驱赶过散兵游勇，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事实就如此有趣：最没有书呆子气息的人成了书呆子。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而非书呆子的人带领共产党走向成功。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虽然懂得很多道理，只能跟着共产党队伍前进。毛泽东开会时也许不如他们能说会道，但毛泽东可以改变共产党队伍的运行方向，特别是队伍前途看似暗淡的时候。
因此即便是伟大的事业，也不是每个参与者都能走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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