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怎么了？—“不靠谱抗疫”背后的历史逻辑

幻想狂劉先生  原创

 本文首载于《南方周末》，欢迎转发，谢绝转载

     根据法新社23日的报道，欧洲国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确诊感染人数累计已达59138人，死亡病例达到5476人，超过最初的疫情爆发区—中国的死亡人数。让刚刚从疫情阴霾中松了一口气的中国网友纷纷惊讶，意大利怎么了？

一、黑死病的狂潮

    很难想象的是，身处疫情旋涡中心的意大利，曾经是历史上疫情防控知识和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在14世纪初，在黑海沿岸广泛建立殖民地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就发现，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在攻打反叛的城市时，用配重投石机将死状奇特的尸体投入城内，在45天之内城市就会不攻自破，居民绝大部分都会在颈部和腹股沟部分出现肿块后死于高热，而始作俑者—蒙古军队却只有个别感染者，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观察到的，就是日后造成西欧地区人口几乎减半的黑死病（腺鼠疫），这是由欧亚草原广泛分布的啮齿动物携带的耶尔森杆菌传播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致命的细菌就附在他们身上，通过他们的商船渡过黑海和地中海，来到了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

黑死病的传播途径与传播路线，意大利人的遍布地中海的商船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在黑死病到来之初的1348年，欧洲的中世纪医学缺乏对其致病机理进行分析的能力，因此结论往往受到宗教和神秘学、星相学的影响而流于荒诞，比如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认为：

    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受到污染，最终引发了黑死病。“湿热的木星吸收了大地上的邪气，而极其干热的火星点燃了这些气，导致空气中充满了电、火花、毒气和火”．“木星带来了强烈的南风，把毒气吹向世界各地，杀死了人、动物和植物，而尸体的腐烂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毒气；性冷的土星把热气变为雾气使之更加靠近地球而造成最大危害，情况因而变得愈加糟糕”。

    在这种认知水平下，对鼠疫的传染性和致死性的正确估计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鼠疫传入意大利初期，种种匪夷所思的反向操作频繁出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黑死病已经在西欧流行1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亡，罗马教廷却宣布1350年为大赦年，所有到达罗马的基督徒都可以免罪，众多西欧的基督徒为了摆脱黑死病的威胁，从爆发瘟疫的家乡前往罗马朝圣，从1349年的圣诞节到1350年的复活节，前往梵蒂冈的朝圣者超过200万人，罗马附近的城镇都挤满了朝圣的人群，朝圣不但没有减缓黑死病的蔓延，反而爆发了更加严重的集体感染。

大型宗教活动是造成黑死病爆发性感染的重要因素，教士阶层也成为瘟疫中死亡率最高群体

    西欧的当权者们深知，面对这种自己无力解决的灾难，如果政府不能树立一个靶子来供群众宣泄愤懑，那么政府自己就会成为靶子。于是“犹太人投毒说”也甚嚣尘上，成为替罪羊的犹太人被逐出家门，在意大利的各城邦之间被赶来赶去，一些城镇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一部分人逃往东欧，在那里经历了又一次屠杀。当时尚有保持理智的人指出：“如果是犹太人投毒引起的黑死病，为何他们自己也大批感染而死？”然而在乌合之众的群体狂热和当权者的纵容默许之下，这种呼声迅速被淹没在排犹的狂潮中。

二、近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

    然而人类的权术伎俩只能欺骗自己，却欺骗不了疾病。黑死病依然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蔓延，迫使人类回到理性思考的轨道上来，并着手建立了早期公共卫生制度，在黑死病最先登陆的威尼斯，建立了最早的公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具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听从医学专家而不是宗教人士的指导去管理当地的行医活动，监测并报告瘟疫，到15世纪，公共卫生健康委员会还具备了对当地食品和药品生产和销售进行监督的职能。并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都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

    首先是强制隔离措施，生病或被怀疑有病的人不允许出门，也不允许接触其他人，所有的食物和水都由一个小门递入，病人再打开另一个小门拿取，双方全程不接触。

    其次是消毒措施，病人在隔离期间病亡后，所有衣物用具都要被焚烧，隔离的房间必须用硫磺和醋消毒后，方可给他人使用。病死者的尸体必须远离城市埋葬，埋葬尸体的坑至少应有8足（约2.5）深。任何在城里抛弃动物内脏或排泄物的行为都要被罚款。

    第三是封闭措施，疫情期间城市封闭，禁止来自疫区的人员进城，出入隔离区的人必须具备一定资质，并持有公共健康委员会签发的证件。

    第四是聚集管控措施，疫情期间禁止市民在各城邦之间来往，也不允许举行大型集会，在葬礼这种必须出席的场合，只有死者的至亲才被允许参加。

寻找替罪羊并不能缓解瘟疫的蔓延，最终还是要回归理性，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制度

    意大利人在疫情防控方面最为卓著的贡献，是发明了海关检疫制度，1377年6月，曾是威尼斯一部分的拉古萨 （Ragusa） 签署了第一个检疫隔离法令，规定所有来自疫区的人必须在梅尔卡纳（Mercana）或者拉古萨老城待一个月。1448年，威尼斯议会将隔离期延长到40天，因为根据当时医生的观察，黑死病从感染到死亡的时间刚好是40天左右，于是检疫（Quarantine，即40天之意）这个词就诞生了。检疫制度在防止输入性病例方面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就被西欧各国所采纳，在检疫隔离法出台6个月之后，法国的马赛港就采取了这一办法，因此，法语中的隔离（Quarantaine）这个词也是“40天”的意思。

三、城邦时代的负面政治遗产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人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和疫情防控措施都是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与同时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相比甚至具有一定超前性，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大打折扣的，以最先建立公共卫生制度，传染病相关法律也最健全的威尼斯为例，1348年黑死病传入，1351年才平息，然而到了1361年又再度重来，期间又反复了多次。除去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外，我们不难在历史中看到熟悉的场景—本该是防疫措施受益者的群众反而持续而激烈的抵制和反抗较为严格的防控手段。

西欧的黑死病疫情最为严重，出现公共卫生制度也最早

    这件看起来奇怪的事其实并不难以理解，所有的防控措施确实是有效的，但无疑都带有管控和限制和成分，这使得管控措施本身和公共健康卫生委员会都不受公众的欢迎，针对防疫管控措施的质疑、反抗、谣言和骚乱一直不断，民众借助宗教势力和政治反对势力，故意举办集会和狂欢来挑衅委员会的权威，因此在1348年首次建立委员会后，每到疫情结束，委员会就被撤销，直到黑死病多次卷土重来之后，公共卫生健康委员会才成为常设机构，即使在十五世纪晚期，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都相当大了之后，米兰的一位委员依然无奈的写道：

    “我们受到无知民众的憎恶，他们听信几个不关心公众健康，却反复说不存在瘟疫问题的医生的话……在我们偶然经过居民区的狭窄街道时，民众用污言秽语辱骂中伤我们，甚至朝我们身上投掷石块”

    这种“明明是为你好，你却不领情”的奇怪现象并非全部出于医学和科学知识的匮乏和宗教狂热，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和经济因素。在欧洲，政府是以责权对等原则组建的，人民让渡给政府的权力越多，政府对人民的责任也就越多，人民让渡给政府的权力越少，政府对人民的责任也就越少，然而人类具有在正常生活状态下青睐小政府宽松政策高自由度，在紧急状态下又青睐大政府严格管控强而有力的天性，因此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试图在“大”和“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始终不存在一个可以在正常生活状态下维持小政府的松弛管控和低开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瞬间变身强有力大政府的“理想国”。

    在当时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各个城邦多以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支柱，彼此之间具有很强的商业竞争关系。而所有的有效防控措施实际上都包含有社会控制的因素，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实现，同时还要防止渎职和权力的滥用。但商业的特性使其天然的厌恶一切管控和限制措施，在任何城邦试图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时，他都必须考虑到这些政策的后果——商人和手工业者可能出于对严厉防控政策的不满，而带着他们的金钱（资本）和技术（手艺）迁徙到其他城邦去，而这无疑削弱了自身的实力而扩大了对手的实力，大量资本和技术的离去会直接导致商业城邦的衰落，对经济体量不大的城邦国家来说危险超过疫情本身，这使得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都显得摇摆不定和首鼠两端，出现“虽然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现象。

14世纪的黑死病狂潮可能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疫情”

    在西欧的近现代民族国家中，意大利在历史上受到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影响最小，自治传统浓厚，统一的也最晚，因此也保留了最多的城邦主义传统，不分轻重缓急，一听到管控和限制就从心底里排斥，不是因为愚昧和偏执，而是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本能反映。在制定政策时投鼠忌器，执行政策时首鼠两端，是基于国情的现实考量，也是这份城邦时代政治遗产中典型的负面部分。很多人指责意大利“连抄作业都不会”，却不知道意大利人正是防疫这门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们并非不会，而是不能，防疫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共享，管控的措施和手段却难以照搬，在对抗瘟疫这场战争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后记：欧洲人对这场瘟疫的慢半拍的淡定和坦然，很大程度上因为殖民时代以来稳坐人类食物链最顶端的优越使然，意大利街头一位老人悲愤的说“连二战时都没有这样！”，可见在他心目中，二战已经是“最糟的时代”，而意大利本土在二战期间的被破坏程度，跟同期的其他战场比起来其实并不大。而东亚人对这场瘟疫的紧张和敏感，则来源于近代数次不努力就会出局的险境，“穷怕了，饿怕了，再也不想受穷挨饿了”。而新冠病毒也将给全人类科普这样一个道理，在未知的灾难面前，无论怎样见过大世面的“优等生”，保持足够的审慎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