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男人，我很抱歉：台湾码头工人的下坠人生

来源：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  作者：马盖先

“明辉杂菜摊”将近四十年历史，是 高雄码头工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图片来源：storm.mg

八十年代，台湾码头工人曾是一群“很有本事”的男人：他们拿着高薪的铁饭碗，口袋中溢满钞票，同时还有多个婚外女友。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台湾，大量工人失业，这使得他们无法养家糊口，更无法延续婚外恋情，而面对婚外女友的自杀，更是手足无措。他们从“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从“像个男人”到“不像个男人”，再到最后无以为人，这种个人的悲剧命运折射出背后更大的社会结构变迁。

2014年冬，我曾步行于台湾港口城市——基隆的码头。偶有货柜车驶进或驶离，我会被尖锐又巨大的金属擦撞声吓到心悸。声响消逝，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比漫长的沉寂，与沉寂色调相搭配的还有形单影只的码头工人[1]。踩着缓慢脚步、神色不紧不慢却毫无生气的码头男人们，更给这片死寂的港口增添了些许灰暗。谁曾想到，在台湾经济腾飞的八零九零年代，这片死寂的港口，曾经是在船灯和货车灯映照下“红透半边天”的不夜码头；而这群沉闷的工人，则曾经是手持重金、神色飞扬的工作者。

那么，在这四十年间，基隆码头和在此为生的男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2016年，魏明毅出版了《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在书中，以基隆二十多位码头工人的叙事和在码头的民族志，作者分析经历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前后台湾基隆码头的历史兴衰和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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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化：从“工人变头家”到“被新自由主义挂断”

基隆地处台湾北端与东北端的汇合处，在日本殖民时期，基隆海港作为殖民国与南方贸易的转运港。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日本的既有开发，基隆港成为国际大港，在全球分工与运输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当时，码头的装卸工作都由港务局委托工会承揽，由工会的班队长负责招募与安排人力；工资则透过班队长进行分配。当时的工会发展两套人力模式，第一种是雇用已经加入工会的正式工人——“拿牌仔”，这些工人每人都有印着个人姓名的名牌，这张通行证还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比如有需要时可以拿着名牌作为担保借贷，总之，这群工人享有高薪和多种福利；第二种则是雇用非正式工人——“没牌仔”，这些临时工人工重酬薄。“拿牌仔”等同于铁饭碗，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可以挑选较轻松的搬运工作，那些粗重的工作，例如搬运糖或盐巴则多由没有保障、没有福利、钱又较少的“没牌仔”来做。这样不公平的工作安排，引发了非正式工人的不满，最终在1972年引发了散工的集体抗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争之后，一千两百多位散工晋升为有牌的正式工人。

1980年代，码头上的搬运与装卸工具逐渐机械化，承担了多数依靠劳力的装卸工作后，工作量顿时骤降，促成了“工人小头家”（在台语中为老板的意思）和“货车司机”群体的出现。具体地说，工作量下降、工资不变的情况使得一些工人开始自己当起头家，聘雇另一位工人代班，而自己在外兼差、投资股票或返乡与妻小重聚，以每个月四六或三七分的方式分账。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国际货柜轮船到达基隆港口，一大批货车司机也涌现在码头。这些货柜车又分为公司车和契约车，前者司机是公司聘雇的员工，车属于公司所有；后者本身即是头家，车属于自己所有，透过一般公司在外接单。这一时期是这群口袋溢满钞票的男人们的黄金时代，他们拥有高收入和高尊严。

然而，码头工人的黄金时代在九零年代随着全球市场的变迁而逐渐灰暗下来。在1990年代末，国际运输航线版图更改，国际货船入港数量骤降，台湾政府为求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颁布民营化政策。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工会也因面临财务的困难，试图以牺牲不再年轻力壮但尚未达退休年龄的装卸工人，借此卸责。于是，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民营化政策中率先被牺牲的中年苦力，缺乏接轨外部市场的技能，他们表面代工，实则失业，瞬间掉入工作的不稳定与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年近40的林进益这样说道：“实际上装卸公司需要的人没有那么多，到最后真正可以留在码头的人不到八百，剩下将近两千人，那么多人马上就没有工作了。我们的专业在外面没用，出去怎么办？像我们这种从小就在码头的，根本没有其他谋生技能”(魏明毅，153)。也如在码头上开桥式机的张富昌所言：“我们从‘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
(魏明毅，156)

李嘉诚旗下香港葵涌货柜码头工人连日罢工，不满工资15年来没有增加。 图片来源:搜狐

和林进益与张富昌共享失落命运的还有无数码头工人。缺乏谋生技能使得这批工人落后于时代，而时代所需要的正是政府所大力发展的观光业所需要的高学历人群。新自由主义席卷之下的国际航线版图更改和台湾港口货运民营化，催使政府发展解决方案，而代表着现代和进步的观光产业则成为基隆港口的新兴产业。这一产业吸引着大批拥有语言专业、国际接待和行销等专业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装卸工人和货车司机被远远甩在雇佣大队之外。仅有少数工人顺利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不出意外地，也大多是低技术门坎的工作，例如大卖场、警卫、开出租车、摆小贩。

在被新自由主义“挂断”之后，曾经有派头的码头工人渐渐失去身为工人的地位和尊严，如魏明毅所言，这是“集体下坠至底层、陷落无疑遁逃的失能（感）。”

底层文化：从gâu lang 坠入pìnn-bo-lian

一通来自刑事组的电话打破了码头工人王家龙的安静生活。他交往许久的婚外女友自杀了。事后，王家龙说道“女朋友变成这样……很多人听起来还以为我很行，同时交很多个，可是我自己知道，是悲剧收场。”王家龙口中的悲剧，是女友的死，还是他的生命历程，抑或是台湾码头工人的共享命运？

如以上所述，码头的改变只是被触动的“第一张骨牌”，随后，无数码头工人的生活日常和文化互动经历了巨变与瓦解。

第一层剧烈变动发生在码头男人们彼此为伴的同事情谊中。不管是被排除在码头外的待业工人，或是民营化后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的工人，对于这份工作的认同已经不如以往。被资遣的工人断了与原来同事的社会联系；码头上的工人因工资紧缩、追求效率的分工而独自作业、货品机器损坏的风险个人化，皆使得同事之间的彼此为伴的情感连带与工作认同产生改变，这份工作不再具有极高尊严，而仅仅是一场苍白劳动
(魏明毅，169)。

曾经，码头工人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小吃店中互相取闹谈天的场景已然成为历史时刻，如今只有一个一个的孤身工人散落在码头的日与夜。

第二层变动则渗入码头男人们的情感连带，扭转了男人们在与妻子、婚外恋对象、儿女互动中的主导地位。标志着码头男人们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关键是，能否在家外发展情感关系。gâu

lang，在台语即“很有本事的人”，对码头工人而言，能否发展出婚外恋情，则界定了什么样的男人是厉害的、有本事的。茶店仔是码头工人们经常光顾的一类小吃店，曾经，在茶店仔中消费千金显示着码头男人具备经济能力，而茶店仔中的阿姨仔则扮演着码头男人的情绪出口。码头男人与店里的阿姨仔频繁互动，阿姨仔藉由倾听与陪伴，一步步进入码头工人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于是，与茶店仔的阿姨仔发展出婚外关系则是码头男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与此同时，码头工人的妻子则被期待扮演好情绪平衡的角色，即在得知丈夫与婚外女友交往时能够忍气吞声、照顾家里。

如开篇提到的王家龙，当时正在经历民营化打击的他与婚外女友的相处不断恶化，而恶化的根本原因是经历工作地位的严重下滑的他无以支付与多位女友交往的费用、也无力承担情感支出。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每天想、每天头痛”，这不断恶化王家龙与婚外女友的相处，使得女友不堪情绪重负而自杀。这段在外人看来符合传统对男性性别期待的gâu（有本事）的辉煌历史——毕竟，王家龙看似“拥有”多个女友，还有女人为他自杀、崩溃——其实是王家龙难以言说的痛处，这些痛处伴随着码头工人地位滑落、无以维系男性气概的历史命运。

茶店仔中的阿姨仔。

图片来源：AP/達志影像

亲子关系则是另一重码头工人的情感连带。遭遇码头民营化的打击，李正德从码头退居家内，被迫成为了一个失能的工人、失格的丈夫与父亲。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他，在失业在家时面对着孩子无意间透漏出的表情、语言和动作时，总是被推进惊慌失措的情感泥沼中。如此一来，在家中的许多时刻，在米酒中加水成为李正德的习惯，“加水，可以喝的比较久一点”，透过喝酒，他回避与儿子共处时的静寂气氛和伴随而来的失能感，“我喝一点酒，让自己有点醉，这样也比较不用去想说，不知道要和小孩说什么。”

原本在情感世界得以维系男人尊严的gâu-lâng，在九零年代后，随着市场波动，被挤出劳动市场的舞台，瞬间成为pìnn-bo-lian（变不出其他把戏的男人），也即在文化上无法作为的失能男人。

第三层变动则发生在基隆城市地景的阶层划分，这伴随着的是大幅度更改了的基隆的日常生活空间。观光业进驻之后，基隆的城市地景和个人的生活空间均经历重塑。络绎不绝的国际邮轮、洁净的观景台和日渐稀少的货柜船都在传达着“谁才是空间合法使用者”的讯息。国际观光客自然首当其冲，而码头工人则是不受欢迎的一群人。于是乎，“码头工人因为其自身形象不符合国家观光意向，而被驱逐出可见的公共空间。”(魏明毅，198)

“像个男人”：自证男性气概的文化意象

在台语影片《大佛普拉斯》里，穷人的世界是黑白的，富人的世界是彩色的。而被新自由主义洗礼的码头工人则亲身经历了生命的色彩斑斓与黑白暗淡。这些色调的转折体验，始终围绕着一个文化意象，即对码头男性工人必须要“像个男人”的文化期待。

图片来源：《大佛普拉斯》电影剧照

“像个男人”所展现出来的框架是一种男人的理想状态，即督促男人思考如何形塑自身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男人。而工作是连结个人和文化意象的方式之一。正如书中所言，“工作，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行走在哪些地方。”码头工人的工作正是这样一个机制，这份工作决定了男人们在全球劳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们身处的社会关系。在工作面临整体政治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下，这些角色和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变动，然而，男人们被所期待的文化形象却鲜少更动，这使得码头工人在发现自己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和社会关系变动时变得无比焦虑和失落。

具体地说，从gâu
lang
坠入pìnn-bo-lian体现的是遭遇了由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带来的各种情感失能体验。码头工人变成一个压抑的群体，他们的文化认同变得破碎，社会连带濒临瓦解，成为一个个孤身的工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把错归诸于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因应这个改变，而无法看穿外在的结构力量。例如，在民营化潮流中幸存下来的李松茂，即便已经进入装卸公司，担任主管并且为孩子攒下房产，他仍然对自己比“小拇指”，认为自己是最差的，“到头来就只是工人而已”。

以码头男性工人为例，跨国供应链和台湾（乃至东亚）地方社会文化情境的相结合，我们社会对男性产生一套期待，例如要养家、要有高学历、要买房、要买车、要满足一定物质条件，否则，男人则被批判为“不像男人”。于是，这些期待促成了男性的情感形态，这些情感形态包括亲子关系、夫妻互动、家外亲密关系以及同事情谊。然而，当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重构劳动和受雇形态，使得个人无法快速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变之时，男人们则被急速地推向边缘，最终，正如魏明益所言，他们从“像个男人”到“不像个男人”，到最后的无以为人。更唏嘘的是，当他们急于将这些失败归结于个人的无能，便也同时忽视了个人悲剧背后的更加宏大的社会结构与变迁。

注释：

[1]在《静寂工人》一书中，“码头工人”指的是工作空间在码头上的男性劳工，但不包括码头上的公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