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期间死亡数字的分析

    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最近一两个月不断利用几张武汉清明前殡仪馆排队领骨灰的照片，一口咬定中国大量隐瞒新冠病亡数字和疫情的严重程度，对他们造成“误导”和损失，要对中国进行所谓“追责”和“索赔”。这是一场严肃和严峻的斗争，不能回避，必须坚决反击。   

    武汉役情期间的死亡人数，包括：1.正常死亡；2.直接因新冠而死；3.因新冠的次生灾害而死。前两种都有正式数字或容易估算，最后一种麻烦些，但也不是不能估计个大概范围。   

    所谓新冠的次生灾害，包括医疗资源被挤兑后其他病的危重患者得不到救治，例如尿毒症得不到透析，癌症没得动手术，心脏病得不到抢救等等，还有脑瘫儿因家长被隔离无人照顾死在家里的，甚至还有绝望跳楼的，直接被吓死的。不过后面几种应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其他病的危重患者。那么它和正常死亡数字就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如果正常情况下所有其他病危重症的月死亡率是30%，月死亡3000人，那么当月的危重症患者就是10000人。在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下，这10000人恐怕七八成要死，这样其他病的死亡数就至少7000/月。2月下旬以后，随着医疗资源的改善和救治经验的增加，新冠危重症病人的死亡率由60%以上下降到30%以下。那么对于已经有充足治疗经验的其他病来说，没有疫情时危重症总的死亡率也不会高于30%。   

    武汉的各大医院大约是从3月上旬才逐渐恢复其他病的门诊，其他病的危重症治疗被（至少大部分）停止了多长时间没有数据，但一个月以上是肯定的。因为直到火神山和雷神山都落成，十几家方舱都开放，武汉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才开始扭转。因此其他病的危重症治疗大部分恢复的时间不会早于2月下旬，而且即使恢复，也会长时间达不到疫情前的治疗效果（许多危重病人被耽误治疗又加重了）。   

    那么可以合理假设: 疫情前其他病的危重患者死亡率为30%，疫情后第一个月为70%，第二个月为50%。2019年武汉记录的死亡数字是48000，平均每月4000。但每年的冬春季（11月~4月）是死亡高峰，高于全年平均数，而且1~3月又是天气最冷和变化最大的时候，月死亡数又高于冬春季的平均，没有疫情时正常死亡估计约6000/月，那么1~3月每月都有20000危重病人。疫情发生后，由于医疗资源挤兑死亡率提高，第一个月死亡约14000人，第二个月死亡约10000人，加上死于新冠的约3700人，共约27700人。   

    网传排队领骨灰的殡仪馆是在武汉中心城区，数量自然较大，每天发500个应属于较高的情况，其他多数殡仪馆没有那么大的数量。那么可以假设较低数量的每天发200~300个，较高数量的每天发400~500个，平均每天350个，8个殡仪馆发10天就是350x8x10=28000个，和上面估计的27700人非常接近。这就证明了前面估算的方法合理。   

    4月份修订武汉的新冠病亡数字，由2500多增加到接近3700。这个统计我认为是基本准确的，即使仍有遗漏也是两三百以内的范围了。因为这不仅可以由上面的估算过程验证，也可以通过熟知的实例验证，还可以通过常识和逻辑推断。熟知的实例如导演常凯家族四人病亡，只有常凯的父亲是封城早期医院挤爆死在家中，他的母亲，姐姐和他自己最后都是入了院的，这三个人一早就会算进确诊病死的数字，这个例子无确诊的死亡数字是有确诊的1/3。再由常识和逻辑可知，武汉的重症医疗崩溃时间不算太长，大约20天左右。对于必须住院的重症新冠病人，到2月10日火神山和雷神山两个专门医院都落成后基本都应收治了，而方舱医院只是收治轻症能自理的患者。新冠病人由发病到转重和死亡还是有至少两三周的过程的，很少一发病就马上死，所以2月10日以后应该基本不存在无确诊的死亡病例了。考虑到早期无确诊的病死数字会偏多一些，因此我当初估计无统计的新冠死亡数字可能是已公布的一半左右，现在看来完全符合。   

    武汉当局迄今仍未正式公布今年1~3月的整体死亡数字和死亡原因分类。这在之前或有一定的考虑和理由，但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抹黑和攻击中国的口实，成为巨大的外交包袱和政治隐患。虽然大量的同胞不是因新冠而死，而是被它的各种次生灾害夺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可以想见，在美国和西方那种新冠感染数和病亡数下，在迄今尚无停息的长期医疗体系崩溃下，它们的次生灾害死亡人数只会数十倍于中国甚至更大，堪称恐怖的人间地狱。中国必须以各种渠道和声音严正指出美国和西方对自己国家人为的巨大灾难的刻意淡化和隐瞒。   

    中国应该主动公布今年1~3月武汉和湖北的详细分类死亡数字，才能有效地解释除国人的疑虑，有力地反击国内外反华势力的造谣和抹黑，在舆论战中争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