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该死的，只有人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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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每年被拐卖等原因而失踪儿童的数量约为20万，被找回来的仅为0.1%，即200人左右。

国内最大的寻亲平台，“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创始人张宝艳说：“按我们现在这个寻人速度，可能再寻100年也寻不完。”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跨越疫情，迎来久违的欢声笑语，很多大人也在这一天扮演着“大儿童”的角色，短暂地回归天真。

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5月25日“国际失踪儿童日”，距离“六一”，不过短短6天。

对于孩子失踪的家庭来说，也许当时只是仅仅6分钟的无暇看顾，甚至只是一回头、一转身、一出神的6秒钟，便堕入无边地狱。

同样是在“六一”之前，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等议案，在微博上引发超过6.1亿人次围观。

作为国内最大的寻亲平台，“宝贝回家寻子网”（以下简称“宝贝回家”）的创始人，张宝艳是“寻子”这片无边海洋中的“摆渡人”，目之所及，是岸上人无法想象的触目惊心。

2007年，因为曾经短暂经历“儿子走失”的虚惊一场，筹谋已久的张宝艳和丈夫秦艳友正式创立“宝贝回家”，13年来，虽然网络通讯日新月异，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书信窗口。

每天，“宝贝回家”办公室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信件，稍有耽搁，便会堆积成几十箱。

很大一部分信件都是手写，张宝艳解释，很多寻找孩子的父母已经年迈，每一封长达几页、甚至是几十页的求助信背后，都有一注守望半生的眼神。

与漫长的寻找相对应的，是一张张孩子尚且年幼的照片，按照出生日期，他们大多已经成年、甚至步入中年，早已不是儿时模样。

找，痴痴地找。一个寻找儿子31年的母亲说：“再来31年又怎样？！”

从孩子失踪那一刻起，寻找，就是这些父母活下去的唯一意义。

时光穿梭在新旧交织的贵州省都匀市，熙熙攘攘的平桥客运车站经过改建气象一新，过去二十多年，那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但是，街边的一个简易修鞋摊是一个特例。

每天早上九点，摊主罗兴珍推着小推车走到固定的位置，推车越来越破，步子越来越沉，但摊子正面的广告布却常换常新，上面写着她的寻子信息：

“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

白岩松报道“罗兴珍”寻子案件

1996年，她7岁3个月的女儿胡华兰和5岁半的儿子胡华白被人拐去，为了等一双儿女回家，她留在原地。

一等24年，尘满面，鬓如霜。

24年前的夏天，旁边新来的租户接孩子到家里玩，下午四点钟，父亲去找，两个孩子已经不见踪迹，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个热情的租客。

面对空无一人的屋子，夫妻俩惊觉孩子被拐，报案后便拿着孩子的照片跑去火车站到处打听。

偌大的火车站，丈夫守这头，罗兴珍守那头，一直守了15天，直到走路都没了力气，渐渐被人当作疯子。

孩子被拐的时候已经有了记忆，应该会记得父母的工作，记得经常到母亲的鞋摊那里去玩。

孩子失踪后，罗兴珍就像是被定格在了繁华的街口。

下雨了，就在头上套个塑料袋，身上披个破雨布，一天下来有时只赚五、六块。

她总是时不时检查摊前的字板是否被遮挡，对每一个经过的人投以期盼的目光，希望他们可以带来孩子的消息，或者有一天，两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上前喊一声“妈妈”。

母亲守在原地，父亲则外出寻找。

罗兴珍的丈夫胡照周在外打工，一年换一座城，24年换了24座城，一共回家5次。

今年，罗兴珍61岁，粘鞋底子的动作越来越吃力；胡照周63岁，高层建筑工地已经不要他了。

但是，他们仍然在找、一直在找。

2006年大年初三，罗兴珍的老乡，寻找儿子15年的宋怀南，精疲力尽，跳楼自杀。

留下一张字条：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妻子说：“他终于用自己的方式，解脱了自己。”

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所扮演的寻子父亲说：

“我要是在家，感觉对不起孩子。只有我走在寻子路上，才觉得将来对孩子有一个交代。” 

从孩子失踪的那天起，那个家，父母也回不去了。

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寻子的父亲，原型为郭刚堂

刘德华的原型，是聊城人郭刚堂，1997年，他两岁半的儿子被拐。

郭刚堂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骑上摩托车，踏上了“铁骑寻子”的旅程。

23年，风餐露宿，行程40多万公里，走过30几个省，骑坏了9部摩托，至今未能寻回孩子。

他说，自己从未在家过春节，他都在寻子路上。不知儿子在哪儿过年，是否吃饱穿暖。他必须在路上，仿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被拐的孩子。

像罗兴珍、郭刚堂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奔波在寻子路上的人还有无数，他们不记得自己走过多少路，跌过多少跟头。只是在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

“总有一天，会死在路上。”

他们不是在活着，而是在受罪。

寻孩子的父母总是会担心，孩子还没找到，自己先倒下；

寻父母的孩子则在担心，自己还没找到他们，就已经来不及了。

寻亲，是在跟死神赛跑。

被拐30年的罗长美

1982年12月，7岁的罗长美跟随母亲到成都探望在外工作的父亲。

“我记得坐了很远的车到了渡口，当晚坐了通宵的轮船，到了另一个城市。”

人生地不熟，她和母亲在人流中走散，一个中年妇女把她拐卖到福建省莆田市一户姓郑的人家。

9岁时，她从养父母家逃跑过。“被他们捉回去，一阵毒打。”

五年后，16岁的罗长美用补渔网挣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出外打工。

重获自由之后，回家，就成了罗长美唯一的希望。

但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被拐后第10年，哥哥意外去世。一子一女，一死一拐，父亲从此重病缠身，母亲也早已精神失常。

1993年，罗长美结婚，她答应丈夫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会一生一世帮她找父母。

多年遍寻无果，2011年9月，丈夫帮她在“宝贝回家”做了信息登记。4个月后，她与身在重庆涪陵的徐庭静DNA配型成功，确认彼此就是失散了30年的亲人。

罗长美回家前一夜，志愿者告知69岁的徐庭静，女儿要回来了。

疯疯癫癫的老人忽然喊起“美美”，一喊就是一夜。

第二天一早，老人一早就跑到村口，头发仍旧凌乱，神情还是痴傻，但她不停张望的目光中，又好像藏着一段漫长的等待。

罗长美风尘仆仆地赶来，抱着眼前的疯妇痛哭，哭着哭着，老人忽然拽着她往山上跑，任谁也拦不住。

跑到一个破败的土堆，老人对着眼前简陋的墓碑喃喃道：“女儿回来了。”

那是罗长美父亲的墓，没等到女儿，他先一步离开了人世。

那天，山上一片呜咽，疯了30年的母亲一夜清醒，丢了30年的女儿终究是迟了一步。

罗长美说，要把母亲接去跟自己团圆。

张宝艳闻讯深感慰藉，因为在她见证的上千次团聚中，更多的是团而不圆。

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机充电器，只要一看见插线板，就抽空过去充会儿电。她必须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错过一通电话，或许就是一场悲剧。

某天凌晨，她接到电影《亲爱的》的原型彭高峰的电话。

2008年3月，彭高峰4岁的儿子被生生从母亲怀里抢走，众目睽睽之中，抢孩子的男人跳上一辆大巴，扬长而去。

硕大的“寻子”招牌和10米长的寻子横幅挂了整整3年，这个绝望的父亲在深夜登上了一座高楼的楼顶。

他拨通张宝艳的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大姐，你要是没接这个电话，我就跳下去了。”

寻找孩子的日子是灰色的，不敢死，不想活。

电影《亲爱的》中，黄渤扮演寻子的父亲，原型为彭高峰

在很多寻子路上的父母看来，彭高峰是幸运的。2011年，他收到一名江苏大学生无偿发来的线索，经过再三确认，孩子被找回。

但是，被毁掉的家庭很少能因为孩子的回来而完全变回曾经。

民警将孩子解救回来，孩子下车的那一瞬间，彭高峰疯了一样扑了上去，开始大哭和嘶吼：“三年！三年！”

已经7岁的儿子被他紧紧搂在怀中，眼神中的陌生和平静，与父母的痛哭流涕大相径庭。

彭高峰与妻子儿子

彭高峰说：“刚开始，乐乐（孩子）晚上常常哭闹，要回去找那个‘妈妈’。”

回家后，孩子时常会提起想念养母，想要打电话给她，甚至对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想快快长大，赚了钱给养母用，因为她很穷。”

每当此时，彭高峰的内心便五味杂陈。找回孩子之后，悲伤开始变得复杂。

彭高峰有时会觉得自己成了自私的人，因为对孩子来说，这就像“二次拐卖”。

电影《亲爱的》中黄渤和妻子终于找到孩子，孩子却不认他们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孩子所谓的“养父母”。

“是‘买主’。”张宝艳总是习惯性纠正。

没有买，就没有卖。没有买卖，就没有分离。

这些年，她一直呼吁“买卖同罪”。

很多时候，饲养拐卖市场的“买主”，比人贩子更令她深恶痛绝：

“那是偷来的天伦！”

张宝艳

在宝贝回家首页，寻人信息主要包括三类，除了“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以外，还有一类是“流浪乞讨”。

在没找到儿子之前，彭高峰非常害怕见到马路边上乞讨的残疾小孩，他担心残破不堪的身躯之上会是一张自己熟悉的面孔。“好多天都缓不过劲。”

孩子被拐后，父母的期待会在无尽的未知中被消磨，希望与失望屡屡交织，信心不断燃起又破灭，最后只剩下：

只要孩子健康地活在人世就好，即便无法回到自己身边也愿意接受。

因为，更坏的结果，是他们不敢想象的。

被拐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会被卖给黑工厂强行劳作，或者当做“童养媳”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更恶劣的情况是，被断舌、烫伤、四肢在不断的“打折”和“长好”之后变得畸形，以博取路人的同情。

还有的婴儿甚至在被灌药转移途中，憋死在塑料袋里。

被灌下安眠药装到塑料袋里的婴儿

“流浪乞讨”一类的孩子，普遍在无尽的折磨中丧失了记忆，志愿者甚至无法为他们标注姓名。

DNA比对，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宝贝回家”首页“流浪乞讨”一栏的孩子，大多无法登记姓名

2009年两会，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正式建立“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基于此，“宝贝回家”完成了最快1分钟配对成功的案例。

然而张宝艳仍然强调：“按我们现在这个寻人速度，可能再寻100年也寻不完。”

在我国，每年被拐卖等原因而失踪儿童的数量约为20万，被找回来的仅为0.1%，即200人左右。

在“宝贝回家”，有51331个家庭正在寻找被拐孩子、有47008个孩子正在寻找亲生家庭、1982个被解救乞讨流浪儿童不知家在何方，然而13年来，真正寻亲成功的只有3345例。

资料显示，一个小女孩的市场价是3-4万，一个小男孩的市场价是6-7万，巨大的利益仍然在供养着黑色的“产业链”。

2015年11月，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重拳出击”，提出利用高科技信息化的手段迅速发布信息的概念，在与阿里巴巴安全部沟通后，迅速投入设计。

2016年5月13日晚，一位名为“吉斯么吃作”的彝族女孩走失的消息被上传到试运行中的程序。

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收到消息，这个“奇怪”的名字一度让她误以为又是一次内部测试，但很快就确认消息属实。

那天，两岁的吉斯么吃作跟着父母从四川出发，途径河北衡水火车站。旅途中，因为太过疲惫，吉斯么吃作的父母在车上睡着，醒来时，女儿已不见踪影。

通过该程序，衡水火车站附近100公里的手机用户迅速收到了借助支付宝、手机淘宝、高度地图、腾讯QQ、滴滴出行、百度等几十个APP客户端发出的紧急推送。

线索纷至沓来，到女孩最终被解救，时间过去了不到两天。

当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正式上线，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团圆”。

那一天，马云在微博同步分享了这则消息，并写道：

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背后的梦想和责任。互联网打拐，阿里巴巴为有这样的同事而骄傲。……也许你的爱管“闲事”会救下孩子，中国需要更多爱管“闲事”的人。

“团圆”上线3年后，一则统计数据无声地印证了马云的呼吁。

截至2018年，在通过“团圆”破获的近4000个儿童失踪案件中，有93%是依靠网友和亲友提供的关键线索达成的。

强大的科技力量之下，仍旧是人与人的搭救。

2016年央视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上线，在全媒体掀起“寻人”浪潮。

作为节目主持人，倪萍将耳环、项链、戒指……所有首饰一并摘下，素衣登台。

在现场她曾向白血病女孩捐款10万元，还将儿子的钢琴送给一位热爱音乐的盲童。

制片人说：“已经记不清倪萍是第几次捐助嘉宾了，她在这个节目挣的还没捐的多。”

面对称赞，倪萍只是说：“灾难不可以分担，苦难可以分担。”

寻亲是望不到边际的苦旅，但一双双朴素的援手可以让苦旅有期。

去年11月，网络上流传着一张“梅姨”的彩色照片。照片所附信息称，“梅姨”涉及9起拐卖儿童案件、至今仍未落网、拐卖儿童、破碎家庭……每一个字都戳中网友，照片迅速刷屏。

不久，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布消息澄清：网络上流传的广东增城9名被拐儿童案件嫌疑人“梅姨”的第二张画像非官方公布信息。

或许，“梅姨”只是一个符号，这次热血沸腾的“乌龙事件”，是生而为人者，对“儿童拐卖”的愤怒和反抗。

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犯罪，冷漠是对犯罪的默许。

每一次退让，都是在降低恶人做恶的成本。

每一次的沉默，都是在助长犯罪的发生。

网络让世界变得很小，或许是一次转发、一通举报电话便可以成全一个家庭的团圆。

目前，“宝贝回家寻人网”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已经达到351865人，张宝艳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宝贝回家”，早日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