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女士为什么忽然把胸脯拍的砰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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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女士的“封城日记”火爆网络。

 

与这种火爆相伴随的,则是对她的质疑,尤其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这一条,关注度最高,似乎对方方女士的“伤害”也最深。

 

因为这一个画面(即逝者的手机在殡葬馆被随地弃掷),分量相当重,容易引起无限遐想,包括可能隐瞒真实的死亡数字、不尊重病逝者、随意处理逝者遗物、以及管理混乱等复杂信息。

 

也许是舆论压力太大了,一家相当有级别的通讯社及其所属的新闻周刊,对方方女士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和专访。

 

有趣的是,方方女士在进行这样一番华丽操作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她对批评者“有关系”、“有高官”的指责,而向自己的“关系”和“高官”呼救了——操刀采访的,竟直接就是当年的武大同学,今天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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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层级很高,但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洗地,倒可能会成为心理学上自证撒谎的经典案例——

 

一是,方方在访谈中夸夸其谈“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这是必须的”,但却对“殡葬馆手机”一事只字不提,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采访者也非常知趣并相当贴心地根本不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好的自我澄清的机会却轻易放过了呢?

 

显然是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还记得如何判断一个人对你撒谎吗?对,她说话时回避你的眼睛。

 

不该避开的问题却极为小心避开了,这证明了那里的确有一颗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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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忽然信誓旦旦,胸脯拍得砰砰响了。

 

且看方方女士的这段表态:

“我写‘武汉日记’的基调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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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绝对”!

 

太夸张了,喜欢文学的人不能不想起《红岩》里的郑克昌、《青春之歌》里的戴瑜,甚至《大浪淘沙》中的余宏奎,他们都喜欢作绝对化的表态。

 

一般的经验是,越是浮夸,越是说过头话,就越有可能在说假话。

 

从“两个绝对”的表态中,我们不难看出谄媚、讨好,以及一点戏虐和玩世不恭,唯独没有看到风骨。

 

在今日中国,一位正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对待政府,则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政府正确的“举动”,支持;如果认为政府的“举动”不正确,则应该本着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批评意见,而不应像一个没有底线的马屁精那样表态“绝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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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在“封城日记”中散播失败主义情绪、猜疑情绪,近期接受采访又高调表态“两个绝对”,这种反差极大的态度,令我想起被鲁迅先生所深恶的“伪士”。

 

1908年,鲁迅在决定“弃医从文”后不久,写了《破恶声论》一文,发出了“伪士当去”的呼声。

 

何为“伪士”?简言之就是没有自己的信仰,随波逐流,还要对青年扮演启蒙者角色,本质是“掣维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体”,一切为了个人利益。

 

这种人便是“伪士”。

 

鲁迅曾多次与冯雪峰谈到“伪士”牌号的“知识分子”,他说,

伪士“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到他们的主意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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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在抗疫最严峻的时刻,如果方方“封城日记”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猜疑情绪像新冠病毒一样扩散开来,那非常有可能导致抗疫斗争“败于他们之手”。

 

所幸,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武汉人民也是有觉悟的,“日记”喧嚣了一阵,终究不能掀起大浪。

 

但我们识别伪士的能力,却不能不尽快提高,否则早晚会被人带到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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