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隔离体验

王宇航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就在今天（2月29日），我结束了我的第二次隔离。从1月22日到2月28日这38天里，我有21天是在隔离中度过的。其中，从1月22日到2月4日，我在新乡市红旗区一座新建商品房小区中隔离了14天；从2月22日到2月28日，我在郑州市新郑市老城区一个院落中隔离了7天。从这两次隔离的过程，先后经历了商品房住宅楼小区和老城区的院落，比较清晰的感受到这次基层社区的管控流程，以及不同类型社区居委会在管控方式上的差异。

最初我从武汉到新乡，是要赶往姐姐家过年。我在1月22日到了新乡，住进了姐姐家，那里是一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直到2月22日，我从新乡回到了新郑的家中，这里是独家小院式的街巷，按照“省内人员隔离七天”的规定，居家隔离。

一、新乡的隔离经过（居民楼）

新乡市是郑州北部一座普通的地级市，距离郑州约2个小时车程。我所居住的小区是红旗区一座新建成的商品房小区。我被纳入新乡市疫情防控隔离对象的过程一波三折，在这个过程里和社区、物业、邻居以及疾控中心都有过互动。

1.1 隔离前夕：“居委会电话是多少？居委会在哪里？”

刚到新乡时，武汉还未封城，但连这座豫北小城的空气里都已经有了一丝紧张的氛围。最初几天，我还可以自由活动，并没有人过问或检查，街道上的商铺和集市都还正常营业。虽然我在外面一直戴着口罩，但还没有太过紧张和异样。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情感，是在1月23日外出陪姐姐和外甥剪头发的时候。

当时店里还挤满了人，潮湿的空气里混杂着洗发水的香味和孩子嘈杂的哭喊声。理发师无意的问起：“你从哪里来的？”。我姐姐略带遮掩地说：“湖北”。“湖北哪里？”。我姐姐沉默了。理发师也很默契地不再追问。

从这份默契和沉默里，我品出了一点异样的滋味，在之后还会多次遇到，那是自责和距离感的混合。

回到家里，我感到应该做些什么，询问起居委会的电话，“居委会电话是多少？居委会在哪里？”，想去向居委会报备。家里人因为是新建小区的缘故，并不知道居委会在哪里，也不清楚居委会的电话，最后只得向新乡市中心医院打一通电话，得到“自行居家隔离”的回应后，第一次报备的尝试也就中途“夭折”了。直到多天以后，又想起此事的我才在网上几番波折找到当地居委会，成功的“自投罗网”（之后几天，社区排查和单位排查也肯定会主动联系到我，所以我也是不可能瞒报下去的）。

1.2 社区居委会：从开始到结束1.2.1“一会儿疾控中心会给你打电话，啊，打过了？你咋说的呀？！”

我被纳入了社区疫情防控人员名单，14天的居家隔离开始了。每日两次的体温汇报不必赘述。直到第15天，社区居委会负责人杨女士告诉我“请示以后，就可以结束隔离”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当天下午，一个陌生号码打给了我，询问我“你这几天情况如何？”、“社区都做了哪些宣传？”、“社区都做了哪些工作？”，我简单回复后，便结束了电话。

许久，我接到了杨女士的电话，“一会儿疾控中心会给你打电话，啊，打过来？哪你咋说的呀？”。她的语气惊讶中又带着一些忐忑，似乎害怕我不留神说错了那些话。听到我的回复，她也好像松了一口气。

我与居委会的第二次会面便已经是2个星期后，带着物业居住证明去开健康证明的时候了。

1.2.2 “你走了可就不能再回来了”

2月21日，当时复工已经有些起色，而我也混在复工的人群里准备回家。

当天下午，我先在物业办理了居住证明，来到门口写着大大“劝返点”三字的居委会。当时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三个：监控（像我这样可疑人群的体温）、劝返（“南阳、信阳、驻马店一律劝返”）、开证明送人（让复工和回家的人去往外地）。我可以清楚感到疫情下的人员流动在“有限度的”逐步放开，在短短10几分钟里，就有两起“信阳、南阳、驻马店地区”的劝返电话，和2个要去郑州复工的本地住户。杨女士对我说，“你从我们这里走可以，但你走了可就不能再回来了”。

我已经事先和新郑社区打过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我也就踏上了返乡的路。

1.3 “咱们楼栋为什么没有通知？”

物业和小区居民在这次疫情隔离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

物业负责每天统计和排查居民家中的外来人员和发热人员，自2月11日起，还颁发了“出入证”，每户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凭“出入证”进出小区。要领取“出入证”，则要在物业的统计表里填写家中是否有湖北、信阳、南阳等地外来人员和发热人员。此外，物业还在家门口挂了“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的牌子。

每栋楼有选举出的楼栋长，负责解答大家的疑惑。最初几天，知道本栋楼中有武汉返乡人员，楼栋微信群里有人不无埋怨的问“咱们楼栋为什么没有通知？”，因为当时并没有在楼栋群里公开说过此事，楼长回复已经报备后，事情也就平静了。

二、新郑的隔离经过（院落）

​新郑市位于郑州以南，是郑州下属县级市。在新乡居住一个月以后，我打算返回家中。那是新郑市区一处老的院落社区，周围都是独家小院。

2.1 “随便填个就中，主要是防武汉、南阳、信阳（人）的”

我是由姐夫开车送回新郑的。路上只在新郑高速路口被排查了一次。这次排查还是很随性的，检查了身份证、健康证明，扫过二维码填写情况，便让我们通行了。有趣的是，二维码需要填写住址时，没有找到新乡的选项，检查人员很大方的摆手：“随便填个就中，主要是防武汉、南阳、信阳（人）的”。我有些好笑，问到：“那要是一个武汉人，坐着河南人的车回来呢？”说完又不禁哑然，这不正是我自己吗（我在一个月前从武汉回来）？之后再想，我和姐夫已经出示了身份证，并且有了新乡方面的健康证明，这一处小小的不规范，也只能算无伤大雅的“弹性治理”了。

2.2 “你要被隔离了，赶紧出去买东西”

回到了家，最开始是巷子门口有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检查点，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又通知了居委会的人，由居委会在下午四点把家门贴上封条。回到家里，我有些担心会被如何严格地隔离，还叫了外卖买菜，谁知到了三点，社区居委会打来电话，“你要被隔离了，赶紧出去买东西”。我被告知赶紧去超市买东西，之后便去了两次超市，回来的路上还看到巷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在追赶乱跑的孙子。回想在新乡的严格隔离，真的是恍如两个世界。

隔离结束后，我在扫描二维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2月22日抵达新郑后，就已经在网络系统中记下来我抵达新郑的日期，想必就是在居委会贴封条前，由社区上报联网记录的。

作为已经在新乡健康了一个月的“返工人员”，我并不清楚在隔离之前让我去超市买东西储备食物，是否有些“过于乐观”。但这无疑极大便利了我之后一周的隔离生活。我觉得，在本人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体现着人情味的“弹性治理”。

2.3 “你可以结束了”

第二次隔离比我预想的早了一天，由社区的张阿姨打电话通知去办理解除隔离手续。整个解除隔离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前往所在社区办事处出具证明；第二步，前往街道办事处盖章；第三步，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测量体温，结束隔离。

比起新乡市解除隔离的流程，我多去了一趟街道办事处和卫生服务中心。在新乡，我只去了趟社区，开出了健康证明，解除隔离的其他流程由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就代为解决了。相较之下，新郑解除隔离的过程就繁琐一些。我在新乡出家门到社区办手续，往返不过一公里，而计算在新郑的路途，仅办完手续回家就要走五公里，因为三个地方位置不同，还有绕路，往返不只10公里。

2.4 “我是从新乡来的”

第二次隔离，心态上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我对于询问我的人，都会底气十足的回答，“我是从新乡回来的，已经在新乡住了一个月了”。而在新乡时，面对询问我的人，我总会底气不足的回答，“从武汉回来的”。就像在回河南的火车上，我和姐姐说，“我好像不应该回来”。“从武汉来的”这几个字好似带着重量，压得人直不起腰，不仅其他人会愕然一滞，连说话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过失。

三、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3.1 两地隔离性质的相似处  

在讨论两地隔离差异之前，必须指出两地的隔离流程在大体轮廓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网格化管理、自上而下地层层监督、由社区负责的隔离流程。

首先，是社区层面的隔离。通过在小区门口安置门岗、二维码（在新郑，则是巷子口），达到“本小区住户扫码进入，非小区住户禁止入内”的效果。这种封闭社区的结果在保证管控效果的同时，实际上也一定程度阻碍到了城市交通。我在办理解除证明时，就因为封路不得不多次绕路。

其次，是上级的检查和走访。在防控的最基层，无论是小区门岗处的志愿者，还是社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时常念叨害怕上级检查。而在新乡的社区工作者，则是担心着上级对我的电话查访。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检查力度就会在体制运作的末梢被无形地加大了。

3.2 “我”的身份变化

首先，是我本人隔离性质的不同。第一次隔离时，我是一个“武汉来的”重点观察对象，随时可能确诊。而第二次隔离时，我是随同“复工人群”一齐返回老家，已经有了新乡方面的健康证明，可以对外说我是“从新乡回来的”，而不是“从武汉回来的”。一点词语的变化，我说出口都会觉得腰杆子挺直了不少。

这种心态的差异不只存在于我身上，周围人的心态也有差异。我在新乡的小区附近800米处就有一例确诊病例，这无疑刺激了周围住户的紧张情绪。而在新郑的小区附近并没有确诊病例，所以街上的紧张感就要淡许多。同样，对于我的怀疑和顾虑感也要轻许多。

3.3 治理主体的差异

在新乡社区，这场疫情防控的主要参与者有：物业、社区居委会、居民，而在新郑的院落，并没有物业，在我的隔离过程中，都和社区居委会以及志愿者打交道。

缺少了物业这个中间环节，使得新郑的院落主要是“居民-居委会”的求助方式，或者是居民内部互相帮助（老街坊的熟人社区）；而在新乡，则主要是“居民-物业”的求助方式，居民之间交往较少（新建社区，陌生人社区）。在新郑院落，大家都知道居委会的地址，而在新乡的商品房小区，居民可能“不知道居委会在哪里”（其实居委会距离家只有500米），但都知道物业在哪里。也因为缺少物业这一中间环节，所以许多隔离内容都依靠隔离者自己完成。例如，我在新郑隔离过程中，并没人专门询问我的体温，可能巷子里独家独院，依靠居委会上门查看过于麻烦。而在新乡的隔离期里，我每天需要打两通电话报告体温。

容易忽视的是，“我”（“我”也是社区居民之一，不仅是被管控的对象，也是自己在管控自己）在这次防控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内心的“自责”、“紧张”、“为别人担心”等感情，本身也是一种参与的形式和结果，是埃利亚斯和福柯所说的“自我关注和培育的技术”。这是一种细化到人的管控，是个人对自我的管控。现代文明所构建起来的秩序不是简单的强迫式动员或个体参与。我们对于自身和自身行为的关心也是这套体制运转的一部分。

3.4 治理空间的差异

商品楼小区是一个陌生人社区（尤其是新建商品楼），而院落是一个熟人社区，这也深刻影响到了两处防控风格的不同。新乡小区防控很严格，出行都受限制，居民都会选择外卖买菜，避免去超市。而新郑院落的防控总有种“内紧外松”的感觉，超市里人并不少，街上还能看到三两闲谈着的老爷爷和老奶奶。这应该与居住环境影响人际距离有关，熟人社区距离更近，更会显得“人情味”。而小区都是雇佣的保安和物业，居民彼此不熟悉，自然要更有距离和戒心，蔬菜和日用品都会选择买外卖，再由保安从门岗递进来，楼栋中还有住户团购疏菜、订烧饼。

这就体现了二者在治理空间上的差异。商品楼小区是许多陌生的、不了解的居民居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并且有居民组织楼栋长、物业管理人员等等院落不存在的基层群众组织和服务人员。就像福柯所说的“治理术”，在这个相对狭小和密集的社会空间里累积，有许多种不同的治理技术和程序去对个体进行指导、审讯和控制，我们自身也不得不去审视自身。而这在院落的隔离中是缺少的，首先，院落的隔离点只设在巷子入口，而巷子里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并没有人巡视。但在小区，你出了门，就已经进入了被监察的空间，会觉得有陌生人会担心你，而你也在担心着陌生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