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为何抓不住机会之窗？

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中国政府迅速动员社会民众，封锁疫情严重城市，组织各地军队、医院、志愿者驰援湖北，同时要求全国各地民众避免外出、佩戴口罩，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快速传播的势头，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争取了数月的防疫窗口期，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及多个国家的钦佩和赞誉。然而，让我们难以理解更让我们痛心的是，在中国疫情转入低谷之时，西方发达国家仍陷入了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困境，政府的手忙脚乱乃至不作为使疫情扩散势头极其迅猛。这不禁让我们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西方发达国家错过了两个月的宝贵窗口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迟迟不愿意采取中国证实有效的防疫措施？以下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第一，西方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傲慢。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为主要特征的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弹冠相庆，自认为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先进性，学者福山更是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以证明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已臻完美，社会主义国家最终也将走上这样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社会官员乃至民众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自然持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傲慢。面对有关中国的议题，他们往往下意识的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判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会被选择性的忽视或者扭曲，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则会被媒体和政客纠缠到政治制度根源上去，一次又一次的疯狂炒作使民众对于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深入人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暴发伊始，西方媒体和政客都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中国政治体制反应速度、是否有瞒报漏报等，部分媒体甚至干脆将疫情污名化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拼命地想要将疫情的出现和暴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一旦国际卫生组织发出不同的声音，便会遭到围攻。这给西方社会形成了普遍印象，似乎只有在中国特有的制度体系下才会出现疫情，西方那样“完美”的体系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此种心态的支配下，官员与民众丧失了警惕，只顾隔岸观火，却失去了构建本国防疫体系的积极性。

第二，科技神话导致西方社会盲目。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一次又一次见证了科学技术创造的神话，人们利用科学技术看清了自然、击退了病魔、延长了寿命，国家则利用科学技术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社会形态的转型升级，整个西方都弥漫着浓厚的科技神话色彩，科技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一切问题在科技进步面前都将迎刃而解，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的意志。在如此先进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技术的保护下，只不过是“大号流感”的新冠肺炎又如何能影响到我呢，只有“落后无能”的中国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疫情，无数西方人莫不做如是想。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逐渐蔓延到欧美国家之际，尽管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建议民众戴上口罩、减少聚集，绝大部分民众仍对此嗤之以鼻，盲目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愿付出自身努力以防控疫情，甚至出现了集会游行抗议戴口罩、议员戴口罩被质疑的奇葩景观。一旦疫情开始大规模蔓延，现实便会迅速击破群体心理的幻象，给大众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进而引发绝望情绪，民众便将采取与之前截然相反的举动，近期西方出现的大规模疯狂采购、国家间互相截留口罩便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政治体制弊病导致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突发情况。西方国家多奉行自由的宪政主义，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为支撑，构建起了以分权和制衡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机器”。在这一体系下，国家过高的圣化了私人性，而对公共领域和集体性进行了贬斥，公共领域沦为了利益集团通过民主投票和公共辩论争权夺利的舞台。这一过于机械化的制度使社会过于分散，也许能够在日常运转的过程中更大程度的保证个人权利，却难以在非常时期由明确的核心领导社会整体应对突发情况。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中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动员能力，民选官员与技术官僚言行不一，共和党坚持疫情尚未爆发无须担心，民主党则极力要求大规模检测，就连一向标榜“独立客观”的媒体也依据自己所属利益集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报道口径。在这样混乱的情形下，政府难以效仿中国采取如此坚定有力的防疫措施，或者即使发布了相关指示，往往也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与贯彻执行，民众仅能依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西方国家自然难以取得防疫的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