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共,冒死拯救50万中国人:他来自美国,却是真正的无双国士

文 | 栩先生

首发 | 栩先生(ID:superMr_xu)

1

1936年,历经千难万险,一个美国记者终于达到了陕北。

这个记者的名字叫斯诺,他在这里广泛地参与和观察着红军们的生产生活,面对面地采访了毛泽东,并将所见所闻最终写成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真实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真实的红军。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本书里斯诺刻意隐瞒了一件事。

他并不是一个人去的延安。

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叫海德姆的美国医生。

他们一起在延安生活了数个月,从领导层到基层,把红军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了解了个底朝天。

而海德姆在跟着斯诺看过苏区的情况后,居然写了一篇《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详细分析了苏区面临严重封锁、缺少医药的情况,并提出了“重在预防”的理念。

其间,他们俩还一起到了西征军的前线。当时的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一起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被斯诺视如珍宝。

直到斯诺逝世后,斯诺的夫人才在1972年将这封信的影印件赠送给中国,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4个月后,斯诺如期完成了采访计划,决定离开苏区,回北平。

万万没想到,临行前,这个叫海德姆的美国人却不走了。

他决定,留下来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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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的海德姆,是个大有前途的美国小伙。

小伙长得很帅气,精神头十足,从瑞士日内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和朋友们一起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收入很丰厚。

要知道,那是战争年代,医生是最吃香的职业,很多知名人士,比如孙文、鲁迅、郁达夫、冰心等都学过医。

按照海德姆的高学历,闭着眼睛也能混成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亲身体验了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

但另一面,他又看到了普通人的悲苦生活,这些旧中国的穷苦百姓连生存都需要用尽全力,更别说基本的医疗保障了。

他去缫丝厂调查职业病的时候,亲眼见到平均不满14岁的童工们的手被溶液腐蚀溃烂,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劳动,严重的营养不良;在虹桥机场,他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现场,那些革命者临死前还在喊着口号,给了他非常大的震撼。

他对朋友们说:我觉得,光靠行医是救不了中国这个腐败不堪的社会……我考虑再三,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投身革命,和那些为了人类解放而舍生忘死的人一起生活、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而鲁迅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用尖锐的文字来刺痛和唤醒麻木的民众。(关注“栩先生”,后台回复“鲁迅”,可以查看我写的关于鲁迅的10万+文章)

海德姆越来越靠向革命,他在出诊之余开始用笔来报道中国。他的诊所还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经常接待一些特殊的“病人”。他的私人汽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了地下党流动的联络站。

特别是当他阅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后,知道了苏区的消息,更加想要亲眼去看看,中国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1936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他终于随着斯诺一起前往了陕北,结结实实当了一回我党的地下交通员。

他带去的东西除了出诊用的皮箱,两箱药品,还有共产国际的文件。

这些文件藏在箱子的夹层中,当时陕北和莫斯科的电信往来已经全部中断,这些文件十分重要。

另外,还有鲁迅先生捎给毛泽东的一根金华火腿。

关于这根火腿,我后来从史料中看到了很多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一根,有的说是两根,有的说火腿还没送到就被吃了,有的则说毛主席吃了这根火腿。

但无论怎样,当年鲁迅先生托海德姆给毛主席送火腿,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鲁迅、毛泽东、海德姆,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就靠着这一根火腿完成了交集,这真的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鲁迅先生自己曾想去苏区看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就在海德姆去了陕北几个月后,鲁迅先生逝世,这也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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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姆留在陕北后,改名叫马海德,他也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红军的美国人。

考虑到海德姆的行为几乎等于“投共”,为了保护海德姆和他在美亲友的安全,斯诺故意在书中隐去了他的名字。

 

也因此,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但他所作出的贡献,却不下于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外国医生,白求恩。

 

在延安,经过马海德的精心筹建,一个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八所中心医院,二十四所分院的延安医疗网逐步形成。

据统计,仅1944年至1947年间,马海德诊治的病人就高达四万余人次。

 

他还诊治和接待了100多个被日本飞机打下来的美国飞行员,这些人很多在飞机上还是反共的,但离开延安回国后,却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成为了我党坚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而马海德则更进一步,1937年2月,在被派去山西八路军抗日前线的时候,他成了一名党员。入党介绍人,就是曾在斯诺采访毛泽东时做翻译的吴亮平。

 

入党考察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有人特意带他去看一位被地主武装砍头的党员尸体,问他:如果你被敌人抓住,这可能就是下场,你还入党吗?

马海德后来回忆说:他们让我记住,入党就意味着要将性命置于危险之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入党的同时,马海德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没有同意,但是给了个许诺,将来建国,第一个批准他加入中国国籍。

在陕北,马海德还成功解决了个人问题。

除了会看病,马海德还能修一些收音机、钢笔之类的“洋玩意”,会打球、会跳舞,再加上小伙长得高大帅气,很受大家喜欢。

有个在“鲁艺”上学的女学生因为到了陕北水土不服兼感冒发烧,找马海德看病。

马海德很细心地给她开了药,还找了张粉红色的信纸,用歪歪扭扭的中文给周苏菲写了一封信:“我衷心希望你能按时很好地服药,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你那美丽的微笑!”

因为治病,马海德和这名叫周苏菲的女学生有了更多接触。

很多年以后,已经90多岁的周苏菲老人还说,那场感冒“给马海德献殷勤制造了机会。”

一年后,苏菲正式成了马海德的妻子,两人到边区下面的民政厅办了结婚证。

当时的结婚证是用最普通的新闻纸印刷的,两份连在一起,民政厅的办事人员正要把两份剪开,马海德马上阻止,“别剪开,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补充说一下,周苏菲当年在延安被称为“鲁艺校花”,是延安第一美女。可以看看年轻时候的周苏菲,什么才叫“天然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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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马海德一家的神仙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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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周恩来总理兑现诺言,在他的中国国籍证明书上签了字。

马海德也再次创造了历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建国后,他担任卫生部顾问,负责在全国消灭性病。

解放前的中国,娼妓遍地,仅一个省就有上千家妓院,由此而导致的性病在全国肆虐。

在全国各地关闭青楼妓院的同时,马海德也带领他的医疗团队奔赴各地调查病况,研究对策。

当时,老百姓对抽血化验的事十分排斥,他就亲自示范,让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抽血。

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奔波劳累,他的身体状况很快恶化,

作为一个医生,他居然得了非常严重的胃溃疡。

当1964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已经消灭性病时,他的胃已经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而因为马海德在中国开展防治性病的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效果,他的名字也开始见诸报端。

1962年,马海德远在大洋彼岸的父亲从美国的报刊上看到中国性病防治的新闻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因为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已经70多岁的老人立即飞往叙利亚。

 

在叙利亚中国大使馆,老人激动地说:我要见你们的马海德,我是他的父亲。

外交部马上安排马海德一家远赴叙利亚中国大使馆。30多年后,马海德与父亲终于在叙利亚第一次相见。

这次见面后,马海德很快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传染病的防治一线。

性病消灭了,但新中国的医疗事业还任重道远。真正让他付出毕生精力的,是他主持开展的另一项医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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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史诗级大片叫《天国王朝》,电影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整天戴着一副冰冷的银色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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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天才纵横的人,据说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蒙吉萨战役中率领几百名骑士和数千步兵击败了萨拉丁的两万士兵。

但却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年仅24岁。

这部电影的主要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都曾真实存在的。

夺去鲍德温四世性命的,是让人谈之色变的一种烈性传染病,麻风病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染病,在全世界都广泛存在,得了这种病的人,手脚和皮肤会溃烂萎缩,整个面部塌陷、五官扭曲。

鲍德温之所以带着一个面具,就是为了遮蔽自己被毁的面容。

在古代,因为恐惧,一旦得了这种病就会被活活烧死或者活埋。

而现在的我们,之所以对“麻风病”这几个字基本没有畏惧和概念,是因为,这种病在中国已基本灭绝了。

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冲在最前线与可怕的麻风病战斗的,竟然就是这位“美国人”马海德。

当时的中国,约有50万麻风病人,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等省。

这50多万人遭受着病魔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政府部门组织的对麻风病人的医疗救治几乎是个空白,直到1956年,中央第一次把“积极防治麻风病”写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曾经为防治性病跑遍了全国边远地区的马海德,又开始率领医疗队深入基层展开调查。

那个年代,麻风病是无药可治的,如果一个村子发现一个麻风病人,整个村子都会陷入恐慌。

由于多数病人都生活在偏远的山区,很多时候只能一个村、一个村的封闭隔离,成为让所有人都避而不谈的“麻风村”。

而马海德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麻风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他主持建立了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在一些地区取得了防治麻风病的好效果。

1976年,马海德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他在评估自己的身体后,预估自己至少还能再活7年,于是开始了和死神的赛跑。

经过大量研究调查,他向卫生部提出了到2000年中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

他不遗余力地宣传:麻风病并不可怕,麻风病菌能够被控制和消灭,以消除社会上对麻风病人的歧视。

他给麻风病人做检查会用手去触摸病人皮肤溃烂的部分,别的医生大多全副武装,他们看到马海德在接触过病人后用肥皂仔细洗几遍就没事了,慢慢打消了对麻风病的恐惧。”

有一年的春节,河北省望都麻风病院,马海德给麻风病人拜年,他主动和病人握手,一个病人却不肯伸出手来,“马大夫跟你握手呢,你倒是伸手呀。”

听见一旁人的话,患病的老汉哆哆嗦嗦伸出手来,就在和马大夫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老汉泪流满面,“自打我得这个病,多少年了,没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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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到1984年,马海德陆续做了8次大手术,可病情稍微好转一点,他又开始忙,到处看病人,还去国外为麻风基金会募集资金。

去世前的半年,马海德被癌症折磨得体重掉了30公斤,直到1988年,他晕倒在北戴河的三省会议会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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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进医院后,他仍要求家人把每天的报纸和全国各地麻风病人寄来的信给他。他通过口述每天要为病人回复十几、二十封信。

后来索性让人把打字机搬到病房,以便自己可以打些简单的复信。

1988年9月,当他看到广东的麻风病人在信中说,山沟的麻风病人生活艰苦,没有菜吃、缺医少药时,马海德难过得哭出了声,他让苏菲马上帮他回信,帮助这些麻风病人……

 

而这封信成了他口述的最后一封信。

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在病床前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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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后,马海德病逝。按照遗嘱,他的骨灰被分成了三份,其中一份洒到了流进延安的延河。

那里是他作为“中国人”的一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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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都在想。

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小米饭、南瓜汤的陕北开始,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底图啥?

其实,同样的问题,历史上早就有人问过了。

1943年,在延安开展的一次运动中,马海德被人怀疑是间谍,理由就是:

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越的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延安,是有什么阴谋?

到了1949年,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还曾在西柏坡对毛泽东说:李敦白(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特朗的秘书)和马海德是美国侦查机关的间谍,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毛泽东说:马海德1936年就参加了红军,那时候我们损失了90%的根据地、90%的共产党员、90%的红军战士,他那时候加入共产党,怎么可能是间谍。

十年期间,马海德遭到批斗、抄家,妻子苏菲也被抓去批斗。好多人劝他回美国,而马海德毫不动摇,称自己是中国人,哪儿也不去。

我后来读到了一段历史,记载了解放前,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

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

事后,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

这就是乱世中的人命。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就是那个被米高扬认为和马海德都是间谍的作家秘书。

 

他后来也成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几十年后,李敦白回忆说: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那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

我想起来,当年斯诺离开延安时,曾经问马海德:你为什么要留下?

马海德回答:因为我觉得这支队伍会有出息,我觉得这里的人民需要我……

在我看来,不论是马海德,还是李敦白,白求恩,当年那些外国友人之所以愿意离家万里,不惜放弃优越的生活,乃至牺牲生命,也要帮助中国人民,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伟大的“善良”。

这种善良,就是对挣扎生存、饱受病痛折磨的中国老百姓的感同身受。

什么是人道主义?这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不分国家、民族,对生命的尊重。

但让我无法理解的是。

几十年前的普通美国人尚且能有这样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道主义精神,或参与中国的革命,或毕生投入于帮助中国老百姓抗击传染病。

而当今天的中国,正遭遇另一场严峻的传染病疫情考验,近万名感染病毒的人正在经历生死考验,成千上万的家庭正在饱受隔离的煎熬和恐惧,举国上下都在为抗击疫情而团结努力的时候。

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却不仅不帮忙,还尽干恶心事呢?

相比几十年前,你们不是现代化程度更高、社会更发达、科技更先进、总体文化水平更高么?

这是文明的退步吗?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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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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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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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寒心的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最近接受采访时还公开表示,目前处于扩散期的中国肺炎疫情,将有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

他国疫情肆虐,第一想到的不是如何施以援手,而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说真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做法,足以让马海德蒙羞。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地位,都已经和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也不太需要这些西方国家更多实质性的帮助。

但我希望的是,至少,请保持善良。

请尊重每一个正遭受疾病侵袭的生命,请正视中国人民为抗击此次疫情所作出的努力,更请不要再站在无所谓的角度来指手画脚。

就像去世前,马海德曾留下的遗言:“我最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站在外面指手画脚,我没有站在外面,我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百位共产党人百篇小传》里,曾这样评价马海德:

秉博爱之心,施精湛之术,辩症有方,活人无算。国初首入华籍,更殚厥心,遍驰其迹,倾力于防治麻风之鸿业,泽被杏林。噫,跨国度,其境宏焉;除恶疾,其志伟焉;忘死生,其心仁焉。

我觉得,作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原外籍公民,唯一一个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西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会长、“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称号获得者……

马海德,担得起这一评价。

他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更是国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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