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至下的暴行：英国猎巫运动

不知为何，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错误常常“出在”女性身上。在最近的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中，这种“归咎女性”现象达到极致：对于“养女”的质疑，对于“养女”生母的批评，大有盖过批评犯罪者本人之势。

事实上，“归咎女性”现象自古有之，且不为中国独有。在今天这篇文章中，作家王梆带我们回顾一场发生在 16 世纪英国的猎杀“女巫”运动。

Burn the WitchRadiohead - Burn the Witch

寻找替罪羊之旅

——英国猎巫运动一瞥

撰文：王梆

一

午后一阵疾风，烈阳涂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上的亮块突然消失了，教堂沉入浩荡的阴影，连同它那 13 世纪的，尖峭得能捅伤鸽子的钟楼。我把自己藏在一块墓碑后面，对准紧挨着教堂的一栋红砖宅邸，嚓嚓按下快门。镜头里，原本幽暗的一切更幽暗了。

这是一栋有私家树林和马场的庄园大宅，建于伊丽莎白一世，三面高墙，尽头一条浅河，几株苍老的须柳，踉踉跄跄地映在水中。水光也是暗昧的，蒙着一层芦苇的断枝。连接教堂和庄园的，是一条花园小径，很短，像被削掉半截的小蛇。入口一扇矮门，从矮门到大宅仅一步之遥，教堂的钟声，有如爬山虎的多足，牢牢地贴着大宅的墙缝，绕着白色的门窗，围剿着 Jane Throckmorton 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搬进这座庄园不到六周，不到十岁的 Jane，就染上了一种怪病。据随后的庭笔录记载，她不停地打着震耳的喷嚏，有时长达半小时；躺下时，肚子高高顶起，没人可将它压平；左右腿轮番哆嗦，小脑袋也晃得像雨打的水涡一样，伴随手臂抽筋。那是 1589 年深秋，St. Mary Magdalene 教堂恐怕和此时一模一样，只是它所在的小村庄，Warboys，还披着中世纪式的灰袍子，没有路灯，满目泥泞。

英格兰东安格利亚湿地上，散落着许多这样的小村庄，青铜时代就有人迹出没，圈地运动前以农耕为主，一座占地至少一千英亩以上的魏丽庄园，是小村庄的大动脉，佃农和雇农们世代为庄园主劳作，此外还有几块谁都可以垦荒或放牧的共享地（Common Land），外加一间教堂，饲养着不同阶级的灵魂。16 世纪后，航海技术发展迅猛，庄园主们发现羊毛比农作物有利可图，之前断断续续的圈地运动，便开始进入集中阶段。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农庄，共享地也多被圈入羊毛出口业，永久失去土地的人，形成了一个兴新的劳工或赤贫阶层，怨声载道，暴乱此起彼伏，乞丐在晨雾中出没，而 14 世纪那场夺去欧洲近半数人口的黑死病，仍不肯罢休地，拖着尚未结痂的血尾，四处晃荡。单 1557 年，Warboys 村就被它卷走了 118 条人命……在那样一个灾难汹涌的年代，即使没生这场怪病，Jane 在 Warboys 村的生活，也未必就一定岁月静好，鸡犬桑麻。

Jane 的父亲 Robert Throckmorton，是一位富裕的乡绅和虔诚的清教徒，从先父手中，继承了这座紧挨教堂的庄园。1589 年夏末，他带着妻儿，从外地迁入 Warboys 村，打算从此以它为家。为了向邻居们显示他的友善，自抵达之日，他家的大门就是敞开的。英国历史学家 Moira Tatem 曾描述过那车马盈门的场景：阔大的厅堂，旺盛的炉火，有礼有节的女主人，一行女仆，Jane 和她那正值萝莉年华的四姐妹。Throckmorton 一家人脉很广，Robert 和英国顶级巨富 Sir Henry Cromwell（即Oliver Cromwell 的祖父）是好朋友；剑桥大学里，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和医生们，也和他家过从甚密。

Jane 的怪病，让村民们十分迷惑。在忠于上帝这件事上，Throckmorton 家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早上晚间，餐前餐后，必做祷告，孩子们的日常读物以《圣经》为主， 出生后也全都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受过洗，洗礼仪式还是 Robert 的姐夫——Warboys 村的大牧师，亲自操持的。当时的人，坚信孩童来自魔鬼的污水坑， 只有受过了洗，才堪比打过了疫苗。

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了洗礼台，它看起来像一座深长的石井，井盖是金字塔形的，榉木和工艺都堪称上乘。揭开来，下面是一只厚重古朴的陶盘，三条青花釉鱼，游戏着那一盘“点石成金”的圣水。

Jane 染上怪病后，某村民为教堂捐了三先令四便士，修复了一只之前受损的钟铃。钟声又亮丽起来，却依然于事无补。这时候，Alice Samuel 出现了。她家在那栋红砖大宅的北面，虽是邻居，却属于全然不同的阶级，房子是租的，家徒四壁，还极有可能是外地人（在 Warboys 村教区人口档案里，既查不到 Alice 和丈夫 John 的结婚证词，也没有他们唯一的女儿，Agnes 的受洗纸）；礼拜上，这家人也显得不够热情，当然也不敢缺席。那年头，少一次礼拜，就得罚上 20 英镑的款（相当于今天的 17,163.73 英镑）。

也许只想问候一下病中的 Jane，Alice 也敲响了 Throckmorton 家的房门。Jane 的母亲 Elizabeth 让门房把 Alice 请了进来。虽然贫富差异悬殊，作为基督徒，拒人门外，怎么说都是不够地道的。然而随着 Alice 的脚步逐渐向壁炉靠拢，侧卧火旁，养神调息的 Jane，却突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当 Alice 终于在壁炉边上落座时，Jane 转头尖叫道：“看那老女巫，谁见过比她更像女巫的吗？把她的黑帽子掀掉！我可受不了她那副模样！”

今天，没人知道 Alice 长什么样，英国宗教学家 Philip C. Almond 说，她可能长得正好符合孩童们对女巫的想象：干瘪消瘦，黑裙子，黑色的松饼帽。16 到 17 世纪，长得像女巫是危险的，因为那是一个火烧女巫的季节。

▲影视剧中的女巫形象。图片来源：电影《亚当斯一家》

Elizabeth 并没把那场会面当一回事，可不久之后，Jane 的尿检出来了。来自剑桥大学名医 Barrow 的报告，上面写着：小儿蛔虫病，不碍事；然而吃药之后的 Jane 却不见好，于是 Clare 学院的名医 Butler（据说此人是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医生）发话了，看来这孩子被女巫给缠住了！Butler 的诊断书下来不到一个月，Jane 的妹妹们也接二连三地生病了，然后是她们的姐姐，Throckmorton 家 15 岁的长女，Joan，病征如出一辙。也许是年长力大的缘故，Joan 的病情体现得最为猛烈：双眼翻白，四肢扭曲，仿佛正在和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飓风搏斗，持续时间有时一两小时，有时半天或全天。

怪病有如狂犬，四处撕咬着 Throckmorton 家的每一位少女，五姐妹全军覆没，连年轻女仆也未幸免，总计 12 人，哭天抢地，一致声称 Alice 是女巫。

身为父母的 Robert 和 Elizabeth 再也坐不住了，孩子们的叔叔也闻讯赶来助阵。这位叔叔，脾气暴虐，坚信只要像杀鸡一样，一刀下去，让 Alice 放血，就能解除女巫的咒语；另一位赶来支援的是 Sir Henry Cromwell 的夫人，尊贵的 Lady Cromwell。Lady Cromwell 一下马车，便立刻传唤 Alice，逼问无果。狂暴中，她剪下了 Alice 的头发和发带，交与 Elizabeth 和她的女儿们，并令其立刻烧毁。Alice 终于忍无可忍，哭叫起来：“夫人，您为什么这么对我啊！我可从未伤害过您，至少目前为止”——这句话，随后便成了针对 Alice 最有力的呈堂证控。

Lady Cromwell 当晚驱车回家，梦见自己被 Alice 的猫（虽然 Alice 根本没有猫） 抓绕虐待，要活剥她的人皮，次年就病死了。

1593 年春，Alice 和丈夫被关入 Huntingdon 监狱。他俩的独女，25 岁的 Agnes，与 Throckmorton 家 15 岁的长女 Joan，作为正反方证人，则分别住进了监狱旁边的一家旅馆。近五百群众跑来围观，怀着恐惧和兴奋，目睹了 Joan 发病的全过程。终于，Alice 的丈夫招供了，接着是 Alice。

尽管夫妻俩竭尽全力为女儿的清白辩护，但法官和陪审团却一致认为，只有判 Agnes 同谋罪，才能彻底歼灭咒语。定罪果然生效了，Agnes 被判为女巫之后，Joan 和其余 11 名病得手舞足蹈的女孩们，便从此恢复了正常。

Alice 的丈夫在被吊死前最后一刻，一边推翻供词，一边破口大骂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妻子，然而不管他怎样拼老命和妻子划清界限，还是被吊死了。Alice 则在一旁声嘶力竭地哭喊，求众人放过她的女儿。有人劝处女之身的 Agnes 想办法怀孕，按当时法律，孕妇可获缓刑，但 Agnes 说，我才不愿背负女巫和荡妇的双重罪名呢！从始至终，她响应妈妈的号召，拒绝认罪，一直坚持到断气为止。

二

Throckmorton 家的闺女们，最大的不过 15 岁，要说装疯，集体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邻家老女人，说不过去。况且她们的病情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年半，直到 Alice 一家被吊死才平息。生理上的病理学无法解释成因，所以后世的诸多学者，在此加入了精神病学的考量。

“前现代时期，孩童被魔鬼上身，是一种独特的英国现象。孩子们从小就读《新约》，对邪灵附体的故事耳熟能详，它们像食尸魔一样，侵淫着每一个人的童年。当大人们讨论 Throckmorton 家的闺女们是否被上身，并不断提供‘上身症状’，为自己的结论编织论据时，在一旁的孩童耳听心受，便愈发深陷其中（The Witches of Warboys，Phlip C. Almond 著，p36)”。

诚然，这类怪病，在当时被视为魔鬼上身，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却很可能只是一起“巫术恐慌”引起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hysteria），而那栋每天人进人出，呼吸着流言蜚语的红砖大宅，彷如一个幽灵丛生的微型社会，即是此症的完美舞台（Possession，《上身》，摘自 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8-1618，《1558-1618 年间的英格兰巫术》，Barbara Rosen 编，p231)。

果真如此的话，是什么，在可怜的孩童身后，用看不见的钢丝，操纵人偶般地，操纵着这“巫术恐慌”呢？用“医学落后，民众愚蒙”——正如把一切人为灾难笼统地归结于“愚蠢”一样，似乎只粗浅地解释了其表象。

巫术自古有之，巫师中，既有萨满巫医似的灵媒，又有占卜师，魔术师和炼金术士等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游医。游医们有过一个好听的名字“White Witches（白巫医）”，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他们又被称为“Cunning Folk（民间高手）”。对白巫医来说，巫术，不过是些祖传草药方，流传久远的咒语，神秘学，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敬仰。白巫医们用它治病救人，占卜，驱邪，寻找丢失的牲畜和物件。从事巫术行业是不讨好的，因为人们既迷信它的超能力，又惧怕它的危害。一场治疗，或一次接生失败，便很容易让人把“白巫术”与邪恶的“黑巫术”混淆起来。

▲影视剧中的猎巫人形象。图片来源：电视剧《九号秘事》

不管人们对巫术如何或近或离，视巫师为全民公敌，大规模猎杀女巫，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是不存在的。比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只有动机不纯的巫师才会受到惩罚（Witch Hunt ：History of 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  Cawthorne 著, p33)；当欧洲落到天主教廷的手里时，巫术罪也仅仅是用来对付有板有眼的异教徒，绝不会在平民中滥用。1258 年，罗马教皇 Alexander 四世还颁布了《禁猎巫法》。苏格兰的某些天主教神职人员，亦曾视巫术为骗子的把戏，根本不相信它的“法力”，所以不会以巫术罪，起诉某位巫师。

15 世纪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渐渐现出雏形，欧洲进入了早期城市化和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新兴资产阶级，自觉在认知上，超过了“狂征宗教税，贩卖赎罪劵（Martin Luther 语）”的教父，许多人在 Martin Luther 的召唤下，开始推行新教改革。奉行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的新教徒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需要一个穿红衣的权威中介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新教的不少观点也和罗马天主教相左。比如在借贷上，天主教认为“借贷”是一种罪，为此迫害了许多放债收息的犹太人；但对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润滑剂，封锁债务，就等于杀死了牟利来源。

16 世纪到 17 世纪，天主教和新教为了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上站稳脚跟，双双成了对方眼中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甚至陷入了火拼。比如写作《浮士德医生的悲剧》的英国剧作家 Christopher Marlowe，被游转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间谍 Richard Baines 盯梢，怀疑其“具有同情天主教的倾向”，便成了新教迫害的对象。

“人们被两种敌对势力同时绑架，一个城市，或一整片地区，一夜之间，便可堕入另一教派的手中，有时还不止只堕入一次。这种大面积的不确定性，为集体性的歇斯底里铺好了病床。”（Witch Hunt：History of 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  Cawthorne 著, p53）

苏格兰就曾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只风眼。16 世纪以前，绝大部分苏格兰人是天主教的忠诚信徒。天主教渗入苏格兰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没经过天主教洗礼，活着不能结婚，死后也不能入葬。教区不但提供信仰的归属，还提供医院，养老院，麻风病院，劳改工厂和各种慈善机构。

苏格兰岛屿丛生，峡湾将陆地切分成无数碎块，陆上踽行，仿佛用渺小之躯，重复画着“之”字，无穷无尽，教区因此开发出渡轮生意。就连啤酒厂、食品厂、学校和大学也属教区所有。将生意转到新教名下，将圣经等著作从拉丁文转成人人都读得懂的英语，不但将令财路受阻，上层精英的特权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当路德教会的书秘密登陆苏格兰时，天主教徒们内心的抵触和愤怒，是不难想象的。

英格兰也一样，英格兰教廷（Church of England,1532-）初建时，推出了八项重大的教宗改革，四项教习反转，不从者死。

旧有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折断，头脑中频繁地上演怀疑和两难，世界突然变得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撒旦，也就开始显形了。

除了时刻担心自己被异教徒迫害，或被当成异教徒迫害，彼时的人们还不得不与小冰期（1300-1870) 的冰雹，洪水和霜冻做斗争，还有老鼠和毛虫捎来的瘟疫，黑死病，粮食减产，饥荒，畜生暴毙，高发的难产，死婴和小儿身亡……在如此毛发毕现的信仰和生存压力之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掌权者，想必都嗅到了民众中那股蓄势待发的“迫害妄想症的气息”。当务之急，得找到一枚灵丹，或一只替罪羊。

“撒旦”永远是最佳人选，可惜来去无形，于是传说中撒旦的密使（Emissaries）——巫师，便成了人间的替罪羊。替罪羊不单能疏导祸水的流向，还能有效地打击异教徒。12 世纪，天主教对尔多教（Wadensians）的打击，12-14 世纪，天主教对纯洁教（Catharism）的打击等，都是巫术罪打击异教徒的成功案例。掌权者们还相信，酷刑之下，必有成招。当囚犯们再也招架不住，神志不清地吐出“施展巫术的经过”时，那些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描绘，便成了“黑巫术”存在的合法声明。

为了在猎巫运动和屠杀异教徒之间找到关联，美国经济学家 Peter Leeson 和 Jacob Russ 通过大数据，做了一番统计：2/3 的猎巫暴行， 爆发于 1550 年到 1650 年之间，即 90% 的宗教战争爆发期；在新教改革中心的德国，猎巫运动最为如火如荼。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大部分死刑档案早已被销毁），从 1450 年到 1750 年，欧洲约有 60 万人死于猎杀，其中德国就包揽了 40% 的“巫尸”。在天主教越显式微，新教改革越迅疾的地区（德国，法国，瑞士等），猎巫运动就越猖獗（Witch Trials，Peter Leeson、Jacob Russ 著）。两位经济学家还嘲讽道，猎巫这种手段，今天的政客们也在广泛使用，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类。没什么比“利用某种所谓的外来威胁，引爆民众恐慌”，更有效的拉票手段了。先找出外来威胁，然后为民除害，最后再收保护费。

猎巫，于是成了铲除“外来威胁”的重要手段，还成了一场人心争夺战的秀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曾把它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半卖半送，呈递给自己的信徒。仿佛哪家教派猎杀的女巫越多，就越有可能买到人心。可见，Alice 一家的悲剧，首先不在于医学落后，民众愚蒙，而在于掌权者热烈拥抱民众的愚蒙。

三

巫师中也有男性，为什么猎巫运动中，85% 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呢？（在英国，这个比例是 90% （The European Witch G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欧洲 14-17 世纪的女巫癫狂》，Nachman Ben-Yehuda 著）；因此，猎巫运动又被称为一定程度的“Gendercide”，即性别屠杀（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大屠杀的历史语境》，Steven T. Katz 著，p433）。有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读写，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营权和上诉权，所以女人们招兵买马，聚众起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等；再往下深挖，便不难发现，原来，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厌女文化作为行动基础。

1487 年，德国神职人员和审判官 Heinrich Kramer，出版了一本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书中列出了识辨女巫的各种方法论。他写道：女人除了是男人之间友谊的祸害，还能是什么？她是惩罚，是至恶，是蛊惑，是欲壑的祸水，是家藏的危险品，是美味的弊端……而这邪物，竟涂着鲜亮的外表！又，女人比男人更淫荡，且永不知足；如果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么女人就是男人的对立面……类似的论调，在书中不一而足。

▲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图画

其实，这番言论也算不上标新立异，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女人的体液是湿冷的，不像干热的男性；女人是不完美的孵化品，比起正常值，她们总是存在偏差。古希腊人还认为，经期阻滞，会令经血倒流，渗入心脏，造成发烧，呕吐，情绪起伏，抑郁并触发自杀倾向。19 世纪，该症状被冠以一个术语“歇斯底里（Hysteria）”，源于古希腊语“uterus（子宫）”，意在暗示，只有女性才会歇斯底里。19 世纪之前，由男性主宰的医学界，一直找不到月经和排卵的关系，以为女人必须通过流血，才能缓解其天性中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即是“魔鬼钻入子宫后，在女体内漫游，释放邪气”的明证。除了歇斯底里之外，癫痫，亵渎神明，忧郁症，自杀倾向等，彼时都是一种“Demonic Possession （魔鬼上身）”。

经血流通，之所以被认为如此重要，与其说它“保全了女人的神志”，不如说它标榜了女人的生育价值。失去生育价值的女人，彼时一文不值。因此，比起年轻女人，老女人更容易被当成女巫送审。英国议员 Reginald Scot 在他 1548 年出版的《巫术探索》（The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中得出结论：停经让女人饱受幻象折磨，变得疯疯癫癫，因此更易被撒旦诱拐，变成女巫；在英格兰 Chelmsford 的一起女巫审判中，某项证词亦写道：“女人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张皱脸，斜眼秃眉，嘴上一圈绒毛，嗓音尖锐，语气中含责备，戴黑帽子，手持纺锤，一只猫，或一只狗作为共谋者（familiars ）紧随其后，就定是女巫无疑。”法律上，也只有怀孕的女巫，才能求来死缓。

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 Silvia Federici 认为，将邪恶定位在老女人中，除了她们不再具有生育价值之外，还有其经济原因。比如在英格兰，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庄园有一套救济机制，寡妇可继承亡夫的部分财产，从 1/4 到全部，因地而异；还可在收割后拾遗，并允许在教堂寄宿等。圈地运动展开之后，物价飞涨，贫困人口飙升，大量佃农失去土地，上述那些女性权利（Customary Rights)也全都被剥夺了。许多年老妇女，尤其是寡妇，沦为乞丐和统治阶级力图甩掉的经济负担。与圈地运动同时展开的新教改革，却不提倡慈善，乞讨必须在权威机构拿到执照，否则视非法乞讨处理。那些没有乞讨证，潜伏在树林或深巷里，冷不防伸出一只枯手的老女人，因此就变得“甚为可疑”，欲求不满时，她们还会发出低声的诅咒。而诅咒，在人人相信撒旦的年代，通常是应验的。

当然，身为女性，不婚或守寡，衰老或贫穷……仍无法构成判死一个女人的全部理由，她肯定还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传说魔鬼舔过女巫的身体之后，会留下印记，这枚印记藏匿在身体的隐蔽处，看起来像一颗痣，或一枚胎记，或一粒小疣，或一片肤斑。于是，靠“女巫印记”作为“物证”的历史，便开始了。

史上最沉迷于“女巫印记”的人里面，最显赫的，是一个国王。我在苏格兰国家美术馆仔细端详过他的一幅画像。那是荷兰画家 Arnold Bronckorst 的作品，画中的国王，约八九岁，嘴唇窄扁，目光冷漠，戴一顶镶钻的黑蓓蕾帽，小脸扎入高耸的花边竖领，肤色是药沫的白，且处处呈现出干裂迹象；一根金色权杖，在黑衣里凸显出来，上面屹立着一只褐色的鸟，目光也和主人一样阴冷。

这位国王的母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女儿 Mary，像当时诸多苏格兰人一样，Mary 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彼时新教改革已席卷苏格兰，天主教的弥撒是非法的，但她不愿皈依新教，还和一位天主教徒结了婚，因此成了一个危险的女人。新教主义者怕她把苏格兰扭回天主教，天主教徒们觉得她是个叛徒，没为天主教的复兴尽蛮荒之力。她在两扇夹壁间，偻步潜行，百死一生。

在英格兰，她的堂姊妹，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喜欢她。伊丽莎白一世终身不嫁，Mary 的子嗣必将继承英格兰王室，若他也是天主教徒，对英格兰的新教改革将十分不利。1566 年，Mary 生下一个男孩，第二年，孩子的父亲就被暗杀了。男孩 13 个月大时，Mary 被迫交出皇位，并被囚禁起来，当她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向英格兰求救时，伊丽莎白一世却担心她会篡位，以叛国罪砍了她的头。

这位 13 个月大的男孩，就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史上最著名的女巫猎手。在爱丁堡城堡，我走进这个男孩出生的房间。它小得像一只抽屉，阴暗至极，除了一座冰凉的壁炉，一把硬椅，三面高墙，两扇长窗，再无它物。詹姆斯六世在他的老师 John Knox 的严厉教诲下长大，这位老师，不仅是苏格兰新教改革的领袖人物，还仇恨全天下女巫，整天向小国王灌输其母 Mary 如何邪恶，女人全都经不起魔鬼诱惑之类的厌女思想。

1589 年的一天，詹姆斯六世站在苏格兰海边，迎接他的准皇后，丹麦公主 Anne，然而公主却没有如期出现。过了很多天，信使捎来坏消息，丹麦舰队遇上了暴风雨，几百水手和船只丧身海底，Anne 也差点死掉。詹姆斯六世闻言后，也许是想显示一下男子气概，立刻亲自动身，上了去丹麦迎亲的大船。同样，他也遇上了暴风雨，几乎死掉。九死一生漂到丹麦的他，亲眼目睹了烧女巫的盛况，深受震动，觉得自己肯定是被下咒了。

回到英格兰之后，他马不停蹄，囚禁了 70 个嫌疑犯 。Gilly Duncan 便是其中一位。Gilly Duncan 本来住在离东爱丁堡九英里一个叫 Tranent 的小镇上，白天是副镇长家的年轻女仆，夜晚是小有名气的游医，据说还治了不少疑难杂症。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一两位女游医，帮忙接生，治些妇女病之类。她们没有正规的医学背景，却有不少祖传的草药和妇女知识。

猎巫运动中，继老女人之外，女游医首当其中，成为被巫化的对象。美国作家 Barbara Ehrenrich 和 Deidre English 曾发表专著，认为这与男医生们对她们的嫉恨有关。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 Silvia  Federici 则认为，与其说那是一种职业嫉妒，不如说是男性本位主义对女性力量（Power of Women）的一种畏惧表现。

女游医们不是甜美柔顺的邻家女孩，她们通常有一定社会阅历，掌握着祖传秘方，能炼制出让男人堕入情网的神药（春药），熟稔咒语，还私下传授避孕技巧和堕胎药等……这些都与萌芽资本主义为女性行为制定的规范格格不入。萌芽资本主义需要“无性无脑，对男人绝对顺从，并不断创造生产力（婴儿）”的女人，女游医式的，精通世道的女性群像，必然对它的权力结构形成挑战（Withes Witch-Hunting & Women，《女巫，猎巫和女人》，Silvia  Federici 著，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