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杜勒斯、马歇尔：影响中国的3个美国国务卿

国务卿只有被认为

是总统的延伸时

才能有影响力。

                                    ——基辛格

 引子

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共任命了二十一任国务卿，他们之中有人纵横捭阖、青史留名，也有人左支右拙、黯然退场。

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卸任前夕给继任者鲍威尔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柯林，我和部属近来卖力打包整理，希望你到办公室时，一切干净如昔。然而，办公室再怎么一尘不染，仍弥漫着历任国务卿留下的精神风范，他们莫不以代表美国为至高荣耀。我将这份天下最好的差事移交给你，祝你好运。”

老兵马歇尔

说起美国第50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唯有传奇两个字能放在他的名字前边儿，有人把他的功绩和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并列，杜鲁门称他是“二战中最伟大的人物”，丘吉尔说他是“胜利建筑师”。

马歇尔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成后在基层部队干了14年，得到了时任陆军参谋长潘兴将军的赏识，成为其首席副官。1939年，马歇尔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宣布提名前，罗斯福问他，“你对这项任命有何意见？”

马歇尔说，“没有，总统先生。我只是要提醒您一点，我这个人习惯有什么说什么，可能会使您不快。”

总统笑着说，“不碍事。”

此前，罗斯福已经领教过马歇尔的直言不讳，虽然当时被气得够呛，但冷静下来觉得军中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给自己降降温。

 马歇尔与罗斯福

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欧战爆发。头脑清醒的马歇尔判断“无论参战与否，美国必定会卷入战争”，可当时美国陆军的整体水平才在世界上排第十几名，兵员和装备都奇缺，而此时美国国内还有孤立主义者在鼓吹“绝不参战”的运动。

于是，马歇尔领导参谋部制定了一个计划，要求国会拨款6个亿，组织28万陆军和25万国民警卫队。不用说，这个计划遭到了两党的反对，马歇尔也被骂作“战争贩子”。

心急如焚的他跑到白宫寻求总统的支持，可是罗斯福摇摇头，“时机未到。”马歇尔站起来红着脸说，“可以听我讲3分钟吗。”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把欧洲日益恶化的局势和美国军队糟糕的现状都分析了一遍，最后说，“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美国势必遭殃。不要再犹豫了，总统先生。”

桌子那头的罗斯福听得一身汗，立刻让马歇尔列了一个扩军计划的清单，要求国会拨款9亿。获得总统力挺的马歇尔开始着手军队的改革，他发现军官队伍老化严重，急需淘汰一批还拿一战思维看待战争的老将。

他亲自查阅高级军官的服役纪录，把年老体弱或是不称职的都挑了出来，然后上报总统审议，一些树大根深的将军不服，找州长出头“抗命”，但是马歇尔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到了名单里，众人只能服气了。

1941年12月7日，马歇尔得到一封日本驻美大使递交的国书，他看过内容后立即派人向夏威夷的海军基地发报，但由于美军内部传送系统的混乱，这封急报直到下午才通过民用电信局送达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斯本·金梅尔的手里，最讽刺的是，邮递员还是个日裔美国人，金梅尔看完之后就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

当天早上，日本海军派出6艘航母，300多架战机袭向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击沉及重创美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188架战机，两千四百人殒命。事件发生后，美国举国愕然，夏威夷军区的陆军司令肖特和海军司令金梅尔被解除职务，马歇尔也上交了辞呈，但被罗斯福坚决挽留。

1943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商定，将按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于来年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实施登陆行动，代号“霸王”。行动的总指挥本来定的是马歇尔，但是老将军潘兴给罗斯福写信，说这么重要的将军应该留在后方，马歇尔于是推荐了艾森豪威尔担任总指挥。

二战胜利后，马歇尔向继任总统杜鲁门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位，并在退役前被授予五星上将的军衔。杜鲁门祝他退役愉快，还说自己应该不会再打扰他的清静了，谁知道没过几天，杜鲁门就找上门来问，

“将军，听说您当年在中国呆过？”

“是的，总统先生。我在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带过兵，那是1924年。”

“有兴趣再去趟中国吗？”

杜鲁门这一问，唤起了马歇尔的回忆，当年还是团副的马歇尔在天津发现了美军战斗力的薄弱，后来才有回国整顿军校的改革，他不仅对中国不陌生，还会说两句汉语。

1945年12月，阔别中国二十年的马歇尔到达上海，先会蒋中正，又见周恩来。临行前，杜鲁门跟他说，“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以实现统一，同时停止敌对行动。”

 马歇尔与蒋中正

马歇尔也想把这件事办成，他曾在1946年夏天六上庐山见蒋介石，但无奈提出的整军方案让国共两方都难以接受。当年6月，马歇尔以中断美国军事援助为条件，要求蒋下令东北的国军停战，战事因此休战了15天，遭遇重创的林彪得以坚守哈尔滨，为来日逆转战局赢得喘息之机。

1947年，自知调停无望的马歇尔申请回国，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没能完成的任务，临走前，周恩来对他说，“共产党人不会忘记你。”

马歇尔与周恩来

回到美国，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在受邀出席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他说“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了准备”，这就是持续了四个财政年、涉及130亿美金的“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不仅在经济上复苏了欧洲，还在军事上结成了影响至今的北约。

1959年10月，79岁的马歇尔在医院去世，他的遗言是：“简葬于我，一如美国陆军为自己祖国光荣尽职的每个普通军官。切勿铺张，力戒盛典。”

在他的葬礼上，卸任的杜鲁门动容地说：“他是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中的伟人。我希望当我跨入另一个世界后，马歇尔能收留我当他的部下，从而使我得以努力报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冷战谋士杜勒斯

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方崛起，并就此和自诩为正义和自由的西方阵营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在冷战初期，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就是第52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

杜勒斯生在一个政治世家，他的外祖父和姑父都当过国务卿，他父亲没从政，是个神学家和牧师，而杜勒斯的政治思想受宗教的影响巨大，他曾说过，“世界上的大冲突是基于对神权力信仰的精神力量和共产主义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矛盾。”

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曾向美国代表团下令，任何人都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在探讨一个全球和平条约的会场上，周总理看到杜勒斯走过来，也理所当然地走过去，然后伸出了手，杜勒斯看到就走了。

有记者在日内瓦机场问杜勒斯：“国务卿先生，你在日内瓦期间，除了在会场上将和周恩来讨论问题外，还有其他非正式的会面安排吗?”杜勒斯耸耸肩膀回答道：“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车和周恩来的坐车在日内瓦大街上相撞。”

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苏联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

杜勒斯

从那时起，杜勒斯提出了“以和平方式积极地逐渐改变苏联政权，直至完全消灭”的战略，苏共二十大之后，杜勒斯深受鼓舞，他高呼“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并且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杜勒斯在记者会上说，“如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时候，杜勒斯的战略终于引起了一位东方思想家的注意，他就是毛泽东，在深入研读杜勒斯的讲话后，毛把它概括成了四个字：“和平演变”。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几年后，防止和平演变问题被提上了最高层的日程，无数人的命运就此改变，虽然那时杜勒斯早已不在，他比马歇尔小八岁，两人都在1959年去世，但其留下的和平演变战略至今仍在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