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识流“日记”——学学某位作家

      疫情期间，“日记”体风靡海内外：武汉女作家写日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写日记；大专家大学者也写日记。

      我也来蹭个热点吧。      

      昨天（此日记写于4月15日）央视4套新闻女主播王端端在节目中播报俄罗斯、印度、菲律宾疫情急速蔓延的新闻时，哽咽失语，潸然泪下。

      网上有人很有同感，但也有人指责她“不专业”；说不定还会有人说“女儿有泪固然不必像男儿不轻弹，但是中国牺牲惨重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落泪？怎么外国出事就特别让你动情呢？”

      其实，我并不能肯定她为什么会那样。——也有网友说：她是播报新闻时因为讲话太久了，忽然嗓子忽然发不出声，憋足了劲儿发声，结果把眼泪逼出来了。

      虽然看视频我觉得不像是这样，而且我自己中学时做过播音工作，知道在播音前我们都是有充分准备的，比如我那位站长学姐，她的桌子上就经常泡着一杯“胖大海”，还有其他降火润喉的东西，还热别关照过我说：“小宝贝儿，你快到变声期了，要注意保护嗓子啊。”

      顺便说一句，后来站长学姐一直认为我的普通话不错，但是声音条件不是太好，她很欣赏的是站里另外两位男播音员，他们年纪只比我略大一点，但是声音浑厚有磁性。站长当着我的面夸过他们其中一位，这还很让我嫉妒了一阵呢。

      后来我上大学就没有当播音员了，有一次参加外国语学院的纪念红军长征主题演讲比赛，评委们一致给我打了最高分，但到最后要选人到学校参加总决赛时，评委们商量了很久，还是把我刷掉了，而另外派了一位女生，她们向我转达的理由和当年的站长一样：“驱逐舰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普通话和演讲的技巧也挺好，但是声音不厚实，这么高一人，说话声音像个孩子，选到学校那么大场合，他那声音镇不住场，第一印象就立不起来。”我又不平一阵，然则毫无意义，结果那女生在学校也没拿到奖。当时我也去听了，感到主要是因为她写的那稿子不好，她个人再有表现力也白搭，何况人家新闻、音乐那些专业的，论声音、论台风动作，哪个会比你差啊？我还颇有些阴暗地想：“呵呵，谁让你们不要我去？我这号称外语系第一才子的去了，至少内容上有保证啊！”

      闲话打住吧——我这人就这毛病，一谈点儿什么正事，就忍不住讲点有的没的，借机发泄一番当年的愤懑。不过现在本人据内子和小女评论，已经彻底油腻（夫人经常打击我说：“当年的外语系第一才子你看看你现在写的那都叫什么东西？”女儿也附和曰：“是的，连我都哄不住了，怎么当年能把妈妈骗到手？”），也就没这些困扰了，只不过替当年的自己打打抱不平了。

      你看刚说“闲话休提”，紧接着又是一大堆闲篇瞎扯——嗡嗡，才子沦落如斯，哼，说来说去都怪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感觉就是个扯闲篇儿的时代，你天良发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人一句“你以为你谁呀？”，你顿时浑身一激灵，不管落下的是一座山还是一粒灰，总之你万念俱灰。

       然则我觉得还是想说些什么，想坚持些什么，在这颇有点儿荒谬的时代。其实哪个时代不给人一些荒谬感呢？我读过蒙田，知道他老人家写呀写呀写了三大本《随笔集》，他说他是对自己感兴趣，写这些的目的就是弄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人。然而他那些随笔大多数是写的今人古人的奇闻轶事，比如哪个城堡司令官对着敌人开炮结果把自己的城堡震塌啦，哪个不怕死的勇士特别怕痛风病啦，极少写到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极少得出什么结论，他对每一个他所议论的话题不管是友谊、勇气、婚姻，都是旁征博引一番之后告诉你“我不知道”。即使这旁征博引，他也丝毫不要别人佩服，他说对自己最担心的就是记性不好，不能像别的作家那样倒背如流地引经据典，所以他记叙这些事情都不是凭记忆，而是把原书摆在案前埋头狂抄。我是呵呵笑着读完他这些书的，觉得他虽然号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作家，但其实是个出色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

      然而解构，也是很有意思的：值得解构的东西似乎都不该是荒谬的；然而能够被解构的东西，似乎又都只能是荒谬的——那我们到底该解构些什么呢？——所以，又何妨坚持一些什么呢？

      你再看上面这段，又全是闲话——我说闲话坚决不入正题的本事，真是让自己都佩服。观察者网有个网友很有些愤愤地指出我写文章的特点，就是先立一个很严肃很高大上的题目，接着狂说一通与本题毫无关系的话，让那些被这个题目吸引来的读者全数失望而退_——而实际上呢，几乎紧接着那些读者放弃阅读的地方，“驱逐舰老师”开始不紧不慢地讲正题了，其实讲得挺好，但好像打定了主意用前面那些废话赶走一票人似的。

      这位朋友大概是学理工的，不懂得这就是我从蒙田等名家那里悟到的笔法。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很嘻哈的时代，任何严肃的想法，都要首先历练一番荒谬感的洗礼，还需要从荒谬感中伸出触角去拥抱这个世界。

      接受这个事实吧，我们平时说的其实十之八九都是琐屑的废话——这些废话不值得研究吗？不值得编织进文本中吗？语言作为废话而退场的时候，世界作为语言所关联的东西，顽强地呈现出来了.....——停。好的，停。

       我诚然不能肯定王端端为什么而流泪，但我想，即使她真的是为了国外的疫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读书以及工作期间，我接触过一些国外的师生：原来我的同事里有位美国人，和我争论过很长时间的宗教问题；

     读研时的开学典礼上，代表留学生发言的是一位来自爱沙尼亚的姑娘，中文好，人长得也确实太漂亮了；

      哲学院有一位韩国的女博士生，胖胖的，学习特别刻苦；

     还曾经有一位在文学院念书的日本女孩常来哲学院听课，她高挑秀气，常穿着长毛衣和及膝裙，白袜子、黑皮鞋，满满的淑女范儿。不少中国同学和她是朋友，她总是微微眯起眼睛笑着和大家说话；

     国关学院那边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外教，原来当过外交官，请我们吃饭聊天，他很喜欢了解中国的年轻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一位法国留学生还参加过我们搞的读经活动，他叫“比利”，所以当我们商量我们的团体该取个什么名字时，他竟然腆着脸说：

     “我看就叫：必立社。”

       大家问他什么出处。

       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大家反对说：

      “那必字从哪儿来？可别忘了《论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

        我接触到的外国人，其实就是这样一些和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每一个都挺可爱的。如果你想到他们或他们的亲人肯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也会担心，会着急。王端端是国际频道主播，认识的外国同行同事朋友会比我们多得多，交往也会深得多，所以我不觉得她有些焦虑和伤感有什么不可接受。

         另外，还有一种痛，叫“痛定思痛”。

        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初步控制，虽然也不可轻忽，但毕竟是让人最为安心的——这个时候，你看到国外疫情泛滥，有的国家有的地方几乎是陷入水深火热哀鸿遍野的状况，你会有一种什么感受？

        第一，“好险啊！”我们中国如果不是有极为坚强的领导与高效的组织管理，不也早就堕入这样的深渊了吗？

        第二，“真不容易啊！”几个月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幕会像放电影一下涌现在你的脑海：

         决绝的武汉封城；

         无数微博上的求救信息；

         当时令人心碎的确诊和死亡数字；

         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奔向武汉的医护大军；

         运送医护人员的飞机上，一次次收到地面控制台的致敬电，空姐们一次次向赶赴前方的白衣战士鞠躬致谢； 

         那些倒下去的人；

         那些忙碌的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

         那些捐出全部积蓄的老人

           …….

          也许王端端来不及想这么多，但许多五味杂陈、横集万端的感触，会以极度浓缩的形式击中大脑之后，像电流一样涌上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性的眉梢眼角。

        我还想起十几年前，因为经常在一个网群里和大家一起写诗做对子，我认识了四川的一位女记者，因为她是那个群的群主。

        汶川地震那天起，她一连很多天没有上线，因为她所在的城市是烈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不少群友一边疯狂地给她留言，一边互相安慰：

      “群主应该不会有事，吉人自有天相。”

        过了大概两个礼拜，她上线了，告诉大家：她一家都没事，最险的是她的丈夫，在某学校当老师，幸亏那天下午在路上耽搁了一下，如果早五分钟进教室，可能就埋在教室里了。然后她忙前忙后地要去灾区采访报道那些，也没空上线了，今天才有空给大家报个平安。

        我们听到这些，感到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豁达，自信。

        过了几个月，她突然在空间里说：

       “忽然老是哭。这一阵，老哭。”

        她和王端端可以说是同行，在经历天崩地裂以及全力进行战地报道的那些日子里，大概没空想别的，就像一个战士在浴血奋战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伤痛。然而我猜，到了能够静一静想一想的时候，天天耳闻目睹的那些伤痛和死亡、绝望和希望、无奈和英勇，会让她意识到自己满身创口，会让她很累，很疼。

         而现在王端端也哭了，她并不在疫区，但或许耳闻目睹的种种到底还是让她感到沉重了起来——那么，那些身在武汉，身在湖北特别是亲眼看到亲人朋友邻居离去的人们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会有这些天被全力战疫的斗志所压抑住的更多更重的伤痛被逐渐唤醒呢？

        我想，国家一定会采取相应措施帮助关心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些同胞；同时，治疗心灵的某些伤痛，我想重要的一是时间，二是正常的生活与交往本身。

         时间会把一些创伤慢慢抚平；

         而正常的生活、交往，则会用人间烟火和街谈巷语，把很多出格的东西逐渐融化、熏暖。

         前些天我一直关注一位武汉教师，她不管不顾，怼天怼地在微博上为新冠治好后并发症没有得到有效救治的父亲求助，但同时她坚持认为某些人不应该老是传播负能量。

         所以她在求助的时候还遭到过自称某位日记作家拥趸的人的幸灾乐祸的谩骂，大略是说你当初批评人家“负能量”，现在好了，你自己也哭天抢地传播“负能量”了吧？不过公正地说，也有那日记作家的一部分粉丝真的很关心她，替她转发，出主意——这些粉丝都是些好心人，而且大多好像也是女的，她们总是感激那位作家在大家最无助的时候发出声音，让她们感到自己的痛苦、恐惧得到了分担，所以现在那位作家受到“围攻”，就是她们“涌泉相报”以酬知己的时候了。不过此刻，女教师的父亲危在旦夕，尽管女教师曾经“黑”过她们的偶像，但她们还是没说什么，伸出援手。

        对这些好心人我能说什么呢？

        她们能坚守住“人命关天“的底线，知道不能拿别人家的人命来“怼”人，这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人（尤其是这些“文艺”气息很浓的女性）在最无助和恐惧的时候，感到有人用文字陪伴了自己，因而不能“忘恩”，这也是人之常情，甚至也可以说挺“仗义”。

       至于这之外的“本质”、“格局”、“大势”，她们也许暂时不理解甚至有些抵触，那我们只好慢慢和她们讲吧。实在还是不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希望她们的善良、单纯能够保持下去，不要被某些人辜负以致出卖，更不要因为有朝一日被辜负甚至出卖了就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看到有一位支持那位日记女作家的女孩在自己微博里说，自己的爷爷是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家里摆的都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爷爷看新闻时，痛恨那些被抓住的贪污腐败的家伙，还要她这个孙女陪着他一起骂贪官，但爷爷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所以她小时候坚决认为人这辈子最值得干的事情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可是后来的现实让她完全改变了看法......爷爷觉察到这一点，经常和她争论，但最终只能很无奈：“唉，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可是她听到爷爷这样说，心里酸酸的.....

       我相信这个女孩说的是真的，而且她在叙述中其实已经无意中认定了一个事实：

       这位写日记的作家，实际上就是站在他爷爷那样的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对立面的。

       不然，她为什么在表达对那位作家的支持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提起自己和爷爷的分歧呢？

       而她可能还不清楚的是：

       这位作家及其很多拥趸是并不敢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只能指责对方是“极左”，甚至是被“贪官污吏”雇佣来“洗地”的——而她虽然有分歧却仍然敬爱的爷爷，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就在其中。

        她真的认为自己那个天天读《共产党宣言》，天天带着她一起痛骂贪官污吏的爷爷，即算是有些想法和说法不那么合乎时宜，但会是如此不堪的人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某些人为什么要把他们说成如此不堪，来煽动大家甚至“官方”对他们的敌意呢？

        为什么这些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呢？

        这位姑娘如果想通了这一点，难道不会发现自己被欺骗、辜负和出卖的危险吗？

        周总理曾经对来华交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当时这些人里有位嬉皮士青年问他对嬉皮士运动有什么看法）说：

       “一般来说，青年总是对他们上一辈做的事感到不满，要寻找出路，探索真理。我们年轻时也是这样。我能说我的经验就是：和人民在一起，你就不会走错路。但是如果发现真的走错了，就要回头。”

        网上有许多人说他们最喜欢的政治家是周总理——甚至有许多并不喜欢共产党的人也这么说，这说明周总理的魅力真的是令人折服——那就好好琢磨一下周总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吧。

       好在那位求助的女教师，始终心明眼亮：

       她还是坚持认为“五二零”志愿者们的公开信才是对的；

       她感激全国各地来武汉的医护人员，当北京医疗队离开的时候，她依依惜别；

       她还关心着那些防护服热得穿不住的医护人员。

       现在她的父亲已经成功转院了。她在期盼父亲能像以前一样教训自己，开着车到处撒欢。

       我转发过她的求助微博。我对这样的人很钦佩，也很有信心。

       而这也确实是我熟悉的武汉人：

       近在眼前的情，远在天涯的义，用火戗戗、热辣辣的性格，一个不少，统统坚守。

       祝福他们。

       结尾，我要说：我不同意“正经人谁写日记啊？”的说法，因为雷锋日记就不用说了，而且据我所知，鲁迅先生写日记；共和国开国大将陈赓也写日记。

      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也想写日记（主要是读书笔记），但后来大概实在太忙没写下去。

      至于说“日记”不能给别人看，那也不对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属于小说，不去论它了，但他写过《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确乎是日记体的杂文，而且是一等一的好文章，值得万众传观。

      而且我也写“日记”，比如疫情以来我在这儿写的十几篇絮絮叨叨东拉西扯的东西（包括这篇，如果连同发表在我空间的，就有20多篇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叫它们“评论”，也只好名之为“日记”，以使我能够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继续瞎扯下去。

       自然我写的不是什么经典，诺贝尔奖固然是没有指望的，去国外出版估计也难，但也没有什么“不正经”啊。

        总之，我为“日记”正名，希望各位也多写“日记”，用一滴滴水珠，折射我们的这个伟大而复杂的国家和伟大而复杂的时代：

        人民共和国的成长，会留在史册上；

        而共和国的人民的成长，大可以留在许许多多多的“日记”里，五彩斑斓，个性鲜明——让读过史册的人们，在领略那些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之余，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经历见闻和思想感情，他一定更会感到那波澜壮阔和气势磅礴，其实是那样深厚与真切，因为它会告诉你：一场要创造“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新世界的巨大深刻的革命征程，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在每个人身上，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将要改变什么？

       我认为这会是极有教益和震撼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