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大学中的国耻基因，文化方能真自信，民族方能真复兴

一

关于大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我已思考了多年，其结论可能有点让很多人不舒服。

我的判断是，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体系，不仅是100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的直接推手，也是眼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大障碍。北大、清华是中国大学的两大领袖和中流砥柱，在100年前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崩溃上，以及眼下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上，也理所当然发挥着领袖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此，要真的实现文化自信，要真的实现民族的复兴，就非要彻底检讨中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体系不可，并在这种检讨的基础上，非要做一个彻底的改造不可。作为中国大学之领袖的北大、清华，也是检讨中国大学时需要抓住的牛鼻子。

本来这样刺激人的话题，我是想过一段时间再说。但最近清华校友联名恶性驱逐胡姓教授的事件，以及高姓券商经济学家说当年的中越战争是中国给美国的投名状，让我有点小愤怒，不吐不快，就提前说了吧。高是北大校友。

这两次事件的实质是，在中美对抗正酣的当下，一部分清华北大的校友们，在内心深处却走向了投降派，明目张胆和忠心耿耿地主张和维护“霸主-附庸”式的中美关系。

胡教授引起清华校友群愤的原因是，他发了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了。在那份在网上广为传播的清华校友联名书中写到，（胡的报告）“远引无数外国戒心”，意思美国发动贸易战等一些列敌对中国的行为，就是因胡教授说中国国力超过美国了。这里转引一句网友的评论：“胡教授说中国超过了美国，伤害了不少清华人的感情”。

高经济学家在演讲中直接将美国比喻成梁山，将中国比喻成小弟，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小弟向美国梁山投靠。小弟要投靠梁山，需要先在山下杀一个人做投名状。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搞了中越战争，这是中国交给美国的投名状。当时苏联在支持越南。

清华北大能够“培养”出如此的校友，根源在中国大学这一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固有缺陷。作为中国大学体制中的两大领袖，中国大学体制的固有缺陷在清华北大身上更为严重。

什么缺陷？国耻的缺陷！中国大学自降生以来，就携带着国耻基因、国耻病毒。而作为在慈禧时期孕育，并被慈禧和美国人钦点的两所大学——北大被慈禧钦点，清华被美国人钦点，北大和清华身上的国耻基因也更为纯正，国耻病毒也更具活性。清华校友驱逐说中国国力超美国的教授，北大校友称越南自卫反击战是对美国的投名状，都是国耻基因、国耻病毒发作的结果。国耻病毒的发作即为国耻病，国耻症。

由于中国大学系统是天然的国耻基因和国耻病毒携带着，进入这一系统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成为一名国耻病毒携带者，一名潜在的国耻症病人。由于清华北大的国耻基因更纯正，国耻病毒的活性更高，进入清华北大，也就意味着感染国耻病毒的几率更大，犯国耻病的可能更高，病情更严重。那些要驱逐胡鞍钢的清华校友，以及类高善文的北大校友，都是严重的国耻症患者。

要明白大学是怎么回事，明白北大清华是怎么回事，应该先明白大学的历史，包括中国大学的历史，以及西欧大学的历史。查查它们的帐，揭揭它们的老底。

首先看中国大学的历史。

中国大规模引入西方的学习制度，其实大学只能算第二次，第一次是佛教的寺庙。

第一座寺庙是洛阳白马寺，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但是，与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引入寺庙，是完全主动和自愿的。当时的印度并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向我们推销佛教，是中国人自己对佛教感兴趣。不仅引入了寺庙制度，而且也有很多中国人也不畏旅程的遥远和艰难，自发地前往印度取经，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是《西游记》的历史背景，唐僧师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唐僧的原型玄奘，也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海龟”。

但是中国引入大学却不同，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为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形势所迫，那时中国的国耻时代。大学正是这种历史形势的产物，是国耻时代的产物，这种形势和时代使得大学自身也携带了国耻的基因，尤以北大清华为甚。

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接受西学，引入大学之前，中国已经历经一波和平式的、自愿式的学习和引入西欧的学术、技术，那是在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明末清初。当时西欧基督教分化为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是传统势力，而新教则是新兴派。在咄咄逼人的新教改革的压力下，天主教为挽回实力，成立了一个叫“耶稣会”的组织，强化信仰，并负责向西欧之外的区域传教，包括中国。

1550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抵达中国，至1723年雍正帝下诏驱逐传教士，第一波西学东渐持续了170多年。其间一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和生活，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技术和政治理念带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利玛窦为方便传教，深入地学习了中国文化，造诣不输当时一流的儒家学者。而汤若望更是打入了清廷，从钦天监一路升至一品高官，甚至被称国师。而且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均由西方传教士担当。

尽管这些传教士在当时在中国混的很成功，但是，就整个基督教传教事业而言，却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雍正的一纸禁令，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在基督教自身：在强大的中国文化面前，毫无竞争力，绝大多深中国人并不感冒。历经170多年的发展，依然处于中国社会的最边缘。

值得一提的是，对这段历史，当下国人并不太了解，因此形成了清朝政府一直“闭关锁国”的错误认知。殊不知，在前半段，清朝政府对西欧文化是开放的，拥抱的。长期任用遥远的域外人在朝廷做官，甚至高官，如此做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在开放程度上，更是让现代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试问，现代哪个国家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政府担任高官？！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仅仅距离雍正驱逐传教不过70年。乾隆拒斥英使，指其所献物品为“奇技淫巧”，被当下认为是清朝愚昧封闭的代表事件。事实上，西欧的很多技术和物品早已传入中国，并在宫廷中陈列，而且的确比马戛尔尼所带的还要好。170多年的对西欧文化的学习，也足以使得当时每个中国人对西欧文明进行判断。不是乾隆斥责英国人错了，而是现代的认为乾隆的斥责错了错了。

这段历史也证明，在和平的环境下，以自愿自主的原则，中国是不可能对西欧文化感兴趣的，中国人不可能象曾经对佛教的态度对待西欧文化。中国人之所以最终接纳了西学，甚至要全盘西化，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人拿枪顶住脑袋的结果，充满了无奈和耻辱。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故事。

二

圆明园，中国国耻的象征，清华和北大的校址恰恰与之毗邻。清华在东，北大在南，近乎一墙之隔。或许，这一区位格局的出现，只是当初两校校址选择上的无心之举。但是在历史中，清华北大的产生也的确和国耻很近。北大、清华都是由国耻所孕育，身上也携带了国耻的基因和病毒。

要明白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基因，首先要明白和区分两类国耻：主权国耻和文化国耻。人们之所以普遍忽略和无视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因素，而将其看成知识的殿堂，甚至神圣的知识殿堂，就在于没有能正确区分这两类国耻，将主权国耻看成是国耻的全部，忽略和无视了文化国耻。事实上，文化国耻是比主权国耻更深层、更严重的国耻。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正是文化国耻。

圆明园是中国主权国耻的象征，而北大、清华的则是文化国耻的象征。主权国耻是“硬国耻”，而文化国耻则是“软国耻”。因此，也可以说，圆明园代表“硬国耻”，而北大、清华则代表“软国耻”。

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与西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香港、澳门的收回，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些都是雪“硬国耻”。

在雪硬国耻上，中国已经做的非常好，但在雪软国耻上，但却做的非常差。由于对软国耻重视不足，甚至压根没有意识到其存在，我们在消除硬国耻的同时，却在增加和扩大软国耻。甚至也可以说，自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整体的发展路径是以牺牲文化力量为代价，去换取主权力量的增加，以增加软国耻为代价，去换取硬国耻的降低，去雪硬国耻。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躯体，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灵魂。当一味地强调硬国耻，而忽略软国耻时，就会导致在雪硬国耻时，会导致软国耻的增加，在硬国耻消除时，软国耻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存在。中国当下的现状就是，硬国耻已经消除，但软国耻依然严重地存在。更严重的是，相对硬国耻，国人对严重存在的软国耻普遍缺乏知觉。

主权国耻就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放弃主权利益，文化国耻则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否定和舍弃中国的固有文化。国耻做所以为国耻，关键就在被迫性。东汉以来，中国也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局部地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文化，但是不能称佛教的传入中国为文化国耻，原因在于这里边没有强迫。

中国是从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才正式开始否定和舍弃自己的文化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败的最惨的，没有之一，正是这场战争彻底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自此中国走上西化的不归路，直至当下。甲午之前的洋务运动，讲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原因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他主持签订的，其耻辱之最就是甲午战败后的马关条约。其实马关条约恶劣影响倒不在主权国耻上，而在文化国耻上。马关条约不仅迫使中国放弃自己的主权，而且也迫使中国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

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摧毁中国的文化自信，除了战争本身的惨败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甲午战争的敌人并非传统的西方列强，而是最近才西化的日本。震惊当时中国的并非战争本身的力量，而是日本西化的力量。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将效仿的对象转向日本，中国的真正西化实质上是从学习和效仿日本开始的，是日本化。也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留学现象才真正形成。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的目的地不是欧美，而是日本。

据统计，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三千名人，达到高峰。据梁启超1902年统计，自费生几乎占据了一半。

1907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数才逐渐增加。1909年清政府正式接受美国所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但是，直至1910年，留美的学生才有500人。

而中国的大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与留学热同时出现的。大学和留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属于马关条约效应，是文化上的马关条约。中国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留学和大学是吸纳和接受西化思想，同时否定和舍弃中国文化的两个手段，两者互为表里。前者直接去西方国家，包括西化后的日本，去学习，后者则是在中国系统性地传播西方文化。

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是最早的两所大学，分别创办于1895年和1898年，均在甲午（1894年）之后。北洋大学堂是现天津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为现北京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为李鸿章的幕僚，也是晚清第一大买办盛宣怀创办。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其实就是想在中国复制日本的明治维新，企图把日本的政治和教育体系搬到中国，是一次大张旗鼓的日本化。康有为直接说：“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

尽管后来慈禧太后完全推翻了戊戌变法，连光绪皇帝也被监禁，但是却独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因此北京大学也就成了那次日本化的唯一成果。

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甚至进行恶毒性攻击，并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口号，是出现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间应该在1916年左右，主要阵地则是北京大学。这个时间和地点和此前的日本化是高度相关的。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6年，因为甲午之后第一波留学热时期的那些人都在那时学成回国了。注意，第一波留学热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也毫不奇怪地是主要由留日回国人员所构成。陈独秀、鲁迅、易白沙、钱玄同、吴虞都是那时的日本海龟，而另一员新文化大将胡适则是留美海龟，而资助胡适留美的正是庚子赔款。与1916年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则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留学德国。

因此，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化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发展和深化，新文化实质上就是日本文化。

为什么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地？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成为留日人员的聚集地。那么北大又为何会成为人员的聚集地，原因又在于，北大是之前那次日本化的结果，北大身上保留了日本化基因。

如果说北京大学身上有日本化基因，那么清华大学身上则有美国化基因。清华大学的前身为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 school），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顾名思义，留美预科学校，即为留美人员进行前期培训。这所学校的成立和美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相关联。

1900年为镇压反对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组团对中国发起战争，北京被占领，慈禧出逃西安。在这种局面下与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主持人依然是那位李鸿章。1900年为庚子年，1901年为辛丑年。辛丑条约所涉及的赔款数额为所有条约之最，就是历史所称的庚子赔款，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赔款将在若干年还清，庚子年是起始年。

由于数额太大，超出了当是清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后来清政府就希望能够减免。当和美国提到此事时，美方应允，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所退回的赔款用来支撑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留美预科学校正是为这些赴美的庚子赔款生做前期服务的。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生成行，胡适于1910年考取了名额，是第二批。不过那时留美预科学校尚未成立，因此胡适是庚子赔款生，但不是清华校友。

当时的美国为何愿意做这件事？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可以给出说明。詹姆士提醒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在精神和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敞开拥抱，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曾经是留日人员，这导致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日本情节，即便在1931甚至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后，这种日本情节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身上依然非常浓厚。汪精卫就不用说了，直接投靠了日本，做了汉奸。

1934年，已经侵占东北的日本愈发彰显其图谋华北，甚至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此之际，蒋介石以别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几乎两万字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其中所流露的亲日情结令人惊诧。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文一上来就说：“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居然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和日本只可能是朋友关系，而不可能是敌人关系。很类似于前一阶段，曾经有人把当今的中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甚至还要过之。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文还提到：“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

这意味着孙中山也有很强烈的崇日、惧日情结。由于汪精卫后来明目张胆地投靠了日本而成为汉奸，后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尤其与孙中山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好坏分明。实质上，在崇日、惧日上，他们并无本质区别，并无明确的界线。这很可能也归因于三人的早年的留日经历，孙中山当年甚至还娶了一位日本老婆。

这种早年的留日经历，以及所形成的亲日情结，导致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一直是妥协的，软弱的，一直不敢地处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可能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在共产党身上也表现的十分明显，共产党的真正缔造者是毛泽东，他恰恰是没有任何留洋经历的，纯粹的土鳖。在毛泽东之前，共产党也的确有留洋经历的首脑，而他们也均象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一样，有着很强的亲外情结，譬如陈独秀和王明。

陈独秀在骨子里崇拜日本的文化，尤其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制度，这是后来当蒋介石对共产党举起屠刀时，陈独秀右倾投降的根源所在，因为他认为国民党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方向。而留学苏联的王明则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协苏自重，在抗战时期，居然高举“武装保卫苏联”的大旗。因此毛泽东说王明，他对别人的事关心地多，对自己的事关心的少。用现在的话说，陈独秀和王明被当时的日本和苏联洗脑了。

由毛泽东所改造和缔造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反帝国主义上，表现地如此决绝，敢于在尚一穷二白时出兵朝鲜，对抗不可一世的美国，以及对抗同样不可一世的苏联，与其本人早年没有任何留洋不无关系。假如毛泽东曾经是个象胡适一样的庚子赔款生，或者假如也象陈独秀、汪精卫、孙中山、蒋介石一样曾经留学日本，很难想象他还能够列强如此决绝。

三、大学的性质

本部分将讨论大学的性质，为大学做一个定性，为下面对大学本身的优劣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以及对大学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文明的真正影响和意义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做准备。

当下人们普遍将大学当成绝对好的东西，是传授知识的机构，甚至是知识的殿堂，进而兴起一股大学崇拜，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崇拜。这种崇拜体现在，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家庭，对孩子在教育上“投资”的非理性，盲目性。

由名牌大学崇拜衍生出了教育崇拜，这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教育崇拜在北京更严重，主要体现在天价学区房和培训班上。

北京的学区房现象为全国之最，而北京东西城的学区房又为北京之最，房价被炒到令人咋舌的地步，甚至连过道也可以天价成交，拥有这些过道的产权就取得附近某小学的入学资格。天价学区房的基本逻辑在于：好的学区房对应好的小学，好的小学对应好的中学，而好的中学则意味着大概率的考上好的大学。

但是，中学也是有入学考试的，因此，好的学区房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进入好的中学，于是这催生了培训班需求。目前中国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北京也是如此。乍一看似乎小学阶段应该没有什么花费，事实上所免除的学杂费在令人瞠目的课外培训班费用上可以忽略不计。我的一位朋友在海淀区，他女儿在五、六年级时，一年的培训班费用在7、8万左右。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别人都报，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落后，是不是。

已经有人指出目前中国教育投资上非理性，说是学历没有学区房值钱，有点面粉贵过面包的意思，这还没算上培训班的费用。其实教育的最大非理性倒不在经济上，而在对大学本身的无知上，或者对教育本身的无知上。

家长们都在选好的学校，好的小学，好的中学，最终目标是好的大学。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好？目前所流行的好其实是牌子，名牌大学就是好，大家都认为好的就是好，北大、清华就是好，因为它们是名牌，因为大家都说好。

于是家长们都努力挣钱，不计成本地把孩子们送进别人都说好的大学，从未认真去了解过，研究过，好的大学究竟好在哪里？真的好吗？事实上，如果充分了解大学的历史就会发现，大学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存在根深蒂固的恶，当你把孩子送进大学时，事实上就是送孩子去被这些缺陷，这些恶去污染，甚至毒害。

在本文的前两部分所指出的大学中的国耻基因、国耻病毒，就是大学的固有缺陷，就是大学的恶。在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个大学的固有缺陷，大学之恶具体是什么，以及怎么污染孩子们的。但首先要对大学的属性进行界定。

中国的大学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就像战败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一样，中国学习日本，引入西方的大学，都是被迫的事情，人家就拿枪顶住你的脑袋。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马关条约，是一种国耻。明白这个大背景，是明白大学之恶的基本前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个50多年里，中国尽管遭遇了系列的战争失败，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却依然是保持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愿意引入西方的技艺，而拒绝输入西方的文化。此时中国只有主权国耻，而无文化国耻。

但1894年惨败给小日本后，中国的文化信心崩溃了，开始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引入，甚至全盘引入西方文化。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是通过两个平台，或两种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组织人员去列强国家的大学内留学，另一个途径是将西方的大学搬到国内，设立自己的大学。

两个途径互为表里，相互联系，也构成中国教育系统的梯度。中国的大学只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只是知识的二传手，将产生字西方大学的知识搬运到中国，然后再传授给中国的学生。因此，国内的大学整体上劣与国外的大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学生整体上劣于有留学经历的。

从1894年至今的120余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引入西方文化，和不断地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实现的工具则主要是大学，以及留学。

这样就得到了中国大学的主要性质：是中国引入西方文化的工具，也是中国否定自身文化的工具。

本部分的目的是提炼和总结中国大学的性质，为下面对其优劣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做铺垫。

此文，大学还有一个性质，是一个职业集团、利益集团，而且带有强烈的特权特征，是一个企图谋求特权的特权集团。这一特征为欧美大学所固有，明白这一点，就需要了解欧美的大学史，明白大学在西欧得以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

西欧最早的大学大约12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然后传至法国，再至英国。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是，西欧早期的大学实际是一种行会，包括教师的行会，和学生的行会，但主要是教师的行会。大学是行会不好理解，行会本身也不好理解，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无行会这种东西，也就不可能有教师的行会，从而不可能有大学。

我尽量用更小的篇幅将中世纪的产生行会的历史背景，以及行会本身解释清楚，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学的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属性，即大学的行会属性。不过这个的确有点难，难就难在，西欧的历史与中国决然不同，那里有的中国没有，中国有的那里没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以及对西方文字和书籍的翻译中，对西方历史所有，而中国历史所无的东西，会用中文中某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去代替，这样就造成认知上的混乱。譬如用“封建”去翻译西欧中世纪feudalism，其实“封建”为西欧历史所无，而feudalism则为中国历史所无。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农奴制社会，广大的土地被极少数的领主所瓜分，国王是领主中的一个，当然也是拥有土地最多的那一个。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被看成土地的附着物，依附于土地，也依附于领主，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也没有能力和权力去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被称作农奴。

农奴社会是一个准奴隶社会，农民们严重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被一个权威所管理和指令。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一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而奴隶主和领主，则是另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奴隶和农奴之所以没有土地所有权，之所以缺乏权力和自由，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

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之所以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权力，以及相应地缺乏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并非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而在他们自身，是他们自身缺乏独立自己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由一个权威来指导和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奴隶，这个自然就是自愿的，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的。

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和社会至关重要。这个整个西方世界，指的是中国以西的世界，不仅包括欧美，还包括中东、印度、非洲。在古代历史上，唯有中国的农民是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的，每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土地是农民平均所有，秦汉以后，出现了土地兼并。但是，土地兼并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基于特权，而是基于市场。同时，大地主和农户之间也是商业关系，而非特权关系，农户是需要付出地租的佃农。

按照现代的权力思维，以及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中国古代史中的国君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原则上既对任何生产资料都不拥有所有权，而且也没有权力参与任何产业的经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或“不与民争利”。唯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人民，才是产业的合法的经营者，是产业经营的主体。政府官员的收入不能直接来自产业的经营，而只能来自税收。

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的古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家庭，甚至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主体。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对平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和干预的特权集团，产业的经营权力一直在民，并未被特权集团剥夺和破坏。更准确地说，中国压根没有什么产权、经营权被破坏的概念，因此也不会出现权力的概念，不会出现什么保护权力和恢复权力的概念。

生产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地交易和协作，是经营权在民的自然现象，有史以来自由交易和自由协作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由协作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是契约，契约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最原始的契约形态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周易》和《老子》都对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进行记载。“结绳而治”实际上是说，凭借着结绳这种原始形态的契约，人们就实现经济上的协作，让社会出现良好的秩序。这些资料都是中国自古就是自由地协作和交易的证据。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自然地出现了分工。

这些都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特性和根基所在，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主体是农奴社会，但是，同时又存在一个新兴力量，就是商人群体。这个商人群体在中世纪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在开始的很长时期内，其势力是非常小的。商人与西欧的农奴不同，具备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在经营和生活上都要求独立。因此，商人群体在当时的西欧就是置身于农奴制汪洋大海的一个异类。

在领主的地盘，独立自主地做做任何事，经营任何生意，必须经过领主的同意，赋予给相应的权力。因为，商人要在领主的地盘经商，也必须向领主索要特权。在开始阶段，单个商人的势力是很单薄的，为增加与领主的谈判和斗争力量，他们必须抱团，这就是所谓的“行会”。

行会是在中世纪西欧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商人的组织机构，也是商人的社区，以及生存方式，也是区别于农奴制的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时的西欧商业的基本单位就是行会，商人必须要加入某个行会，行会是当时西欧基本的商业制度和社会制度。

西欧社会的独立自主生产和生活的理念，正是由商人这个群体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里不是一个阶段替代另一个阶段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和阶层超越另外一个群体和阶层的问题，即商人阶层的影响和势力超越农奴阶层，并把农奴阶层逐渐商人化，将农奴制逐渐商业化，最终将整个西欧转变成以商人和商业为主导的社会，替代以往的由农奴和农业主导的社会。商人和农奴是并存的，商业和农奴制也是并存的。

也可以用中国的“一国两制”来形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状态。西欧中世纪社会也是“一国两制”的，“农奴制”和“行会制”并存。明白这一层，是正确认识西欧的中世纪以及当下社会的关键。中国的“一国两制”仅仅为一种政治策略，并非整个中国社会真的是“两制”的，从社会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门之于中国大陆可以忽略不计。但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从根本上就是“两制”的。这种社会的“两制”属性，在当下的欧美社会依然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实际上包括三类群体和阶层，一个是包括国王在内的领主阶层，一个是农奴阶层，一个是商人阶层。西欧社会的主体是由农奴和领主组成的农奴制，农奴制是涵盖农奴和领主两个群体的，领主是特权阶层，而农奴则是无权阶层。商人群体的行会制却是仅仅包括商人的封闭世界，行会需要向领主索取特权，而这个权力仅仅为本行会所有，而拒绝与农奴分享，甚至也拒绝与其他行会分享。因此，行会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权集团。

西欧的人权、产权思维正是在行会制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理解这段历史，才能明白人权的真实面目所在。人权实质就是特权，是排他性的特权，只允许我有，而不允许别人有。人权的思维在社会分裂、斗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会自动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和斗争。总之，权思维是西欧中世纪畸形社会中产生的畸形制度和思维。现代欧美人却用这种畸形的制度和思维来普世，岂不荒唐和大谬。当今西方世界的分裂和混乱，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分裂和混乱的罪魁正是这种人权-特权思维。

大约12世纪左右，西欧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教育培训业，由私人以商业化的形式来传授知识，也属于商业的范畴。这种培训业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因为那是意大利的商业最繁荣，经济最发达。基于前面我们对于西欧社会的分析和说明，就可以知道，这些私人教师，要想生存，必须组建自己的行会，而私人教师行会，就是大学。

为何中国历史上只有私塾而无大学？原因很简答，因为在中国历史中，中国私人教师可以独立生存，无需和任何人联合，无需和谁斗争，无需向谁索要特权。实际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大学的原因，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行会，为何没有产生农奴制，是一个问题。

至此，我对大学的第二个属性已经的分析完毕：大学是一个特权性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再次总结一下，中国大学有两大属性。第一大属性，是1894年以来中国进行西化的工具，也是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工具；第二大属性，是一个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接下来，我将基于这种定性，对中国大学优劣，以及对中国大学对于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文明的意义，展开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