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回乡笔记：农村中学为什么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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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智能机
好几年没回故乡的小县城，同学聚会，总有人试图低头刷微博看微信。大伙严厉批判了这种行为，但话题因此转向了手机。一个同学是乡村中学教师，我随口问她：“现在中学生玩啥手机？”
“他们倒是想玩，但不让。”
“谁不让？”
“学校啊。”
我这才知道，朋友所在的初中完全禁止学生用手机。之前我听说过有些中学上课时开启信号屏蔽器，避免学生上网。但乡下中学，没有那么高档的设备。老师都安家在县城，要用手机和家里联系，屏蔽信号行不通。何况学生下了课也不许用手机，不能上网不许打电话，玩游戏更是严禁。所以干脆禁止手机进校，学生返校的时候要搜身、行李一律开包检查。平时定期检查、突击抽查一遍又一遍。听着这位老师描述，我立刻想象了一个场景，把美剧中犯人入狱的镜头挪到了《XXX中学》的牌匾下。
不过，肖申克监狱的高墙挡不住安迪的小锤，校门口的检查组也阻止不了学生们挖空心思带手机。有人把手机塞在皮箱夹层里，有的爬墙头走私，还有人直接学习《肖申克的救赎》的先进经验，在厚书中间挖洞，偷运手机。得手的学生欣喜若狂不说，还立刻成了奇货可居的风云人物。初听这个段子还觉得有夸大之嫌，结果随便上网一搜，发现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
《不得不说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很牛。。。》（柯南吧 百度贴吧）https://tieba.baidu.com/p/2061609415?red_tag=2535747903
看来政教处需要买一部X光安检机。
肖申克的锤子
工作多年的中年人虽然也常玩手机，但恐怕不认为手机是必需品，甚至会厌烦被电话、短信和通讯软件催促的紧张生活。在听到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我设想了一下，如果让这些中年人——比如我——回到平静、温馨的校园生活，绝不会狂热地寻求电子设备。但听了同学——现在的中学教师接下来的故事，我发现，如果真穿越到今天的校园，我肯定第一个翻墙去搞手机。
因为检查组要封锁的“违禁物资”不仅仅是手机，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学生身份的东西外。“杂书”、即不属于课本和教辅资料的书籍，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于棋牌、收音机、MP3以及其他电子、非电子的娱乐物品，更不可能过关。只有吃穿和教科书可以带进学校。
我读书的时候，校门没有政教处检查组，不过那时候穷，买本两块钱的杂志都心疼，更没资格操心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问题，真要说物质上的娱乐，真不比这些被搜过身的学生多。不过，青春就是最大的本钱，没啥玩的，可以运动啊，足球，篮球，乒乓球，哪个不能激情四射？放学了骑自行车满世界去逛，课间10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还要在走廊里翻个跟头，摔跤pk一下。
可惜，世道变了，以上说的现在统统不许。不许打球，不许打闹，不许快跑，甚至不许大声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周一两节体育课，学生没有测试自己肌肉的自由。
客观地说，现在的学生也没有运动的时间。早上五六点起床就跑操，然后是早自习，早饭，上课，午饭，上课，晚饭，晚自习，洗漱睡觉。每两周休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出入学校必须家长自己来接，否则围墙圈起来的校园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嗯，我忘了说校规包括强制住校，你别指望在回家路上撒欢。
这种生活节奏，我高三的时候也见识过，但毕竟没有统一住宿，也不硬性禁止娱乐。网上经常把这种地方叫“监狱中学”，但从某些方面来说，监狱或许更宽松一些。起码监狱会试图设计集体活动来发泄犯人的精力，监狱的小卖部虽然价格贵，但也不会单调到只卖纯净水的程度（不卖可乐倒真不是坏事）。现在把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管成这个样子，我很好奇这些学生会是什么反应，反正换了我关在校门里，第一选择也是去搞一部功能多、电量足的山寨机。
2
留守时代
网上谈起监狱中学，一般都把安徽六安毛坦厂那样的高考工厂当案例。的确，对大多数中学来说，严控学生的第一动机就是提高成绩，在24小时里塞进尽可能多的学习时间。这所中学也不例外。不过，就这次回家所闻，应试教育下的考试压力虽然是监狱中学很重要的成因，但还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不是单一的决定性因素。
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县，指望种地能发财是不可能的。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即便是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文化的中年人，只要勤劳打工，每月赚2000块工资毫无压力。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父母往往远在外地的城市，没法天天照顾子女，只能让孩子住校。以往乡村中学门口挤满自行车的景象消失了，上下学时只有接送老师的通勤车出入。
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既不像小学生那样敬畏老师，又不像高中生那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开始了解成人社会的秩序，正是最难管的时候。一旦离开父母管束，手里拿着上千块的生活费，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大手大脚花钱很容易成风，出现伤亡事件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农村少年游泳溺水、爬山摔伤、打架破相都是常事，但现在学校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长已经有了清晰的维权意识，他们认定，既然学生住在学校——其实不住在学校也一样——那么监管孩子的全部责任就都由学校承担。无论孩子自己受了什么损伤，或是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那显然都得学校负全责。就算事故被证明和学校完全无关，也得要上几万块“人道主义补助”。最近我刚好看了这么一个新闻：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2_26_208881.shtml
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初中生均因失恋自杀，事发地点在校外，平时也走读。但家人依然从学校要到了至少每人5.5万的赔偿。可见学校责任之重。
一封分手信
家长的维权意识是进步还是过头，本文不做评价。但客观上，学校既然横竖要承担责任，显然要主动出手减少事故率，把学生们关起来、管起来，消灭一切自由活动时间，从而避免所有可能致伤的运动。住校生就这样进了“监狱”。
正如前面的案例，学生走读并不能让学校免责，学校也很难做到在部分走读的情况下，保证住校生的规律生活。十几岁的孩子，不可能在同学天天回家看电视的情况下认同严格的住宿管理。另外，晚自习往往不是真正的自习，要分给各科老师授课，让走读生上晚自习不放心，不让他们上晚自习则影响教学计划。综合盘算下来，学校干脆就要求所有学生一律住校，融入“监狱化”——用校领导的话说是“军事化”管理体系。校门口还真的有“少年军校”的牌子。
基于这个思路，其余的严格管制也不难理解。玩手机会占用学习时间，还会引发学生之间的攀比，乃至因借用引发冲突，必须和其他电子产品一起禁掉；集体活动，用肌肉对抗的可能受伤，动脑子对抗的制造矛盾，只留下跑步算了；与课本无关的书籍会带来聚众讨论的话题，严重影响秩序，禁掉；学生的生活费就那么多，小卖部的商品丰富了，怕是下半个月没得吃，于是只卖纯净水（这一点还是表示有限支持）。最终，学生的生活“纯净”如水。
3
总得干点啥
那天，在座听乡村教师讲段子的同学不止我一个。虽然几乎都经过高考毕业季的历练，但还是听得人人咋舌。我问这位当老师的同学：“你的孩子会到这里上学吗？”，答案是绝对不会。另一位女同学抱着自己三岁的宝贝女儿，感慨不已：“我闺女要是到了这种学校，没对象也得鼓励她谈恋爱，否则还不憋坏了”。
被关起来的初中生也是这么想的。在字典里挖洞走私手机的事情，教务处发现一次也就有经验了，但教务处无论禁不掉建国以来的男女同校传统。既然同龄男女足够寂寞，既然学校已经禁止了其他一切活动，少年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就自然地转向了身边的异性。比例高到什么程度？反正只有不敢做的，没有不敢想的。跨班级不说，跨年级也常见，初三的女汉子倒追初一的小男孩也不稀奇。班主任只要乐意，转一圈就能查到厚厚一沓情书。20年前，我也年轻过，也动心过，也知道少年男女那点心思，但闹到这个程度，不得不说教务处就是乡村的百合网和世纪佳缘。
说起来，这些少年的懵懂感情也真的很简单。细节听起来足以让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心头一软。因为被圈在学校里，谈情说爱的机会只有课间几句话，或是夹在书里传来的纸条。确定关系的两人互赠礼品，最多是课间送一瓶纯净水。（传说中一瓶【杯】水的爱情）天色暗的时候，两人悄悄在没有灯光的操场上走一圈，算是难得的经历；平时只能在下晚自习的时候携手而行，从教室走到宿舍门口，享受几百米的浪漫。不用说，教务处和班主任早就掌握了规律，只要到固定地点积极巡查，总能抓住几个“现行犯”。
严厉管制不能阻止“前仆后继”的学生。相反，生活太枯燥，这些还算不上爱情的暧昧反而加倍珍贵。从初一到初三，恋爱问题从未显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教师收走了传情纸条，居然还有学生敢悄悄上门哀求讨要，希望老师发还“爱情证据”。
当然，校园里不只有异性同学，还有同性的同龄人。在正常的中学校园里，男生女生首先还是在自己的同性朋友圈里享受课余时间的。但是，当男生不能踢球，女生没空聚众八卦的时候，细小的矛盾就和友情一样重要了。政教处每天头疼的事情，除了早恋，就是学生打架。上下课的时候互相碰了一下，跑操的时候瞪了一眼，打饭的时候插个队，都是大打出手的理由。和恋爱问题结合，为争风吃醋打架更是屡见不鲜，连女生都会讨伐“情敌”，甚至殴打拒绝“表白”的示爱对象。平心而论，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生，打架并不是太出格的事情。懂得何时该愤怒，何时该对抗，本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些孩子每天因为琐事或仅仅因为无聊打架，恐怕对少年的心理发展很不利。
中学毕竟不是看守所，不是工读学校，墙上不会装电网，隔段时间总要放学生回家，寒暑假补课也不可能不让孩子们过年。在这些严格管制的缝隙之外，越被禁止的事情，越容易发生。我那个同学就说，放假后他们也很紧张，生怕学生憋得太久，放出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要学校担责，比如意外怀孕——别以为放假时发生的事情学校就没责任。至于学生平时跳墙出去享受自由生活，结伙逃跑到外地，管得再严也不可能绝对禁绝，每次都让学校惊恐不已。
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物极必反的例子。比如减少小卖部的商品供应，所有人一律留短发、吃食堂、穿校服，本来有控制学生消费的用意。可你能想象，有的学生给同学（女友）买水，在食堂摆阔请吃份饭，居然也能吃光下半个月的生活费吗？一文不名的学生不敢向家里要，只好饿着，每天指着上午一顿免费营养加餐填肚子。（某些女生为了减肥不吃营养餐，正好让出份额给这些不懂理财的男生。）家里不给买手机，全宿舍可以齐心协力省下半个月生活费，悄悄买一部。只要校方稍不注意，违规行为就会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倒也并不出人意料，作为一个没有合法暴力权的机构，乡村初中却企图像监狱，或者至少是工读学校、少管所那样维持秩序，这个矛盾近乎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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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
这所初中曾是我母亲的母校，20年前我也有许多同学在这里读书。当时这所学校就以“严”出名，校风和成绩都明显超出周围的乡级中学，因而能吸引半个县而不仅仅是本乡镇的生源。几十年过去，学校管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严”来形容了，县城的许多家长依然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说明认同这种教育方式的家庭还为数不少。
实际上，严管学生，把学生的活动空间控制在围墙内，把学生的时间都用上课填满，用军事化纪律约束生活。这是眼下乡村中学的大趋势。过年时在乡下转了几天，沿公路看过好几家中学，挂“少年军校”牌子的比例相当不低，这也说明了校领导普遍的管理思路。或者说，这是制度逼出来的。校领导要走合法路线提升，最有力的正面因素是成绩，最具破坏力的负面因素是学生出事、家长围攻。两方面压力合并，再加上家长也认同，把学生圈起来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在农村中学包围之中，县城的中学却并没有实施同水平的严格管制。这首先当然和县城的走读生多有关。如果父母双方都在县城有稳定的工作，自然还是希望自己来照顾十几岁的孩子。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投诉。
中小学私自延长课时，节假日补课都属违法，尤其是补课还要另行收费的时候，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明规则。实际上，即便这种行为很普遍，也很少有人去教委或是上级政府举报，就算举报了，一般也没有把事情闹大的决定和动力。所以大多数乡村学校能够保持既定教学秩序。但明规则毕竟摆在那里，政府和教育局（委）不可能公开否定。只要有人持之以恒地举报、上访，拿出真凭实据，政府也不得不出手干预。
什么样的人最有动力、有耐心做一个负责任的举报者呢？显然是能从举报中获益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是学生家长，也不是操心公共事业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私人的盈利补习班。家长们要么指望提高学生成绩，要么不希望孩子假期没人管束，很愿意在这些补习班花钱，补习班因此收入丰厚。学校假期补课，无论是否收费，无论收费多少，都是断了补习班的财路，经营者肯定有动力搜集证据，积极上访，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迫使政府行动。更何况许多补习班的骨干就是教育系统出来的，甚至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兼职，搜集证据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多数补习班自身也是违法的，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开班授课，有意无意地会把正常课程拿到补习班来上，实际上放弃了那些拒绝补习班的学生。这种行为理论上也会被打击。但补习班不需要非常固定的场地，没有可供查抄的固定资产，就算被打击也没有什么人直接得益。假期补课的中学与私人补习班对抗，就像士气低落的正规军被火力强大的游击队围殴，毫无胜算，只能乖乖让出假期。
之所以私人补习班未能乘胜追击到乡村，大概是因为农村居民点分散，很难把学生集中起来大办补习班，除非添置校车、宿舍等固定资产。但那样意味着游击队失去了机动性，形同自杀。所以补习班局限于县城。换句话说，只有县城的中学才会在假期补课时害怕举报，乡村中学大可保持监狱式管理。为数众多的乡村公立中学真正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原则。
5
唯有梦想不可辜负
从教学安排来看，这些中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为中考乃至将来的高考做准备。除了和考试对应的教学，学校的其他职能都被压缩到极限。像生物、地理等不列入中考的科目，一个老师往往教七八个班，徒具形式。不过，大多数学生的未来恐怕和考试关系不大。
现在的中国，每年新增1700万青少年，700多万本专科毕业生，211大学和准重点大学毕业生近百万，其中来自大城市重点中学的考生占了很大比例。因此，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成年人，很容易产生：“孩子总要读个像样大学，最起码也要有个本科文凭”的错觉。到了小城市和乡村，实际上在高考取得高分，并不是多数孩子的人生必需品。在中学养几年身体出去打工，或是到一个分数门槛较低的专科（高职）再当几年学生，才是大多数孩子的未来。
这反映在乡村中学的数据，就是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会到县城读重点高中，其他要么去打工，要么接受质量不高的职业教育，要么去非重点高中读书——这意味着基本放弃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换句话说，最起码2/3的学生并不会从考试机器的训练中受益。这些学生会如何看待这几年被严格管制的时光呢？
至少现在，大多数孩子对类似问题还是一片茫然。被问及“将来有什么想法？”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会以“我爸爸（妈妈）希望……”作为开头。即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全凭父母安排。然而被父母送到了这所封闭的学校，许多人甚至认为中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于严格的管制只是消极的接受，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送进了一台升学机器，应该为中考和高考而努力。多数学生，尤其是留守少年，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应付一日算一日。
的确，初中生年纪小，人生观受父母影响大是正常现象。但作为从童年向成年转变的重要阶段，初中教育的最重要职能不正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建立自己的初步人生规划么？把学生圈在高墙里面，与社会隔绝，进去时是个孩子，出来时在思想上还是个孩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社会学实验。
饥饿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精美大餐，而是一份充满油脂、糖和淀粉的快餐食品。类似地，这些初中生缺乏生活目标，极端缺乏娱乐和社交，一旦毕业，拥有了一定的生活自主权，他们本能地会寻找最刺激、最能解决娱乐和社交匮乏问题的生活方式，比如网络游戏。这个问题在职业中学、非重点普通高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今年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在长途车上碰到几名刚结束高中生活的小伙子同行，他们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是到南方接受职业教育。一路倾听他们的交谈，四五个小时只有两个主题——打架和lol（英雄联盟 网络游戏）。三年监狱般的初中，三年无人管束的高中生活，笑到最后的是马化腾。
那些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县属重点高中是县政府的心头肉，不必太在意补习班的投诉，可以继续推行严格的日程安排。但毕竟相当比例的学生依然保持走读，院墙外面也有太多的诱惑，秩序终究比乡间初中放松许多。许多来自乡村中学的学生，在初中尚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往往到了高一就自我放纵，一发不可收拾，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初中的毕业生。
我不是教育工作者，封闭式教学对成绩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不敢下定论。但作为一个“前学生”，作为一个“资深少年”，我认为，十几岁孩子最宝贵的东西是梦想。梦想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以是绿草茵茵的大学校园，可以是闯荡江湖后回到家乡出人头地，可以是开一家小店、悠游自在。不管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在衣食无忧之余，有一个天天晚上会惦记、努力一跃似乎触手可及的目标，年轻人自然会主动规划时间，积极应对生活。再辅以时时提醒和纪律限制，十几岁的孩子会做出许多让成人自叹不如的进步。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但无论是哪种梦想，都得从现实中来，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没有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接触，不通过各种各样的现代媒体了解社会，不关心普通人家柴米油盐知道谋生艰难，少年很难“磨合”出与社会相配的梦想。把孩子们圈在学校里与世隔绝，全部时间都用来备考，结果就是少年的梦想层次要么太低，只看到眼前的快餐娱乐、商品消费、肉体刺激；要么太不靠谱，全是怪力乱神、不切实际的现代神话。我问我的同学，到这些初中生宿舍能翻到什么违规的“闲书”？答曰内容全是鬼神玄幻，几乎100%是地摊盗版，《盗墓笔记》在其中都能算严肃读物。让初中生对着低档玄幻小说和高墙来设计未来，仔细想来，这个事实真让人有几分心疼，心疼他们高墙下的青春。
抢手的课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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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必须捍卫 现实也得妥协
我看不惯监狱中学，理由和许多同样反对监狱中学的人不太一样。网上流传的那些衡水中学高考方阵的图片过于震撼，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不适。但在我看来，早起跑步、军事化操练、统一着装、限制消费等纪律毫无问题，应该举双手支持。十几岁的孩子，经历一下朴素的斯巴达式生活大有好处。监狱式中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完全割断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挖掉了梦想生根的土壤。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向儿童传授进入社会所需的知识，不让儿童以“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社会。近代以来，社会越来越复杂，儿童在走进社会之前所需的培训也越来越多，所以各国政府都努力推行基础教育，要求所有儿童和少年都必须入学。国家以考试制度来考核学生，进而考核学校，就是要保证儿童成长的质量。但是，考试毕竟只是一个间接工具，那个等着年轻人加入、需要儿童反复加深感性认识的鲜活社会就在孩子身边，随时欢迎少年去体验。监狱中学却要偏偏把孩子圈起来，没收手机和收音机，查禁教科书、人民币之外的所有印刷品，只为延长一点备考时间。这是逐末弃本，最终必然大大影响教育的合格率。
应试教育早就有，为何我今天才来找监狱中学的麻烦？因为过去几十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足够的课余时间接触现实生活。虽然不同的家庭差异很大，但大多数少年还是通过耳濡目染认识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中社会实践的不足。
不过，和世界上大多数事情一样，免费的福利最不受人重视，不管它有多重要。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席卷中国之时，无数农村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和学校留在了农村。学校既要教知识，又要接过父母们实际上放弃的监护权，还不能使用暴力，最后还得应付考试压力，只能把自己变成准监狱。至于孩子们因此损失的社会经验，因此产生的梦想偏差，没有人注意。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随笔和歌词也许最体现心情
正如前文所述，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教育”四个字来概括监狱中学的成因，更何况应试教育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不能随便废弃。简单地拆掉乡村中学的围墙、减少课时，对学生的伤害、对社会的冲击都难以预料。为了多给少年们保留一点梦想，必须考虑一个既缓解问题，又尊重现实的妥协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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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行
回到问题的源头，农村父母进城打工，留守儿童、留守少年占同龄人比例高，是监狱中学的重要成因。实际上，不止这些家长平时不在乡村，中学教师也基本离开了乡村。过去交通不方便，从乡镇到县城，往往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在泥巴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城。所以乡村教师必须住在学校附近，由学校建宿舍、家属院，或是教师自建住房。但随着公路网的拓展和汽车的增加，几乎所有乡镇到县城的车程都缩减到一小时之内，班车早晚都有，最近的几个乡镇甚至被纳入了县城的公交系统，教师可以住在县城，搭车上下班毫不误事。就算是要负责早自习和晚自习，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包一辆黑出租接送，都不超出教师工资的消费能力。
县城的基础设施、娱乐、文化环境和乡镇之间是天壤之别。就算乡镇盖了几栋楼房，供水、供气、购物、卫生环境也无法和县城相比。所以，在公路“村村通”普及的过程中，乡村中学教师基本上搬进了县城，只在工作日的白天，以及有授课任务的假期到校。从每天下晚自习开始，到第二天上课，除了上千的学生之外，只有几个管宿老师和门卫留在乡间。以如此之弱的管理力量，若是打开校门，让学生走进暮色中的乡野，后果的确难以控制。
这种现象其实只说明一个结论——中学教育应该向县城集中。对于长期住校的学生来说，学校离家到底是一小时车程还是半小时车程，其实并无区别。但这显然方便了定居于县城的教师，也有利于保护校园安全。今年春节假期前夕，我在故乡的农村游荡，发现传统上的腊月大集已经名存实亡，县城超市已经完全摧垮了低效、浪费人力的传统商业，这就是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传统乡村（镇）即将消亡的大趋势下，坚持把中学留在乡间，实际上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怠政行为。
前面提到，“监狱式”中学多出现在乡间。著名的毛坦厂中学也同样远离县城。这其中固然有县城无良培训班举报的原因，但也说明城市里的教育监管机制相对有效。如果把寄宿制农村中学都设在县城外围，既方便教育管理机关及时干预学校政策的偏差，也能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向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选择，还在事实上提高了教师收入（降低交通成本）与生活质量。这应该是未来县域规划的一个重要思路。
不谈钱的事情，无论被描述得多么美好，也只是个泡影。把乡村学校都搬到县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从长远来看，把中学集中于县城周边的教育区，集中管理，共享资源，应该是可以省钱的。但短期来看，最需要解决的是两方面投入：土地和基建费用。
土地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乡村中学本身在乡镇就有很大的占地。学校搬离，意味着给乡镇上提供了很大一块黄金地段（乡镇意义上的）的用地。完全可以满足乡镇接下来几年的建设用地需求。现在土地转建设用地指标基本上已经分解到县。用原有中学的土地来满足乡镇需求，实际上是节约了土地指标，足够用来建设新的校区。进一步说，随着乡村人口逐步撤离，小学也有向少数中心乡镇集中的趋势，这些放弃的中学完全可以转为中心小学，原有的小学则转为更多的建设用地或复垦田（同样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至于基建费用，必须注意一个事实：现在有意向县城外围“搬家”的学校不仅有乡村中学，还有本来就在县城繁华地段的中学（中专）。随着县城的迅速扩张，原本僻静的县属学校多半已地处繁华地段，校区扩张一点都是千难万难，也希望能搬到县城近郊，用精心规划的校区替代原来修修补补的旧房子。在如今钉子户为王的年代，开发商也乐意接盘这种土地连片，价格透明的开发项目。估算一下，每个县城繁华区的学校外迁，都意味着出让近百亩黄金地段的建设用地，价格动辄上亿。这笔进项实际上是由县域规划而产生的土地级差，由原有的县属中学独占本不合理，正好可以建设统一的教育园区，以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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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底抽薪，转移监护权
仅仅把乡村学校搬到县城外围，最多是解决了学校超时补课的问题，同时可以各学校共享体育、娱乐、教学设施，为丰富学生生活提供了硬件可能性。至于其他的“软件”问题，如学校不敢组织集体活动、私人补习班猖獗、打工家长无暇亲自教育孩子，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回到问题的本源，是什么割断了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是学校的权力太大了么？
显然不是，因为从未有人授权学校干预学生的课余活动。学校把学生24小时圈起来，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而是对留守学生比例过高的消极反应。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权的父母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把监护权转交学校。但一旦学生出现意外，家长却不会因此放弃向学校高额索赔的权利。学校没有管理权，又必须为学生的活动负全责，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防守，用课程填满学生的时间，用围墙限制学生的活动，从而规避最大风险。
打个比方，这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要求医生对医疗事故负责，却不承诺严格按医嘱服药。那么，处方上多半只有阿司匹林和消食片——医生首先要避免惹更大的麻烦。至于治病的事情，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在实际上赋予学校监护权，承认校方不仅有授课的责任，还有权在其余的时间管理学生的生活。权力转移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命令进行。这样，事实上的监护人——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与久违的社会活动。为此，或许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学引入生活导师，专门负责学生的生活和课余活动。替代已经死透的团委-少年队体制。近年学生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师范生供应充足。导师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当然，这依然不能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恐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学生保险制度，财政和家长各自负担一部分保险费用。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由保险公司给予学生家庭一定的补偿；同时，除非责任人做出了违规举动，否则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保险之外要求额外补偿。政府会因此增加一笔保费开支，但教育机构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
再进一步。就算学生数量下降，教师相对增加，就算设置了专职的导师，教师也不是每人只管一两个孩子的父母，自己也有家庭要顾，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学生。往前几十年，每个村隔几年淹死个孩子不稀奇，现代社会不会接受这种事故率。要打开校门办学，还要避免事故，恐怕学校也得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
我能设想的技术工具就是不能随意去除的GPS手环（脚环），保证校方随时定位学生的去向。现阶段，定位芯片的成本已经相当低廉，增加防震、防水、自动报警、防拆除等功能应该也不难。作为实际上负有监护之责的学校，获取学生的位置信息理所应当。学生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要获得安全保证，本来也应该向监护人报告行踪。电子设备只是让这一过程自动化，方便教师及时干预而已。
当然，这肯定会引来侵犯隐私的非议。但现实是学生已经被圈进了院墙，24小时都按日程表生活，根本没有“去哪里”的隐私可供侵犯，学校即便不用GPS监视也知道学生的位置。我读过的高中，最后一次组织全校性的外出活动，还是我高一的时候——1995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尖刻讽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为了保护已经被消灭的隐私而抵制新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伪善。我工作的编辑部有条狗，编辑上街遛狗之前总要给他戴上链条，否则只能用围栏圈起来。条件反射之下，连狗都知道，链条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没了链条反而没了自由。这个道理说给人听，应该不难说通。
GPS定位装置还有一个次要但不可忽视的小用途，就是对付私营补习班。补习班可以没有固定的教室，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总要把学生聚到一起。这可以用GPS信号轻而易举地鉴别，进行即时抽查，区分正常课外活动和老师们包私活。这些年基层思想工作完全失控，县里还有不少合法宗教机构或邪教对青少年虎视眈眈，总想给上帝拉几头纯洁的羔羊。有了GPS监测，就可以抓这些传教士一个人赃俱获。
以上这些硬件基础搭配起来，再辅以频繁的检查监管，应该可以保证学生有时间从事课余活动，接触社会。当然，把上万名出身乡村的孩子扔到县城，指望他们自发地融入周边社会，组织自己的娱乐活动，这本身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学校有责任主动组织一些体育、娱乐、参观、实习、健身活动，供学生选择。教育部门也可以对这些课外活动进行简单的考核，如随机抽取学号进行体能测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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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做点啥
这套组合方案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我不敢说会有完美的结果，因为复杂的方案从来就不会是好方案，必然纰漏百出，需要不断修正乃至推翻。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做了不一定能成，不做肯定是不成。现状是大批中学生被圈养在高墙里，靠走私来的玄幻小说了解世界。既然我们指望他们10年后接管这个社会，总要为他们的梦想，为他们的见识做点什么。
从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会在成人之前聚在一起玩耍、打闹，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并建立一套自己的亚文化。在亚文化圈内，少年们学会为人处事，锻炼肌肉和勇气，认识友情与爱情。成人社会的领袖和骨干往往需要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培养。无论我们居住在空旷的乡村，还是车水马龙的大城市，这都是我们作为一种群居猴子的生物本能，是不能消灭，只能顺势而行的自然规律。童子军、夏令营就是城市人口为满足少年本能而建立的机制，让少年们在成人监管、指导下走出校园。共青团、少先队制度也一度在中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当然现在这个作用已经消失了。
最近十几年，工业化令中国天翻地覆，经济意义上的小农几乎已经被消灭，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顺便摧垮了许多人们已经习惯的社会结构——替代品未必会自然出现。比如过去的乡野和街道曾经是少年们自由活动的空间，现在物质丰富了，文化繁盛了，少年们反而进了监狱式中学。这算是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局部倒退。
既然整个社会在进步，局部的倒退就不难扭转。但前提是思想不能守旧，能跟上进步的大趋势。城市化、教育社会化、技术工具廉价化，这都是大势。顺着社会发展大趋势制定政策，问题会迎刃而解；否则，逆潮流而动，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会制造更大的恶果。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社会发展趋势，承认改变工作思路的必要性，把少年的梦想当成大事来抓。我不敢期望教育部门把少年的梦想看得比升学率还重，毕竟官僚机构需要量化的指标才能运转。但最起码，梦想的排位不该太低，至少要排到空调教室和草皮运动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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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前卒 任冲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