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谍战类文章：汉口的蝴蝶 上海的巨浪

2020年，荡气回肠战胜新冠后

长江中下游又正面临洪水挑战！

君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

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长江上的大武汉与大上海

因缘际会这条流淌的大江

经常被人民用来联系比对

80多年前

中共中央机关

被迫迁往中央苏区，

轰动世界的上海牛兰夫妇案，

佐尔格、史沫特莱被迫撤离上海，

这些都源起于尤崇新在汉口的被捕。

神秘莫测的“怪西人案”，

中央特科国际组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刘思慕等人的辗转万里虎头脱险大逃亡，

同样与武汉有关，源起关兆南在汉口的被捕。

两人时隔四年在汉口先后被捕，都在上海引发了惊涛骇浪、血雨腥风，同时也为今天的我们掀开了当年上海滩那场最隐秘的谍战大幕！

本文试着以牛兰夫妇案、怪西人案，两个历史事件为切入点，着重来介绍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红十四局），在中共隐秘战线人员的配合下、以上海为中心，开展情报工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为能真实的展现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原貌，先做一些较为详细深入的铺垫。

1

宋庆龄、史沫特莱的真实身份

越来越多了的研究资料表明，她们两人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早被英美日等国情报机构贴上“共产国际特工”、“苏联间谍”的标签。

日本一桥大学的名誉教授加藤哲郎在自己的研究成果里明确指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娄红乐更是直白的写下《史沫特莱确系苏联派驻中国的间谍》。

方文在《左尔格在中国》中也写道“这时我才知道他（左尔格）的政治面目，同时也知道了史沫特莱的政治面目，当然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

《杨小佛口述历史》中记载，杨杏佛被军统上海区行动组赵理君、王克全（中共叛徒）、郭得诚等六人暗杀后，宋庆龄曾到杨杏佛的办公室，命人打开杨杏佛的保险箱，把她给杨杏佛的信件全部销毁。

宋庆龄离沪避港前做了两件事，一是带杨小佛去杨杏佛的墓前告别，二是烧毁了众多文件资料。

宋庆龄

军统暗杀杨杏佛，一方面是警示宋庆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参与了蔡元培、邓演达、陈铭枢的武装反蒋未遂行动。在该次反蒋活动中，他是蔡元培与陈铭枢之间的“行人”，奔走于上海江西之间，专事联络工作。

《艾黎自传》中，路易·艾黎提到，孙夫人反复叮咛他，凡是她给他的信件、便条都必须“阅后即毁”。

即便当时国内没有留下文字上的佐证，但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共产国际的解密文件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靠的证据。

马海德（经宋庆龄介绍前往陕北）的儿子周幼马根据廖承志的回忆和解密的共产国际资料，撰文确定宋庆龄、史沫特莱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廖承志的外甥女李湄在《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中，披露了宋庆龄致王明的密函和宋庆龄致何香凝女士的信，透露出两个确定信息，一是毛泽东在陕北写信让潘汉年送达宋庆龄，向宋借款5万美元，宋庆龄抵押房子后由潘汉年经手汇往陕北；二是宋庆龄为此事写信给王明，担心他们的冒失行为会使自己（宋庆龄）身份暴露。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把《宋庆龄给王明的信》收列其中。

邵雍、刘雪芹据此写作《解读宋庆龄致王明的密函》发表在《世纪》2008年第三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史沫特莱确实是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秘密党员。

关于杨杏佛，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战英雄陈养山》（姚华飞著）P13记载：“（1925年）5月5日，……党组织在西摩路上海大学礼堂召开纪念会，约有五六百人参加。首先由杨杏佛作报告。……”

由此可见，杨杏佛也是一个老党员。

他们的身份确定以后，很多疑问就迎刃而解、没有纠结了。

2

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东方部）提议，共产国际远东局1928年自海参崴迁到上海，并直接受东方部领导。王明的恩师及后台米夫任东方部副部长时，一手将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的王明推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位置。

王明

共产国际远东局下设政治组织部、联络部、军事顾问组三个部门。

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中央几乎所有重大会议，政治组织部都会派人参加，并且完全掌控对中共中央人事任命的主导权。

联络部主要负责远东（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包括文件、电讯、报告的收发，人员接待护送，经费发放等。牛兰夫妇即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军事顾问组，顾名思义就是向各国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派驻军事顾问，红军长征前期军事三人组中的李德即是当时的军事顾问。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红参四局的双重领导，但军事情报工作直接对第四局负责，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并行不交叉的两个独立运作的机构。

周恩来两次到苏联期间与四局的别尔津将军会面过，周恩来能成为中共隐秘战线的统帅、并领导隐秘战线为中国革命成功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就起源于此。

3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重建

史沫特莱、佐尔格、鲁特·维尔纳、克劳森等人未到中国之前，远东情报局的工作差强人意。

为此红参四局以共产国际名义先将史沫特莱从德国派往中国，途经莫斯科时停留了一周，在那里她第二次与宋庆龄相会（她们第一次相识是在一年前的反帝同盟成立大会上），同时也安排了史沫特莱与佐尔格的会面。

有了前面的叙述，现在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是组织上（共产国际）安排了这样的行程和会面，也给两人布置了任务，共产国际、宋庆龄也应该向史沫特莱交底过，到上海后哪些人可以信任并一起工作，比如杨杏佛、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茅盾等。

到上海后的史沫特莱利用记者身份广交朋友以掩人耳目，中心工作却是聚焦在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员和有革命经历的中共党员上。

她到上海后的第二年一月，佐尔格到上海，随后鲁特·维尔纳也来到上海。

佐尔格到上海后入住在史沫特莱下榻的沙逊洋行的华懋饭店，两人接上了头。

1908年的老沙逊洋行

鲁特·维尔纳到上海后也与史沫特莱接上头，并由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据《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记载，“鲁特·维尔纳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协助佐尔格工作的核心成员”，她最大的成就是后来为苏联获取了制造原子弹的全套资料，根据这些亲身经历她在晚年写了回忆录《谍海忆旧》。

接着，参加过一战的德军退伍兵、来上海担任报务员的克劳森等一批外籍特工也先后与他们接上头，重建远东情报局的最核心班底形成了（因佐尔格代号为“拉姆扎”，在下面的叙述中将用“拉姆扎”情报系统来代替远东情报局，以彰显佐尔格在重建中的突出贡献）。

史沫特莱又向佐尔格介绍了“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他们“担负起了佐尔格小组的组建工作，这四条线都是佐尔格单线领导，互不交叉。”

陈、董、王三人都是学者型的老党员，其中陈翰笙由李大钊介绍，1925年开始就为共产国际工作。

董秋斯是1926年入党，在北伐军11军政治部任职时是《血路》的主编（陈绍韩之子陈焜在其回忆文章中也证实董秋斯是“1926年的老党员”）。

王学文是1927年入党，后受党派遣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任教，尾崎秀实、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二三十名日籍中共党员都缘起于他。

看到此处，你是不是豁然开朗！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而是精心策划、有备而来；所有这一切也都不是盲人摸象，而是有的放矢、精准到位。

“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领导层搭建完成，接着就是要寻找中层干部和基层情报员、交通员，这些工作主要由“四条线”的领导层完成。

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三人著述等身，但对曾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的功绩却至死不言，恪守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进棺材的”的信条，尾崎秀实因后来事败身亡也没为我们留下遗嘱。

但总有亲历者、幸存者为我们讲述他们长期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功勋。

由董秋斯推荐给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考察、考验后推荐给佐尔格的方文（又名张放、陈培生、刘进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经国家安全部审定的《佐尔格在中国》。详细介绍了他加入“拉姆扎”小组的经过以及他的情报组如何组建，如何运作，如何成功，如何失败……由此书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在了解方文情报组的情况后，“拉姆扎”情报系统的内情也就了然于胸了。

"红色谍王" 佐尔格在上海

方文和董秋斯北伐时期同在11军政治部任职，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方文与党组织失联，从上海远到广州教书谋生，但仍不忘让董秋斯帮助他找党。

当佐尔格、史沫特莱名义上去广州采访、实质去建立广州、香港情报站的时候，董秋斯写信给方文，让他好好接待这两位外国友人。

经考察、考验大约半年以后，方文在上海正式加入“拉姆扎”，起先做些报纸摘译工作，接着就是发展基层情报员和交通员，这时的发展对象政治面貌要求相对放宽，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一点。

方文发展了妻子鲁丝、同事柳忆遥、同学肖炳实、11军政治部战友陆海防、11军政治部战友陈小航的弟弟陈绍韩、南开同学张永兴、于毅夫、马徒成以及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张克兴）……

接着鲁丝（蓝萍）发展了姐姐蓝天、姐夫孙毅；

柳忆遥把两个弟弟发展进来，又发展了赵宗复，赵宗复又发展了赵中枢；

经顾淑型牵线，肖炳实发展了顾淑型的留苏同学刘思慕，刘思慕发展了黄维祐，黄维祐又发展了蒋浚瑜。

肖炳实后来把年仅15岁的儿子肖纯也发展进来。

陆海防发展了弟弟陆独步。

……

方文便成了“拉姆扎”情报系统名副其实的中层干部——情报组组长，但这个情报组绝对不是唯一的，只是众多情报组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姑且把它命名为情报一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佐尔格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答道：“佐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联络。”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频频点头，随即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发报，通知（中共中央）佐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周恩来、佐尔格于是在上海秘密会见。接着中共中央在周恩来主导下，以中央特科的名义调集人手，向“拉姆扎”输送了数量众多的情报人员。如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吴先清、沙文威、陆久之、高原、季明……。

张文秋是董秋斯向史沫特莱推荐，经考察考验后由史沫特莱推荐给佐尔格，再由佐尔格向周恩来点将。

董秋斯为什么要推荐张文秋呢？因为张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即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也是董秋斯在11军政治部时的战友，董是《血路》的主编，刘是副主编，刘为兄、董为弟，“两人情深谊厚”。刘谦初、张文秋一同在济南被捕坐狱，张文秋出狱后避难董家，刘思齐出生后也一直寄养在董家。

写到此处，与11军政治部相关的情报人员已经达到了五名（分别是董秋斯、方文、陆海防、陈绍韩、张文秋）。

周恩来亲自送张文秋到佐尔格身边，并慷慨允诺佐尔格，以后只要你佐尔格有要求，想调谁，就调谁来协助工作。

以上所列中央特科输送的人员，在方文书中除了让蔡叔厚购买10支手枪一事外，再没提到一人一事，说明他们与方文的工作是并行不交叉的，这是“拉姆扎”不止方文一个情报组的证据。

《毛泽东亲家——张文秋回忆录》一书记述，张文秋曾到广州、香港接送情报（蔡咏裳是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说明张文秋并不在方文情报组，广州、香港情报站也不是方文的联络关系，这是第二个证据。

左起：邵华、张文秋、刘思齐、张少林

另据零星资料，陈翰笙发展了胡鄂公，胡鄂公发展了崔国翰，崔国翰发展了女婿关兆南；陈赓因顾顺章事件撤出上海到平津后，经横向联系胡鄂公与中共北京市委吴成方接上头，建立了以吴成方为负责人的北京特科，吴成方调上海后胡鄂公接任，他的下线包括卧底在鄂豫皖剿总司令张学良身边的潘文郁，也属于“拉姆扎”情报系统而与方文无关。

高原、季明小组，尾崎秀实等日籍人员小组，刘道衡、严希纯的湖南小组也都与方文无关，这三个小组都是王学文直接领导的情报小组。

陆久之、汪孝达、沙文汉、陈修良等人组成的东京小组也与方文无关。

就连方文亲手发展的张永兴、张树棣两人，经上海出国到苏联培训后前往齐齐哈尔创建了代号为“波波夫”的情报小组（共有成员15人），也与方文无关。方文在书中总结时也说“我所领导的情报小组的骨干共三人（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他们各自领导的关系平行发展，没有横的联系，三人分别向我联系，通过我向佐尔格请示报告。”

另据其它资料，宣中华之妻吴先清在苏联受过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回国后为“拉姆扎”在华南创建了10多个情报站，后又调往日本，也与方文无关。

而代号为“影子”的武田毅雄与中西功的“捷列金”小组更与方文无关。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主要为了说明“拉姆扎”情报系统的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绝对不止方文书中所述的“百人”，也非人们常说的180多人的规模；同时也为了强调方文在“拉姆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高，他只是佐尔格一个得力的中层干部而已。

他应该也不是 中提到的那个“王”，这个“王”应该是另有其人，曾化名王和卿的陈翰笙极有可能是佐尔格提到的那个“王”。

“拉姆扎”情报系统下属的情报组对情报站的管理联络是划片区管理的，基本上遵循谁创建谁负责、谁发展谁联系的管理模式。这与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描述也高度吻合。

夏衍《懒寻旧梦录》

“拉姆扎”情报系统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统计，大家可依据上述提到的不全的情报小组数量以及方文下面的总结描述中，自己去估测一下。

“我们在三年中，组建了约有百人的情报网，深入到蒋介石各‘剿共’司令部和反共的特务组织里去。同时还向苏联输送了约二十名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情报技术。”

“拉姆扎”情报系统组建的面纱被掀开之后，是不是感到一点也不神秘，笔者结合自己曾在股份制银行工作的经历，感觉与筹建、运营一家异地分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些情报员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到底潜伏有多深入呢？还是以方文情报组为例，看看就知道他们的能量所在了。

刘思慕（刘燧元）：内政部次长、武汉行营五处处长甘乃光的秘书，上校专员。

陈绍韩：国民革命军第3军上校参谋。

于毅夫：东北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赵宗复：赵戴文的独子，赵戴文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的军师、宰相，与阎锡山是亦师亦兄的关系。

赵中枢：父亲赵丕廉，也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好友，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中枢姐夫续世名任绥远省政府秘书。

马徒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局任职。

黄维祐（黄君珏）：其父亲是财政部纪要秘书，几个舅舅也在国民政府部门中任职。

蒋浚瑜：父亲是上海滩有名望的银行家

……

武汉行营是红军长征开始后成立的，取代了原来南昌行营的地位，与武汉“剿总”合署办公；第3军和东北军当时都在鄂豫皖的“剿共”前线，有这些人卧底，加上佐尔格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关系、潘文郁担任着张学良的秘书，国军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军事围剿又怎能成功？

比如佐尔格在桂林从德国军事顾问那里获取国军将采用“壁垒策略”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情报后，四方面军主力即向西突围。根据地留下的红二十五军也就区区三千人，愣是在张学良三十万大军的围剿下向西北突进，并率先到达陕北，顺带着还消灭了东北军三个师，后来这三个师的番号还成了八路军的番号。

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文慧在撰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时，对父亲的这些功绩充满着自豪和骄傲，如果她对隐秘战线情报人员用生命换来反“围剿”的绝密情报也做些描述，可能会更加客观些。

历史由普通人写就，普通人却在历史中变得面目模糊。

4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中央特科情报科的运作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下属各情报组、情报站是并行发展、互不交叉；人员纵向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是基本原则。

加入“拉姆扎”情报系统后的中共人员绝不允许再与中国党发生联系是最严格的规定。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运作的原则与远东情报局大体相同，并且更为严格，后来又加了一条，一旦有情报人员被捕，不管被捕人员会否叛变，与之有联系的上下线人员必须全部撤离，这也是许多中共地工人员为什么会突然与组织失联的原因。

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址，反之则不一定知道（比如方文就不知道佐尔格的住所），所以下线家中窗台或门口要设置明显的警号，上线抵近时首先观察警号以判断是否安全。

情报组长下面设联络员，与组内交通员和外设情报站分别联络，分别告知接头时间、地点、暗语，而交通员和情报员互不知对方身份。

我们以方文、肖炳实下属的情报员刘思慕为例，将他如何获取情报、情报如何传递的详情说一下，就可以完全搞明白一个情报是如何从情报员开始一步步传递到苏军总参谋部的。

刘思慕由留苏同学顾淑型（陈翰笙夫人）引荐，经方文的下线肖炳实发展，成为方文情报小组的一员。他加入“拉姆扎”后通过岭南大学的同学汤洪波（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甘乃光（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关系，进入国民政府内政部担任甘乃光的秘书。

尔后刘思慕又发展了留德同学黄维立的妹妹黄维祐加入，黄维祐的父亲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秘书、几个舅舅也在政府部门工作。

刚开始阶段，肖炳实与刘思慕单线联系，肖炳实首次去南京时给刘思慕带去了莱卡相机和胶卷。

刘思慕将重要文件带回家中拍摄两次，一周或两周时间肖炳实前来接取，后来肖炳实将这一工作交给了黄维祐。

红军长征开始后，武汉行营成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甘乃光出任行营第五处处长，刘思慕跟随甘乃光到了武汉，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武汉行营基本上就没有了机密可言。

这时的黄维祐从交通员上升到了联络员，她做两件事情，一是联络刘思慕，告知与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二是联络交通员，告知与情报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为使接头更为顺利，黄维祐会与刘思慕约定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手中拿什么物件以显示特征并告知交通员，使交通员可以轻松便捷的接上头。

黄维祐派到武汉的第一个交通员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汪默清，汪默清与刘思慕在汉口顺利接头、取回情报、返抵上海。

汪默清返回上海后将刘思慕的胶卷交给黄维祐，黄维祐交给肖炳实，肖炳实交给方文，方文交给佐尔格，佐尔格交给译电员，再由报务员克劳森发报给共产国际（红参四局）。

除通过电讯传送情报外，有时也将情报通过专门的交通员经哈尔滨交通站、香港交通站从陆海两路送达苏联。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运作模式也大体相同，只不过它的系统终端在国内的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是情报共享的，比如“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其中就包括国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围剿”的军事情报。

中共方面将阎宝航获取的德国突袭苏联计划，中西功（上海情报科）获取的日军南进计划等通报给苏联。

5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贡献

无论是苏联卫国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情报系统为之所立的功勋，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希特勒突袭苏联、日军放弃北进采取南进策略、德日两国先后两次派遣突击队潜入苏联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日军袭击珍珠港、中途岛的情报，山本五十六的行踪……都被两个情报系统一一侦知和传递。

两个情报系统特别是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居功至伟，接下来的隐秘战线系列文章中将一一予以呈现。

铺垫完成以后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尤崇新在汉口被捕了！

尤崇新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因中共地下党策划的在汉口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被侦破而被CC系的特务逮捕，叛变后协助CC系特务抓捕共产党。

尤崇新在汉口的大光明剧院，认出了化名为化广奇的魔术表演师顾顺章，就一直跟踪顾顺章到德明饭店，摸清顾顺章住的房间后，带领特务在房间中将顾顺章和一名白衣女性抓捕。

顾顺章

被捕的顾顺章，自称“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确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特科，主要职责是保护党中央、获取情报和惩办特务叛徒，而且顾顺章这时还担任着中央特科的第一任负责人。他知道所有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址和所有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知道中共地下组织的运作模式，因此称顾顺章为“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点也不过分。

CC系特务组织（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在验证顾顺章所言非虚后，想到自己马上能将中共中央机关和所有中央领导人在上海一网打尽，心中激动不已，踌躇满志，全然不顾顾顺章“不能给南京发报”的警告，给南京的顶头上司徐恩曾连发六封电报，报告“黎明”（顾顺章代号）被捕自首情况和押送南京的细节。

这一环节的失误导致蔡孟坚的美梦彻底落空，因为接受电报的钱壮飞正是中央特科的潜伏特工，他担任着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而且接发电报的当天恰恰是星期六下午，徐恩曾早已从南京赶到上海花花世界度周末去了。钱壮飞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将情报送到李克农处，李克农又将情报送到陈赓那，陈赓再将情报送到终点站——周恩来的住处。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震惊之余，迅速动员全部力量，利用星期天半天一夜的时间将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全部转移，但百忙之中关向应却被疏漏了，导致被捕。

这是特科自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功绩（往后还会取得更大的）！周恩来在多年以后回顾往事仍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但顾顺章事件带来的损失还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是裴代英和蔡和森牺牲，关向应被捕，接着向忠发也被捕了。

顾顺章和向忠发在被捕后的交代中都提到了一个人，一个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的人。顾顺章叫他“牛轧糖”，向忠发称他为接替米夫的东方部负责人，目前已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在押。

这个被称为“牛轧糖”的外国人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的负责人牛兰，他和妻子随即被秘密引渡到华界警局接受审讯。

牛兰夫妇的多所住处中被搜出大量文件，涉及远东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大量经费发放的账册也被收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的资金总量达到4.7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牛兰夫妇被秘密引渡后，任凭怎样审讯，始终保持一言不发，令大小特务一筹莫展。

牛兰的被捕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最高层，因为牛兰掌握着远东各国共产党的高层名单，如果牛兰叛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将面临着灭顶之灾。为此最高层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由于牛兰夫妇拥有多重掩护身份，经共产国际的发动，轰动世界、声势浩大的国际大营救迅速展开，国际团体、世界名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各国报纸连篇累牍持续报道。

宋庆龄、史沫特莱发起成立营救委员会，也展开了营救行动。

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加强了审讯。

“拉姆扎”自然也接到了营救指令，佐尔格要求方文首先探明牛兰确实在国民政府手上，并要取得牛兰的手迹作为物证。

佐尔格与方文一起分析案情后认为：此案为CC系主办，而CC系的掌权者都是浙江人，应该从浙江寻找可靠的关系来达到目标。

方文马上想到自己的下属柳忆遥正是浙江人，便把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不辱使命，找到了可靠的朋友郑空性，郑空性有个关系很好的中学同班同桌叫张冲，在CC系的调查科担任总干事。

郑空性到南京找到了张冲。

张冲告诉郑空性，牛兰夫妇确实被他们关押着，而且他正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主管，要牛兰的手迹可以，拿3万美元来。

尽管方文反对，但佐尔格认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向莫斯科汇报了营救方案，苏联、共产国际最高层批准了佐尔格用3万美元交换牛兰一纸手迹的交易方案。派出赫尔曼····波勒尔、奥托·布劳恩两人各携带2万美元，化名后进入中国，经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将4万美元交给了佐尔格，赫尔曼···· 波勒尔完成任务后返回，奥托·布劳恩却留了下来。

本着先交货后付钱的交易原则，柳忆遥、肖炳实陪着郑空性取回了“一张宽一寸长三寸的天价字条”，佐尔格展开字条，上面用俄文写着“一切平安”，经认定确是牛兰字迹后，佐尔格让方文付款。

探明牛兰的生死情况和所在位置后，开始了营救行动的第二步。

宋庆龄首先去南京探监，你可以想象，宋庆龄应该告诉了牛兰，营救行动正在展开，让他继续扛住等等事项。

探监后宋庆龄去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甚至提出以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作为交换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接着宋庆龄又再三要求见邓演达，蒋介石最后只得说“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宋庆龄知道蒋介石已秘密杀害了邓演达，愤怒起身，一手将面前的茶几掀翻。

她回到上海的当晚即面见佐尔格，要求佐尔格组织武装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于是佐尔格向方文布置了买10支手枪的任务，方文找到了蔡叔厚，三天后蔡叔厚办妥，方文派他的大姨、电影演员蓝天从蔡叔厚处取回手枪，再由方文交给了佐尔格。

宋庆龄在冷静下来后，否定了自己由于愤怒而作出的武装劫狱计划。

经过多方持续的努力，牛兰夫妇最终的审判结果为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牛兰夫妇案似乎就这样落幕终结了。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结束，因为CC系的特务也不是吃干饭的。

张冲也并非贪财，他是在摸牛兰的底牌，当时的3万美元可不是一般的人或机构能够出得起的。

而郑空性他们能在短期内交出3万美元，张冲判断其背后的老板应该是苏联无疑。

接着，参与此“政治交易”的人明显感到有被特务跟踪的迹象，红参四局的别尔津将军也收到了上海的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往）‘拉姆扎’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回电指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佐尔格、史沫特莱先后匆匆撤离上海，撤离前佐尔格对方文等人也作出了安排：等接替人选华尔敦到达上海后，方文将其工作交接后也撤往苏联，肖炳实撤往日本，柳忆遥撤往苏联。

博古被奥托·布劳恩的纸上谈兵和夸夸其谈所吸引，经他的再三要求，奥托·布劳恩被共产国际派驻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化名“李德”。

博古

方文的“三个骨干”只剩陆海防还留在上海，除原来的翻译工作外还接管了湖北情报站，而且与华尔敦变成了直线联系，这为以后华尔敦的被捕埋下了伏笔。

华尔敦接任佐尔格后，两年多时间里安全平稳运行，直到黄维祐向武汉派出了交通员关兆南（关允南？）。

军统武汉站的毛人凤等人从一封电报副本中捕捉到信息，关兆南在汉口失事。

严刑审讯是情理之中的事，关兆南对组织的内情、人员等情况一概没有交代，为使自己能交保获释和给组织报警，提出要给上海某个联系信箱写信。

军统便让他写信到那个联系信箱，关兆南在信中暗示自己接头失利、希望亲属派人来接回等语，特务没看信的内容、也允许他自己将信投入邮筒。

但邮件是军统的特权，这封信自然被翻出来检查，而后又通知军统上海区，监视这个信箱。

这封语焉不详的信被另一个交通员陆独步取走，信的内容未能引起华尔敦的警惕，而是亲笔用德文写了一封给刘思慕的信，让黄维祐交到第三个派往武汉的交通员陆独步手上，灾难便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陆独步自然被全程跟踪着，等到陆独步踏上前往汉口的轮船甲板，军统便知道鱼儿上钩了。

陆独步一上岸即被拘捕，身上的德文信件被搜出，严刑之下交代了接头时间、地点和暗语。刘思慕极富传奇色彩的万里大逃亡由此开始。

刘思慕与妻子曾菀按黄维祐通知的时间前往汉口太平洋酒店，准备与交通员接头，发现酒店里的人员形迹可疑而警觉，便没有进去，在一个照相馆里给酒店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某某在不在？”，电话那头马上回答“在的在的，请你马上过来。”刘思慕越加起疑，带着妻子回到家中，先将情报密件销毁，再给黄维祐发电，暗示接头失败。

这时的华尔敦感觉出事了！急派黄维祐乘飞机赶到汉口，与曾菀接上头，让他们一家紧急撤离。

刘思慕也接到了上海发出的“老父病危”电报，这是约定的最高级别警号。

刘思慕向甘乃光请假获准，先行出发，绕道平津前往上海。行前与妻子曾菀约定，曾菀带三个孩子晚几天出发直接坐船到上海，谁先到上海就先住进东亚饭店等待会合。

两三天后曾菀也向甘乃光辞行，“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思慕的身份。大概从那时起，特务开始怀疑陆独步要接头的人就是刘思慕。”

黄维祐借来蒋浚瑜家的小汽车到轮船码头接曾菀时，曾菀已乘东亚饭店的接客车去了酒店，黄维祐给陆海防打电话，告知曾菀母子三人已前往东亚饭店。

电话打完后黄维祐去东亚饭店看望了曾菀母子，黄维祐告辞后，陆海防来了，主要是想打听弟弟陆独步的下落。

而此时的陆独步已被军统押回了上海，军统首脑戴笠也赶到上海，亲自主抓此案。

上海老照片

尾随曾菀母子跟踪到东亚饭店的军统特务住在曾菀隔壁监视，黄维祐借来的汽车牌照被记录，陆海防从曾菀房间出来后即被沈醉等几人追捕，他们以为陆海防就是刘思慕。

陆海防被沈醉用手枪托打掉门牙后被拘捕，刑具刚摆出来还没用，陆海防就怂了，于是便成了沈醉笔下“叛变速度最快的共产党人”，并立即带沈醉等人在福煦路的接头地点抓捕了身穿雨衣、手撑雨伞、个子不高的华尔敦。

这时的黄维祐还不知道陆海防已被捕，但总感觉东亚饭店要出事，便以带曾菀母子出去看戏吃饭为名，带他们移住到沧州饭店。

第二天刘思慕赶到了东亚饭店，前台告诉他昨天有位小姐带他们出去看戏至今未归。

刘思慕联络黄维祐后在沧州饭店与家人会合，曾菀去东亚饭店取行李，账房先生告诉她说“你得当心，你一来就有人跟着你，就住在你隔壁！”曾菀连行李也不要了，转头回去告诉了刘思慕。

也就在这时，黄维祐失联了。刘思慕便联系了留德同学“黑牡丹”程其英（程远），程其英带着他们一家在上海躲了两天，得知陆海防、华尔敦已被捕后，知道上海已不能呆下去了，程其英又带着刘思慕一家逃亡到程其英的苏州老家躲藏。

短短的这几天里，陈绍韩、黄维祐、汪墨清、交通员胡光林、翻译员俞瑞林、蒋浚瑜等先后被捕，刘思慕、肖炳实等人被明令通缉。

军统追到苏州时，刘思慕已从苏州逃到太原，隐藏在留德同学杜任之（地下党员，时任阎锡山秘书）那里，程其英、陈文杰为掩护曾菀母子脱身，以“窝藏共党分子”之罪被抓。

军统追到太原，刘思慕逃到石家庄，得知曾菀母子已到济南，又从石家庄逃到济南的留德同学江涛声那里，与曾菀母子会合。

江涛声应刘思慕之请，前往泰山向隐居的冯玉祥求救，冯玉祥慨然应允。

刘思慕一家从济南乘车到泰安，冯玉祥派了自己一个连的手枪卫队在泰安火车站接站，在大雨中连夜将刘思慕一家接到泰山三阳观。

泰山三阳观

接下来，江涛声被捕，交代了刘思慕藏在泰山冯玉祥处，“国民党特务机构就派来三四百人，驻扎在泰山脚下，向冯玉祥要人，并恫吓要搜山。”无奈中，刘思慕打电报给自己的六妹刘英，上泰山接走了三个小孩。

接着冯玉祥派小舅子刘连海将刘思慕夫妻送下泰山避到烟台，再从烟台坐船逃到广州，后又从广州逃到日本。奔波万里，九死一生，终于逃离了虎口。

国民党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燧元

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

陈立夫后来曾说“刘某人真是祖坟风水好，竟然给他逃掉！”

华尔敦除了在法庭上骂过陆海防一句“叛徒”之外，在整个审讯、审判过程中都是零口供，军统连他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只能以“怪西人”代指，报纸上更是把“怪西人案”渲染的神秘莫测。

华尔敦的零口供，保护了陆海防情报组之外的所有情报人员，唯独袁殊是个意外事故。

潘汉年因堂兄潘梓年被捕而撤到中央苏区，他的助手王子春就成了潘汉年的继任者武胡景的助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连的大破坏又迫使武胡景、侯志、王子春等人也紧急撤往苏联。

潘汉年发展、王子春单线联系的袁殊（曾达斋）就与党组织失联了。袁殊找到夏衍说有重要情报需要提交，希望夏衍帮助接上关系，夏衍同意了，把袁殊的“信”交给了蔡叔厚，蔡叔厚则把“信”直接交给了华尔敦。

华尔敦认为袁殊是一个好的情报员，接受了他的组织关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袁殊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并把他归到陆海防情报组，由情报组的交通员“小李”与袁殊单线联系。

蔡叔厚告诉夏衍，袁殊的事办妥了，意外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华尔敦虽然没有口供，但是军统从他身上搜到的笔记本里却看到了袁殊的名字，与袁殊关系很好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顶头上司吴醒亚找他谈话，让他讲明白与“怪西人”的关系，袁殊确实不认识华尔敦，自然至死不认。

交通员“小李”被带来，指认袁殊说“就是他！”

陆海防被带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袁殊看到他熟悉秀丽的笔迹才知道陆海防就是曾给他作过指示的上线。至此，袁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接着王莹被捕，夏衍差点被捕，成为袁殊一生最讲不清楚的污点。后来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重提此事，再次说明袁殊是个变节分子。为此两家积怨很深，袁殊的儿子曾龙在他的《我的父亲袁殊》中，每次提到夏衍，都以“××”代替，可见怨恨之深。

蔡叔厚一边让夏衍隐蔽，一边想出计谋救袁殊，将袁殊被军统“绑架”的消息透露给日本驻沪领事馆。

日本驻沪领事泉知道袁殊是他的前任岩井英一发展的情报眼线，旋即在报纸上发表袁殊是与日本亲近的“知日派”、如果不予释放帝国将采取措施的声明。

声明发表后，军统即停止对袁殊的审讯，赶紧将袁殊、陆海防、黄维祐等人押解到武汉进行审判。

华尔敦及之前被捕的一干人等也全部押解武汉，同案处理。

                            怪西人华尔敦

怪西人案审判之前，潘文郁经蒋介石亲自下令被处死，关允南、陈绍韩经军事法庭审判，也已被武汉行营军法处一并枪决。在这里就有个疑问，关云南究竟是谁？

如果关兆南、关云南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被枪决一定是他先前隐瞒了一些重要情况、但后来被军统查实了，军统不认可他是一个变节分子而且非常恨他；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关允南就是一个烈士，但为什么查不到一丁点关于关允南的记录。

在审判中，黄维祐把蒋浚瑜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蒋浚瑜在银行家父亲的保释下很快出狱。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上下活动后，袁殊被判刑两年半，最后只在反省院呆了八个月，“养得白白胖胖”后就出来了。

黄维祐、汪墨清被判徒刑七年，全面抗战后被武汉八办从狱中接出，加入了八路军。黄维祐后改名黄君珏，在日寇对太行山大扫荡时，为免被俘虏而跳崖牺牲。

“怪西人”华尔敦判刑15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终于与蒋经国互换成功）。

程其英、陈文杰、胡光林、俞瑞林等人分别被判处徒刑。

这个程其英（程远）年轻时是大家闺秀，貌美如花，追求者甚众，早年曾与杨虎、陈群厮混，成为她日后命运坎坷的根因。陪李宗仁归国的程思远是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个，程思远与出狱后的文强晤面，自然为程其英的悲惨结局感叹。程思远给文强出了一副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强马上对了下联“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在圈内传为佳话。

陆海防、陆独步兄弟全部加入军统，解放前夕陆海防逃往台湾，陆独步则在镇反中被清算。

其他受波及的中央特科国际组情报人员也是惊险万分：

当军统得知肖炳实在日本，便要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引渡肖炳实，但肖炳实已悄悄潜回北平，在蔡叔厚接应下又潜回上海，最后在在蔡叔厚护送下，吴先清、肖炳实成功撤往苏联，蔡咏裳接着也撤到了苏联。

蔡叔厚由于掩护撤离行动暴露了身份，就到南京找到留日同学、绍兴机电公司的股东汤恩伯，汤恩伯把王新衡介绍给蔡叔厚，拍着胸脯向王新衡保证蔡叔厚没问题，王新衡便撤销了蔡叔厚的案子，到后来王新衡也成了蔡叔厚的“好朋友”。

陈翰笙从日本返回上海接头，幸好得到再次回到上海的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保护，最后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为躲避检查，陈翰笙被锁在船长室的卫生间内直到轮船驶出吴淞口。

沙文汉、陈修良从东京撤到上海，找不到组织，却碰到了“交通员小张（张文秋）”，但后来连小张也找不到了，只好潜伏下来以写文章投稿为生，后来是季明主动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上海老照片

电影演员王莹在被捕两周后被释放，后与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结为夫妻，谢和赓也是赫赫有名的中共情报人员。

“怪西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远东情报局虽遭受损失，但正如夏衍所记述的“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肖炳实、蔡咏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也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只是远东情报局的冰山一角而已。

而远东情报局的活动在此案后又迅速恢复，比如肖炳实后来从苏联进入新疆，先在新疆边务处从事情报工作，后在甘新宁地区特别是兰州地区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后，李先念率部分红军经星星峡进入新疆，苏联红参在迪化从这批红军中抽调了数十名军官，用飞机秘密运送他们至苏联培养国际特工的训练基地——达拉索夫卡亚军校。

训练结束后将他们全部派回中国从事情报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清情报小组，蔡叔厚结束新疆边务处的工作，再次受周恩来的派遣，加入到高清小组。

怪西人案也使中央特科派遣的国际组情报人员一度陷入混乱和孤立，由于相关人员都是紧急撤离，散落各地的情报人员犹如断了线的风筝。好在所有中共的情报人员都是以中央特科的名义派遣的，他们就顺着这条线找党组织，如沙文汉、陈修良夫妇通过张文秋找不到组织，但季明、高原找到了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开启他们在上海、南京最辉煌的地下工作生涯。

王学文领导的湖南小组、高原小组、日籍小组始终没有遭到破坏，上海情报科就是以他们为核心组建的，以后更是登上了情报事业的巅峰，周恩来曾盛赞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是“国宝”级的情报员。

              1984年袁殊与潘汉年妹妹

袁殊后来在潘汉年领导下更是大展手脚，屡立功勋。从现在来看，他拥有过中共、共产国际、中统、军统、日本外务、汪伪政权、青帮等七重身份，在情报界和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神秘的牛兰夫妇案、怪西人案在当时的大国博弈中都是糊里糊涂结束的，今天的我们透过层层迷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两个案件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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