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礼仪之争
文渊紫光
2020-05-27 23:11
中西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与天主教义相容，从而和清王朝在学术和政治上发生的冲突。在天主教内先后有两种看法，耶稣会认为祭祖祭孔是世俗的仪式，与天主教教义相容，在一定范围内，是应该被容忍的；而以道明会和方济会则认为这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不可容忍，并因此向罗马教皇请示报告。
在道明会建议下，罗马教廷在1645年通过通谕，禁止祭祖祭孔。但之后在耶稣会的游说下，罗马教廷在1656年，解除了这个禁令。这个风波曾一度使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包括日本和印度的天主教徒都受到了影响。
在这场冲突中，清朝统治者和罗马教廷的几个教皇（包括克勉十一世和克勉十四世）分歧越来越大，最终使得罗马教廷进行了直接干预。虽然到了后期，道明会和方济会已不像当初激烈反对耶稣会的思想，但罗马教廷始终持强硬态度。克勉十一世在1704年下达谕令禁止教徒进行祭祖祭孔的仪式。1742年，本笃十四世重申禁令，并禁止一切的辩论。
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12月8日颁布了一项谕令，同意教徒进行祭祖仪式和祭孔仪式。后来，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上，祭祖祭孔被正式认可，成为教义的一部分。
一 背景
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62年，德意志籍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
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
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国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往后，康熙帝执政，禁锢鳌拜，重新起用外国人。南怀仁利用西方发明贡献清朝，建立天主教士的声望，又与利类思和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 邪教 ，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初年，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1689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国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以拉丁文签订。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康熙年间，新来中国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及方济会（Franciscans）教士反对明末以来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礼俗，爆发礼仪之争，因此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决定禁教（未严格执行），1723年（雍正元年）清世宗开始严格执行禁教，再加上日后传教士介入世宗与兄弟争夺皇位之事，还有担心民众信奉天主教后，国家命令无法贯彻，且会被西方天主教国家控制，因此清世宗下令除留京任职的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被拆毁，或改成公廨，屡下禁令，不许民间信仰。清高宗乾隆年间，取缔尤烈，因此传教活动几乎消失，直到公元1842清宣宗时期（道光二十年）爆发鸦片战争后，签订中国首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才解除禁令。
二 争论序幕
1601年（明朝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燕京，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孔子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的旧俗，利玛窦主张中国人所谓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故祭天并无问题。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缅怀先人与敬仰哲人的仪式，与信仰也没有什么干涉；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礼仪之争”的第一人。他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进入中国，先在韶州传教，1609年入北京，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指“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应将“天主”依拉丁文音译为“陡斯”；也有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道明会进入这场纷争，礼仪之争才正式升级。道明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2日或3日（明朝崇祯四年），道明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父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敬孔，终引起罗马介入。
当时耶稣会受葡萄牙国王保护，基地是葡萄牙占据的澳门，道明会受西班牙国王保护，基地是西班牙占据菲律宾马尼拉。而葡西两国在海上对抗，关系紧张。
三 罗马早期反复立场
早期的礼仪之争仍是天主教徒的学术问题，并未演化成国家之间的政治议题，但随着各在华天主教会的竞争加剧，修会各自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争论才演化成政治事件。事件中，罗马教廷的态度经历多次转变。
1643年（明朝崇祯十六年），道明会传教士黎玉范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控告耶稣会士，提出 十七问 ，要点概略如下：
英诺森十世反对教徒祭祖
1645年9月12日（清朝顺治二年），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到罗马向教皇申辩，1656年（清朝顺治十三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决定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
亚历山大七世批准中国教徒祭祖
四 在华教士对立
1667年（清朝康熙六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清朝顺治十三年）教皇的裁定。其中道明会士 闵明我 始终持不同意见，在获释后立即返欧，并于1676年（清朝康熙十五年）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西班牙语： 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一书上册，三年后出版下册，抨击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罗马的耶稣会总会于是紧急将该书寄至中国，并要求各地的会士传阅并提供驳斥的论据。罗马教廷经过讨论，决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
1687年（清朝康熙二十六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洪若翰、李明、张诚、白晋、刘应
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赴华，在经历与葡萄牙籍传教士的斗争后，耶稣会在华法国传教区终于成立，首任会长为张诚。该会成员大多赞成所谓“利玛窦规矩”。只有刘应持反对意见。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自此争议迅速扩大，由纯宗教学术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王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国家政治之争。罗马教廷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和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先后派铎罗（ 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和嘉乐（ 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两位特使来华，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教令。铎罗 使华 以失败而告终，自1720年12月31日起嘉乐来华后康熙接见嘉乐宗主教前后共十三次 ，礼遇很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不愿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禁约。嘉乐宗主教因有了铎罗的经历，遇事很谨慎。看到事情不能转圆时，乃奏请回罗马。
五 教皇禁令
克勉十一世
虽然之后的欧洲舆论认为，儒教是一种世俗的哲学而非宗教——因为它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标准，但教皇坚持儒家的祭典与天主教教义冲突。
1704年12月20日，他正式发布教旨：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派特使铎罗来华，1707年铎罗在江宁（今南京市）发布禁令：
公元1715年，教皇克勉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 Ex Illa Die ） 的教皇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绝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
教皇本笃十四世于是在1742年（清朝乾隆七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 Ex quo singulari ），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本笃十四通谕宣布之后，“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遵教皇谕旨，宣传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之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
六 清廷的应对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派特使铎罗来华，1707年铎罗在江宁（今南京市）发布禁令，康熙帝 令将铎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还严斥：“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710年，铎罗死于澳门监狱中 ，康熙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樊守义随行。两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帝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详细向教皇呈述。教皇不愿艾若瑟返回中国，至1718年，罗马教皇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才放行 。
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阅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清朝文献译为《禁约》）后略带揶揄地批示：
“览此告示，只可说 彼西洋 人等 小人，如何言得 中国之大理。况西洋 人等，无一人 通 汉书 者，说言议论，令人 可笑者 多。今见 来臣 告示，竟是 和尚道士，异端 小教 相同。似此 乱言者 莫过如此。以后 不必 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耶稣会士为此颇为担忧。因此在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同意在不违悖教皇禁令的情况下可以实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除纷争。
但这并没有使康熙皇帝改变主意，康熙断然拒绝了嘉乐的要求并礼貌地对其下了逐客令。
1721年3月，嘉乐离华返欧。 1733年（清朝雍正十一年），北京的两位主教向教徒宣布“嘉乐八条”及1715年教皇通谕，令其遵守。1735年，教皇克勉十二世（ Pope Clement XII ， 1730年－1740年在位）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
之后雍正帝再次下令禁教。
教皇本笃十四世于是在1742年（清朝乾隆七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 Ex quo singulari ），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本笃十四通谕宣布之后，“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遵教皇谕旨，宣传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之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
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清廷开始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教。
而乾隆时期，传教士虽在宫中受到很高礼遇，但仍不能在华展开传教。1775年，中国耶稣会接到1773年教皇克力门十四世《我们的上主和救主》通谕并随之解散。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中国天主教只能地下发展。从此，中国出现了百年禁教的局面
七 争议的后期演进及结束
1932年，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即所谓“ 上智大学事件 （ 日语 ： 上智大生靖国神社参拝拒否事件 ） ”，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Johannes Ross（1875年－1969年）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天主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罗马教廷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
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1934年，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伪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伪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皇庇护十一世于1935年发布命令，要求伪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庇护十二世
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 Pope Pius XII ，1939年－1958年在位）颁布“众所皆知”（ Plane compertum est ）通谕：
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此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种解放，如越南天主教也在1964年针对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问题上获得教皇的特许。
八 历史影响
令礼仪之争各方当事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场争论引起了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他们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东方文明大国，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哲学、宗教、礼仪被介绍到欧洲，从而形成中国热和汉学热。然而，礼仪之争对于基督教和中国双方而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在这次规模宏大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基督教丧失了最为珍贵的使中华归主的契机，暴露了中世纪文化的致命弱点，即它的不宽容性和狭隘性。对中国而言，清初因耶稣会士的努力而已经取得显着成就的西学东渐活动随着禁教戛然而止，翻译、介绍西方宗教、哲学、科技的活动基本沉寂。虽然禁教不是清初闭关锁国政策的唯一原因，但是，中国毕竟错失了在自己鼎盛时期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机会，错失了吸纳当时突飞猛进的西方科技的良机，形成了中国朝野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冷淡和排斥局面：朝廷更加夜郎自大；士大夫从厌恶基督教，乃至发展到排斥西学；受朝廷禁教政策的鼓励，民间反基督教事件时有发生。
参见
注释
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道明会士西班牙人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0-1689）是第一个。他离开中国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充闵明我的名字进入北京，作南怀仁的助手。
来源: 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