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鼓吹民国的人,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民国有多残酷

文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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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认真聊聊历史。

起因是看到知乎上有个挺热门的问题:穿越到民国会怎么样?

我万万没想到,都2020年了,居然还有人会相信民国是“人间天堂”,放着安定和平,有吃有喝的日子不过,还想回民国。

在他们的想象中,大概民国的生活都是小说或者电影里描绘的那样,十里洋场,歌舞升平,旗袍歌女,纸醉金迷。

当然,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没有。

当时有一类小说,叫“鸳鸯蝴蝶派”,就专门描写大上海的风光。

在小说里,大城市里有黄包车,女人们开叉的旗袍,有弄堂雨巷、家短里长,甚至已经有了煤气、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电梯。

文人雅士们的消遣除了麻将、高尔夫,还可以去青楼买醉。

租界里动不动会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争芳斗艳,冠军居然叫“大总统”,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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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凭借九十万字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

他后来还写了两本更有名的书,《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书中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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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活,当然有人会羡慕。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真的穿越到了民国,这样的生活大概率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穿越回去后过上这种生活的可能,比留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五百万的几率还低。

因为在民国时代,地主权贵阶层所占比例极低。

如果你真的穿越到民国,不出意料地成了一名普通人,你才会发现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而之所以这个新世界的生活你非常陌生,根本在于,在那个时代,对真正的权贵而言,像普通人都是可以忽略的。

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在干什么、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想法,Who care?

哪儿的政府又垮台了,哪个军阀又上台了,除了照例的苛捐杂税,几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联。

之前写文章的时候,我曾经查到过一个惊人的史料。

20世纪30年代的四川,各路军阀将名目繁多的“预征税”强加给各自辖区的农民。除每年已定税额外,他们还提前征收一年或几年后的税额。一些地区的农民已被迫交21世纪的税了。

如图:

县份   所属军阀    预征税年份

南充    杨   森        1965年

犍为    刘   湘        1975年

越西    刘文辉        1985年

安县    田颂尧        1983年

灌县    邓锡侯        1991年

(资料来源:匡珊吉,《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载《四川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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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让子弹飞》里,葛优演的师爷有句非常搞笑的台词:“不好,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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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到民国你才会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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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才是真正的民国。

这是少数人的盛世,是更多人的荒年。

事实证明,后来我们说“万恶的旧社会”,民不聊生,是不准确的,至少是片面的。

对于某一些人而言,民国,是天堂。

他们不仅生,而且生活的很好。

所需要的就是,筑起一道坚固的堡垒,堡垒里的人醉生梦死,哪管外面尸横遍野。

史料记载“上层社会普遍恐惧工农运动,并愿意支付军费来进行镇压。“

现在民国粉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经济自由”、“社会开放”、“文化发达”,不好意思,那都是对极少数的上层人士而言。

如果有幸穿越回去,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那剩下的95%,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还要时常被地主劣绅压迫的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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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去读民国文人们的著作,看他们笔下的民国温情脉脉,充满了自由浪漫的气息,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

但更多的贫苦老百姓,是沉默的。

那么,当时真正的农村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毛泽东的统计,当时的中国农村,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只占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辛苦一生,也就能勉强度日而已。

当时有一本书《黔滇川旅行记》,里面记录了作者一路看到的凋敝景象:

儿童十五六岁以下,终年是赤着身,有太阳时,晒太阳取暖,无太阳时则藏于草中,女孩十五六岁时,仍多无破裤可穿,仅用麻片以遮身。此非少数者,普通大约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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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过的作家张恨水,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其知名度应该超越了现在的咪蒙、郭敬明啥的,曾经到西北一带去旅游,一路所见荒旱连片、土匪横行,生灵涂炭,这对他造成了很大触动。

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燕归来》,开篇几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景象: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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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的张恨水性情大变,写下了很多农村、抗战之类“主旋律“题材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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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农村的景象,城市里的生活同样悲惨。

那个年代,男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20元左右,女工只有13元左右,童工更惨,只有10元。

而这个数字,是按照出工30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计算的。

这是上海烟草博物馆藏的上海华成烟厂童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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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上的这个人叫张翠英,11岁开始做临时工,制作这个证件时12岁。14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外出谋生。这个14岁小女孩,一人做工养活自己和弟弟妹妹。

抗战爆发后,她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新四军。

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进厂已经算大孩子,更小的七八岁的比比皆是。

而全面废除童工,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

我在《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抗击烈性传染病,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里,曾经写到了一个叫海德姆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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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在上海当医生,收入丰厚。

去缫丝厂调查职业病的时候,亲眼见到平均不满14岁的童工们的手被溶液腐蚀溃烂,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劳动,严重的营养不良;在虹桥机场,他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现场,那些革命者临死前还在喊着口号,给了他非常大的震撼。

他将这些所见所闻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对他们说:我觉得,光靠行医是救不了中国这个腐败不堪的社会……我考虑再三,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投身革命,和那些为了人类解放而舍生忘死的人一起生活、战斗。

这之后,海德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延安,改名叫马海德,也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红军的美国人。

建国后,他成了中国的传染病专家,大力推动并基本消灭了旧社会谈之色变的“麻风病”。

我读关于他的故事的时候,就经常想。

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小米饭、南瓜汤的陕北开始,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还加入了中国国产党,到底图啥?

其实,同样的问题,历史上早就有人问过了。

1943年,在延安开展的一次运动中,马海德被人怀疑是间谍,理由就是:

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越的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延安,是有什么阴谋?

到了1949年,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还曾在西柏坡对毛泽东说:李敦白(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特朗的秘书)和马海德是美国侦查机关的间谍,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毛泽东说:马海德1936年就参加了红军,那时候我们损失了90%的根据地、90%的共产党员、90%的红军战士,他那时候加入共产党,怎么可能是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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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马海德与毛泽东合影

我后来读到了一段历史,记载了解放前,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

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1945年,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

事后,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

这就是民国时代,一个普通人的命。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就是那个被米高扬认为和马海德都是间谍的作家秘书。

他后来也成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几十年后,李敦白回忆说: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那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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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粉们,还特别喜欢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建国后没有“大师”了?

在他们看来,民国简直是大师辈出的时代,是教育的黄金年代。

就在最近,因为高考的原因,竟然又有大V跑出来蹭热点,发微博感慨: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三人1946年报考清华,皆因差几分而落榜。“这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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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微博下亦有附和,称“看这些也感动不了那些今天的高考腐败者”。

结果,却很快被人打脸。

一是所用照片,压根儿不是梁再冰等人,而是林徽因(右)和她的表姐王孟瑜、王次亮和曾语儿。如网友所言,“差着辈儿,妈妈女儿都没整清楚这就编派上了?”

二是故意截取史实。故事里的三位确实没能在1946年进入清华就读,但梁再冰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冯钟璞,1946年先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就读,后在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而梅祖芬则是先到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补习,次年正式进入清华大学。

事实上,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民国时代“大师辈出”,除了因为乱世的背景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归功于“幸存者偏差”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这样一项统计,粗估全国文盲率在80%左右,且被视为识字的20%中,还包括那些仅认识几百个汉字、在今天只能被列为半文盲的人。

我们如果穿越过去,多半连自己名字都写不来;胡适、梁实秋之类所谓“大师”,不过是那20%的幸存者罢了。

关于那个时代真正的教育情况,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曾感叹:

“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民国时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

胡适之流拿着远超普通民众的收入待遇,掌握着充分的话语权,当然是今日梁艳萍、圆圆之流所向往的了。

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国民而言,读书是不可及的梦想,更不用生活以此改变命运。

193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做报告。提到中华苏维埃最大的一项进步,就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仍大力推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化教育建设。

他们统计了江西、福建等苏区身份的情况,在2932个乡镇中,已经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

此外还有一些识字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生里面,占很大一部分的是民国时代基本不能享受教育的普通妇女(民国粉眼中的林徽因、张爱玲,那都是什么出身和地位啊)。

当时,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还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了语文课本。

其中的《新三字经》开篇就是这六个字:天地间,人最灵。

就在刚才我提到的这份苏区报告里,毛泽东还提出了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

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

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和红军实际还处于朝不保夕的困境中,距离他们夺取全国政权还有十五六年的时间。

但那时候,他们就已经矢志要让所有人都平等地接受教育了。

民国时期,从1912-1935年,把24年间所有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加起来,一共也不足8万,和今天一所985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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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统计,1949年,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分别为25%、3%、0.3%。

1952年一年就招收了6.6万大学新生。

过了69年后的2018年,中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初中毛入学率超10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将近50%。

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曾有统计,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7年提高到11.9年。

正因为所有人都平等地享受到了受基础教育的权力,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我们和所谓“大师”间的差距才被迅速抹平了。

假如我们现在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还像民国一样,那我估计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拉出来,都有机会成为“大师”了。

当知识不再成为个别“大师”特权的时候,不再被一些教授、知识分子垄断的时候,你说她们能不恨党恨国,向往回到民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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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随着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后,水军、公知、汉奸的脸是一次打的比一次疼。

但是它们还是比较顽固,还是在不断颠倒黑白,动不动为民国“招魂”“洗地”。

起我读大学时,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受这类文章的影响,变得愤世嫉俗,对国家充满抱怨。

直到大学毕业后,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看历史、看哲学,才慢慢重塑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我之所以会在“栩先生”这个成长、职场号上时不时写历史。

原因在于,在对历史的分析和叙述中,藏着一个人的认知。说白了,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过去,怎么认识世界,怎么判断未来。

猎豹CEO傅盛说的:认知,几乎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本质差别。

现在,当我打开过去曾经信以为真的这些垃圾文章时,都在不断警醒自己:

不要轻易被误导。读历史,是要用史实说话的,是要去多方查资料相互印证的。

即使,我写的、我引用的这些资料、历史,你们都不相信,但至少还有一条人间至理是真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是会用脚投票的。

民国要是真那么好,一个建党初期只有区区几十人的党派,一个被撵得东奔西走只剩下万把人的红军队伍,能打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和几百万正规军队的国民党?

说这种话,信这种东西的人,有最基本的认知和逻辑吗?

比如美国,一开始是很支持国民党的,直到后来发现国民党政府烂到了极点,有一次FBI捣毁了一个美国黑社会窝点,找到一批冲锋枪,一查序列号,惊讶地发现竟然是支援给国民党的,又卖回美国来了;税务局查宋美龄的账,发现美国援助中国的部分美元竟然躺在美国吃利息。

最近南方大雨洪涝,政府还在积极组织百姓抗汛,却已经有公知忍不住跳出来指责“民不聊生”了。

说这话的人,知道1938年国民党政府制造的“花园口惨案”吗?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南下,居然匪夷所思地想出了人为挖开黄河渡口的馊主意,直接形成数百公里长的黄泛区,百万人直接葬身大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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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此巨大的灾祸,也仅仅只是阻挡了日军几个月的侵略。

用网上的说法,花园口事件,连法西斯的日本都忍不住控诉国民政府反人类。

让我们试试从第三方的眼睛里,来看看那个时代老百姓的“用脚投票”吧。

美国人斯诺曾经在自己的采访中,记录了一个片段。

他当时问一个老头,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下面是一段采访原文: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

“他们要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呦,啊呦!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史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如果没有民国时代的残酷和黑暗,如果没有红军队伍所带来的革命和希望,如果上面我引用的这些大量的资料、史实都是假的,如果那些悲壮的革命故事都没有发生过,蒋介石和美国又是如何被打败的?

新中国是你们编出来的啊!

有些人之所以能有这样错误的看法,那样混乱的认知,甚至还引用互联网上一些胡编乱造的所谓“历史解读”,真的不是蠢就是坏,有的还是既蠢又坏。

每个人都脱离不了阶级属性。

有网友说的非常好,你要是和圆圆之流一样,祖上是贵族,向往民国也就算了。要和我们一样,父母都是新中国出身,没有显赫家族,一样识文断字,但却还去做民国的粉丝,还想着为其树碑招魂,那就不仅仅是忘恩负义,更是不分是非黑白了。

鲁迅写过一段话: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就用这句话,送给所有还向往穿越回民国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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