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并非起源于一般的恐惧，而是野生粮食时代对粮食绝收的恐惧

前面说了，道义在西方的最早出现是在中国的尧舜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在古两河，将道义设计成了成文法，而在古埃及则设计成了道德审判，两种都是基于多神教神学的，都是多神教的一部分。

在公元前2200年之前，西方文明则是没有道义概念的，是纯粹的多神教。到道义的概念传来之后，为了理解和接受，他们不得不将道义纳入多神教体系。就其效果来说，实际上是将道义的载体由原本中国的“文”，换成了他们熟悉的神，即由“文以载道”变成了“神以载道”。从这个意义上，神就成为一个表达道义的工具和载体。

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上古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道义时代”、“文时代”，而西方为什么却是一个多神教时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神”的起源、宗教的起源问题。

通过研究古两河和古埃及所出土的考古资料，以及西亚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目前的资料看，多神教的起源并不在古两河和古埃及地区，因为这两个地方原本是沼泽地，无法直接耕种，也没有野生小麦的分布。而是起源古两河的周边地区，这是一个被称之为“肥沃新月地带”的狭长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部的黎凡特地区，这里也是地中海的东岸，以及北部属于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区域。

肥沃新月地带是野生小麦的分布区，在正式耕种以前好几千年前，黎凡特地区已经开始靠着采集野生小麦，过上准定居的生活。但是，这里不仅面积狭小，而且生态脆弱。大约在12000年前左右，可能是因为大面积干旱，导致野生小麦的分布面积大大减少，甚至消失。于是，那些已经习惯和依赖于野生小麦的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聚落，而向北迁移，因为北边更湿润一些，野生小麦分布的多一些。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

想想看，当野生小麦消失时，那些已经习惯和依赖其做食物的人们会是什么心情。一定是非常绝望和恐惧，而且这种绝望和恐惧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他们是多么地渴望野生小麦能够按时地发芽、生长和收获啊！

正是这种被断绝粮食后的集体绝望和恐惧，产生了系统的神学概念，这是多神教的起源。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多神教的祭祀场所，或者叫圣地，来自土耳其东南部哥贝克力遗址。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11000多年前，此时农业尚未出现。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宗教起源于因生产力低下，而产生的对自然的恐惧。这个只说对了一半，宗教产生于恐惧是对的。但是并非什么因生产低下而产生。而是因为野生零食的断绝而产生。按前一种说法，宗教的产生对人类就是普遍性、必然性的。但实际上，宗教的产生对人类既不具备普遍性，也具备必然性，而只是特殊地区、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野生粮食的分布对整个地球而言是随机的，野生小麦就分布在西亚地区，野生小米就分布在中国华北，野生水稻则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华南及印度地区。对野生粮食很早就形成依赖的则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亚，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华北。但是，遭遇野生粮食断绝危机的，则只有西亚。中国华北的幅员比西亚的新月地带辽阔的多，土壤也要肥沃的多。尽管那里也很早开始依赖野生小米，但是，从未遭遇过大规模断绝的危机。因此，集体性的恐惧并没有在中国上古时代出现。

总之，是生态不稳定导致野生粮食断绝，野生粮食断绝则引发集体恐惧，这是多神教出现的原因。因此，宗教恐惧其实就是粮食恐惧，生态恐惧。仔细研究古两河、古埃及的资料，更能够清晰地认识这一点。

古两河、古埃及的神实际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但其主旨则相同的，都是为促进生态力，促进生态循环的，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循环的正常展开，最终是确保野生粮食的收获。当然农业出现后，就是针对农耕的粮食的。总之，粮食才是多神教关注的核心。

第一类是植物神，在古两河叫塔穆兹神，在古埃及叫奥西里斯神。按古两河的神学设计，塔穆兹这位神灵，在一年中，半年生长在地上，半年生长在地下。春夏在地上，秋冬在地下。每当深秋到来，塔穆兹神要进入地下时，人们都要举行痛哭仪式，对塔穆兹神进行哀悼。实际目的是召唤、确保他在来年的春天能够顺利地再次回到地面。对塔穆兹的痛哭仪式就是著名的塔穆兹哀歌。这也是“哭灵”的起源。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则将这种仪式只用于对逝去亲人的哀悼。

在古埃及，奥西里斯神的主要特征则是死而复活，显然这是指植物在冬天死亡，在春天发芽的生长循环。后来基督教将这种死而复活的神性移植到耶稣身上。除此之外，“感谢主，赐我食”的祈祷词，也显示基督教对原始宗教的接续。

第二类神是太阳神、月亮神。之所以构造太阳神和月亮神，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植物的生长循环是受太阳和月亮循环的控制，尤其是太阳循环。太阳神崇拜在古埃及更为盛行，其神学设计也能看出其深深的生态恐惧。太阳神一日的运行轨迹被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天上尼罗河，一部分则是在地下尼罗河。

每天早晨日出时，太阳从在东方出口处，由地下尼罗河进入天上尼罗河。傍晚日落时，自西方入口处，由天上尼罗河钻入地下尼罗河。地下尼罗河属于“冥府”，里边有很多妖魔鬼怪。太阳要想顺利通过地下尼罗河，必须与里边的妖怪搏斗，战胜之。否则，就通过不过。这意味第二天太阳就不能照常升起。这意味着，在古埃及人的认知中，每天的太阳升起，都是一个概率事件，而非必然的。

连每天太阳的正常升起，都感到怀疑和恐惧，这是多么大的恐惧啊。由此，我们不禁会想到“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如果担忧天会塌下来，是很神经质、很怪异的是。但是，在古埃及，这却是一种共识性观念。

为什么中国人感到是绝对稳定的日出日落，在古埃及、古两河却被怀疑和恐惧。显然，这种恐惧并非来自太阳本身，太阳本身的确是稳定的，而是来自生态不稳定所导致的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古埃及人将这种粮食恐惧和生态恐惧投射到太阳身上。

第三类神是生殖器神，就是将女人或男人的生殖器直接当成神。对现代人而言，生殖器代表着性欲和淫秽，不能轻易显露的。现代人的这种观念也成为正确理解古埃及、古两河地区生殖崇拜的实质。其实，生殖神与植物神、太阳神都是一样的，都是对生态力的崇拜。希望增强生态力，保障生态循环的进行，最终保障粮食供给的稳定。多神教认为，生殖器中生孩子的能力，与支撑生态循环的生态力是存在密切联系。通过崇拜生殖器，可以增强生态力。因此，生殖器崇拜的实质还是粮食崇拜，而非生殖崇拜，为了多生孩子。

总之，多神教出现的根源在恐惧，但是不是一般的恐惧，而是在已经依赖野生粮食的情况下，对因生态不稳定而产生的粮食断绝的恐惧。神的出现，神的被虚构，就是人们在这种集体恐惧所产生幻觉。但是，恐惧的心理让人们以幻觉为真实，以虚构为真实，而且是重要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