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后再看《高山下的花环》

三十六年后再看《高山下的花环》

2020年7月4日中午

        昨天晚上和孩子一起看电视（网络电视）——每当这时候，我们总是要“博弈”一番。我本来想看《解放石家庄》这样的电影，孩子从旁边看见了《陆军见习官》，我知道他只是被这个名字吸引住了。果然看了将近半小时除了谈情说爱也没有战斗，孩子往后拉，说：“这个电影真烂，最多也就最后十五分钟演打仗的事。”我在一旁笑着说：“八十年代是思想最混乱的时候，那时候群众还非常朴实，但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的‘精英’则完全六神无主、崇洋媚外。这个电影，表面上演军校学员，实际上却是知识分子自恋情调的表现。”孩子对这个不感兴趣，又发现了《高山下的花环》——他这次是被封面吸引住了。难得取得一致意见，虽然时间长点，我还是和他一起看完。

      小时候（应该就是1984年该影片刚刚上映的时候），父母领着我去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因为父亲是初中毕业从农村入伍，当了将近二十年兵的人，所以和当时许多人一样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共鸣。上初中时，看到过一本从负面描写那场南疆战争的说，里面说什么“大官发大财、小官发小财、当兵的发棺材。”还说了一个叫“马可夫”的战士，被戏称为“马克思”，因为一个新闻干事需要拍照片而无谓的牺牲了，等等。因为那本书传播“负能量”，还调侃“马克思”，当时自己非常反感。随后不久开春运会，我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军事小说集，题目就是《高山下的花环》，除了这本小说外，还有《将门虎子》、《瞧，这群导弹兵》。那时候各中小学刚刚经历过“两史一情”教育（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百年屈辱史、基本国情），经常组织观看“百部爱国主义影片”。我一直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那两年是自己在思想上比较自由、舒畅较少压抑的一段时间。再后来，我自己断不了从电视或网络上看这部电影。大概十年前，我用电脑陪父母又看过一次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但在岁月的磨蚀下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感觉了。那一次，母亲忙着别的事，只是看了几眼，竟成了父亲为了照顾我的感受陪我看了。昨天晚上，和孩子再一次看完这部电影，居然有些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要写点什么——尽管为了能够发出来，必须克制自己。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人民军队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最好的地方，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这里的评论只针对影片中的情况而不是真实的人民军队。

      有时候，经常想：为什么八十年代（包括九十年代一部分）一些电影、电视剧其实存在明显的硬伤，但自己还是愿意经常去看呢？这其中除了这些影视作品有自己童年、少年的回忆，因而有感情色彩在其中之外，还因为这些影视作品制作毕竟还是精良的，至少不是市场化下的粗制滥造。而且，其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的淳朴风貌，不仅是自己回忆的凭借，而且更是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弥补。当然，我也曾经说过，下坡路走起来也许顺当点，但毕竟是下坡路——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影片中对历史的评价在这里就不必再评论了，因为对于当时来说这是“政治任务”，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已经非常清晰地作出了评判。但仍要说明的是影片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污蔑——虽然比起《白莲花》这样的电影要好得多，但影片中政治指导员赵蒙生、政治干事都是走后门、投机取巧，没有原则、唯命是从的形象，正面形象都是连长、副连长（炮排排长）、军长等“业务干部”。营教导员、团政委，更不用说师政委、军政委，在电影中则完全是空白。团政治部间接的出现了，也是作为负面形象——和平时期不提拔靳开来，战前才提拔；靳开来死后也没有得到应得的军功。砍甘蔗一段，更是把矛头隐约指向了作为我军根基和灵魂的政治基础。这还包括没有正确对待当年对越南反侵略斗争的援助等问题。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是当时风气的反映，其危害已经证明是非常大的。因为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当前，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部电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打仗？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为谁打仗？这两个问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其实是一个问题——当然是为当家做主的人打仗。如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那么他们的觉悟得到启发并自觉化，那自然就是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捍卫、争取自己的利益。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只是历史的特例。战争本来就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而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强迫的、欺骗的）让老百姓为他们卖命打仗。

     对于，人民共和国而言，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高山下的花环》说明，这却是客观存在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是从“谁来打仗”这个角度提出的，从而间接的、非常隐晦的触及“为谁打仗”的问题。打仗不仅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和负伤、残疾等严峻的考验，尤其是火器等武器的发展，使得这种考验更加残酷。这对任何人无疑都是最大也是最后的考验（当然，有人会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那是对于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来说的，与这个问题本质上不同，没必要纠结）。换句话说，如果在和平时期某一社会群体没有从社会中得到普遍公认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那么，当战争来临时，你就决不能指望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赢得胜利。当然，可以强迫、欺骗，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连长梁三喜一家人以及他本人为了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与这种牺牲不成比例的是他们得到的回报极低，以至于梁三喜牺牲以后的抚恤金都不够用来偿还他为父亲治病欠下的账。我们且不论电影中这个情节设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不去讨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从上述“谁来打仗”这个角度来看，梁三喜是没有必要全力以赴、自觉自愿地投入这场战争的。          

       与梁三喜相似但又不同的是战前才被提为副连长的靳开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他自己的话说：“至少比你（梁三喜）强。”但在政治上却因为“爱发牢骚”、“说怪话”而屡屡被打击，成为营里最老的炮排排长，明明热爱军队、本领过硬（优秀射手），连队缺人、连里也大力推荐，就是解决不了副连长。直到仗快要打响了，“才封了个送死的官。”这还不算，死了以后，居然仍被嫉恨，应得的军功也没评上。用雷军长的话说：“他们连死人都不放过。”

      原因在于靳开来爱向领导提意见，因为没有正式的渠道，或者正式的渠道成为摆设不起作用，所以才发牢骚、说怪话。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牢骚、说怪话虽然被当权者所嫉恨，实际上却反映了发牢骚的人其实对当权者还抱有希望——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希望当权者能够醒悟至少能够有所顾忌。从这种意义上说，《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其实和屈原、《红楼梦》中的焦大，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真正铁了心要彻底造反的人，就不会再发牢骚、说怪话了。“离骚”难道不就是“牢骚”、“怪话”嘛——当然是，只不过是经过高度艺术化而已。

      和梁三喜、靳开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蒙生。他不仅从小就享受着梁三喜等人不可比拟的条件，就是到基层连队当了指导员以后，家里还会寄来当时属于高档的麦乳精等营养品。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把吃了一半的馒头扔掉。与这种生活上的差距相比，政治上的差距就更明显了，用梁三喜的话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们为了逃避）都跑到部队里来了。”影片中，赵蒙生是从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调到基层连队的，他之所以调来当指导员也是为了几个月以后调回军区，从而夫妻团聚，过上更舒服、惬意的生活。战争来临，他首相想到的是逃避，而且在他母亲的帮助下想尽一切办法逃脱——实际上已经逃脱了，只是因为梁三喜的劝说而没有按照他母亲说的“立即离开”。

      对于这种和平时期权利和战争时期义务的不平等，靳开来说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性：“真打起仗来，还是靠我们这些庄稼孙。”这句话在影片中就是一句牢骚怪话，但是对于任何有历史知识又热爱党和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这是一句尖刀直戳心窝子的话！

     上面这些，影片的表现基本是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赵蒙生没有遵照他母亲的话，在拿到凋令以后立即离开实际上已经不大符合现实。但考虑到历史的惯性，当时群众的舆论还是有压力的，赵蒙生也必须考虑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所以虽然勉强，但也说得过去。），接下来，在解释梁三喜、靳开来等人为什么依然忠诚以及赵蒙生和他母亲的转变就不符合现实主义了——当然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臆造。

       影片对于梁三喜、靳开来为什么在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依然忠诚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具体背景下，这是不需要说明的——因为革命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心中依然相信党和政府。但就影片本身而言却让人容易得出这些人是因为“职业的忠诚”这些抽象的原因才这样的。据说这部电影在香港叫做“卫国忠魂”，我想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实际上，影片在突出梁三喜、靳开来等人在经济、政治上遭受的不公平时，忽略了以往革命带给他们的利益（不一定是眼前利益）——这才是他们在面对不公待遇时依然自觉英勇战斗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影片中柱子在双腿被截肢之后依然能够坚强，他的父亲在悲痛之余还相信并感谢组织上会好好安排柱子的原因所在。影片为什么不表现这个原因呢？这就是需要深思的地方了。影片本身的设计不允许这样做，因为他们把梁三喜等人设计成了“受害者”但却又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勇敢的、无所保留的牺牲。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打动了很多人，因为当时大家都默认：我们都从以往的革命中收益，应该为此付出牺牲。但影片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这样它在逻辑上就不是自洽的了。实践上的后果是，用现在的话说它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子——虽然很隐蔽，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其中缘由值得思索。

       影片对赵蒙生的转变以及他母亲的转变同样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如果仅仅是梁三喜等人的朴实、诚恳尤其是牺牲精神就能教育、转变赵蒙生，那么赵蒙生的这种转变是极其不可靠的——战争的确可以净化社会，但社会总不能老是处在战争中吧。而且这种情况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是非常偶然和不稳固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处在和平生活中。雷军长的儿子的确也是一个很能教育人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应该有的。但开国之初，毛主席把自己的长子送上朝鲜前线，实际上为后来所有领导树立了榜样。影片的苍白之处在于，它没有说明为什么同样是高干，雷军长能够做到的，赵蒙生的母亲为什么做不到？换句话说，赵蒙生的母亲能够做的，雷军长为什么不去做？要知道，在人类社会中“逆淘汰”有时候反而是常态！梁三喜的母亲在最后对雷军长说的：“哪怕我只看到你这么一个，但我看见了。好啊，咱中国能兴旺。”本来是点睛之笔，但因为上述原因，很难在观众中引起共鸣。这部电影在情感层面上真正打动观众的其实是梁三喜一家人的悲剧性遭遇，在理智方面最有启发的其实是上述靳开来那句牢骚话：“真打起仗来，还是靠我们这些庄稼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高山下的花环》所要表达的主题其实和影片中所批判的那段历史提出的主题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但因为预设了要批判的对象，就使得不能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去构思，只能用主观主义的方法“调和”。我们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是必须注意到这一点的。

     对于今天而言，建国70多年，虽然边境战争发生过几场，但绝大多数人已经享受了三代人的和平。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列宁时代，战争从没有离开过我们，革命的惯性再巨大也有耗光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战争的现实威胁时，我们必须考虑并且是解决“谁来打仗”也就是“为谁打仗”的问题！如果强奸幼女的人凭借金钱和所谓的“法律”能够减轻甚至扬言逃脱制裁，如果因为有钱就可以“能不拘捕就不拘捕、能不起诉就不起诉”，如果农民的土地成为最后的狂欢，如果依然怀抱着相信上级政府才上访的人被用“株连”的办法惩办.......那当战争真的来临，又有谁可以“依靠”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情况下，仅仅用战争的威胁就可以成为敌人达到目的的要挟手段！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已经公映36年了，小说问世也快40年了。在目前这种黑云压城的环境下，也到了回过头来看看走过来的路，静下心来想想前方要走的路的时候了。当小说、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提出“谁来打仗”这个尖锐问题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真不是个迫在眉睫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现在这个问题真的是迫在眉睫并且异常严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