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

来源：《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 作者：庞国庆

原帖：http://whis.cssn.cn/sjs/sjs_sjgdzgs/202002/t20200221_5091315.shtml?COLLCC=3462357412&

　　学术界围绕“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进行了三次讨论之后，“文化边缘说”取代“文化消亡说”，成为主流观点。但这和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符，而要客观分析这一观点，我们应该考察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三大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全面解读古希腊文化对帝国的作用。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将研究时段局限于拜占庭晚期，另一方面较少涉及古希腊文化对拜占庭帝国的整体塑造价值。以笔者之见，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一直存在，并对帝国的基督教发展和皇权强化、拜占庭人的个体发展和群体认同都发挥了非常大的塑造作用。笔者以《荷马史诗》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承与发展为例，尝试探索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作用。

　　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信仰对古希腊文化的融合

　　在拜占庭帝国初期，一些基督徒将多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等同，因此，在反对多神教信仰的同时，主张完全抹杀古希腊文化。首当其冲的便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修辞学。其次，基督教会宣扬信仰的“纯正质朴”，反对古希腊式的教育。古希腊文化中的文学、哲学等也遭到基督教会一定程度上的反对。

　　但基督教会中也存在一个群体，意识到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反对完全摒弃古希腊文化。首先，基督教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形成于公元前3—2世纪），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深远，在地中海世界开始广泛传播，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基督教许多教义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古希腊文化中对启示的追求、对神迹的信仰、对永生的渴望等，与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最后，基督教的许多宗教仪式和习俗也来自古希腊文化。可见，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

　　经过内部争执之后，基督教会将多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的其他内容区别对待。对于多神教信仰，基督教会在坚决打击献祭等仪式之外，着重采取“融合”的方式去除其宗教色彩。以《荷马史诗》为例，早期的拜占庭基督教教父们，成功地将基督徒的价值观植入其中，并在发展过程中将一部分多神教元素转化成了基督教的习俗。与此同时，《荷马史诗》中的许多故事在基督教神学家的笔下失去了多神教色彩，逐渐变成了一些特定含义的代名词。

　　基督教会在去除古希腊文化中的多神教色彩后，对其大加利用，特别是之前遭到诟病的修辞学。《荷马史诗》式的优美语言，被用来装扮基督教神学经典。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是一种新的创作文体，即《摘录》的出现和盛行。在这种文体下，《荷马史诗》的诗篇和寓意着重传达基督教的信念，由此奠定了《荷马史诗》在拜占庭社会中的新地位。

　　拜占庭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利用

　　拜占庭皇帝高度认可古希腊文化的价值，注重推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拜占庭皇帝之所以对古希腊文化扶持，是因为古希腊文化对加强皇权、提升皇帝形象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借助于家喻户晓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修辞，《荷马史诗》塑造的皇室形象更容易深入民心，几乎每个时期出现的新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皇权色彩和强烈的时代印记。

　　6世纪末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争霸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守卫正教、打击异教。于是，御用文人遵照皇帝的旨意，在利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时，着重突出皇帝的圣战勇士形象。

　　在拜占庭中期，帝国极为看重皇位继承人的正统性。在马其顿王朝时期（867—1056年），拜占庭的皇位继承制度已经健全，民众只认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皇室后裔为帝。在这种背景下，《荷马史诗》中对英雄血统纯正性的强调与时代的政治诉求相呼应，因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和深度挖掘。至拜占庭晚期，帝国先后面临塞尔柱突厥人、诺曼人、拉丁人等外部敌人的入侵，民众迫切需要皇帝能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这一时期的皇帝们希望学者们能够充分挖掘《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事迹，将皇帝们塑造成冲锋陷阵的勇士。

　　《荷马史诗》在每个时代的发展，都与皇帝的旨意紧密相关。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学的主题与皇帝的政治诉求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这充分说明古希腊文化与皇帝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塑造皇帝完美形象的有力工具，而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扶持确保了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文化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

　　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存在形式

　　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仍然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而言，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在拜占庭整个教育体系中，古希腊文化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在这一体系中，《荷马史诗》是学生学习所使用的课本。具体而言，拜占庭帝国遵从古希腊式的教育模式，学生最初要学习识字和音节，然后是语法，此后是修辞学，最后是哲学等高等学科。在拜占庭从初级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中，《荷马史诗》都是非常重要的教材内容。拜占庭帝国由此延续了古希腊式的教育模式，古代文献在教育体系中得到传承，古希腊文化成为影响拜占庭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根据既有档案文本上的签名来看，拜占庭大多数修士和许多世俗之人都由此获得了读写能力，这是古希腊式教育在拜占庭帝国内取得成功的标志。另外，根据普塞洛斯的作品，接受中高等世俗教育是进入拜占庭官僚机构的门槛。换句话说，以《荷马史诗》等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世俗教育，为拜占庭帝国培养了必需的行政人员和修道士，确保了帝国政府和教会的正常运行。

　　其二，希腊语是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通用语言，并最终在中晚期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荷马史诗》、柏拉图作品等古希腊文献成为拜占庭教育体系的根基，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在帝国内接受教育的人实际上都是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者。在拜占庭早期，皇帝用拉丁语颁布敕令和法典时，会同时附带希腊语的译文。这说明从拜占庭早期开始，希腊语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内不可或缺的交往、沟通工具，它势必会取代拉丁语成为拜占庭帝国标志性的语言。另外，希腊语在宗教层面同样得到高度认可，这是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希腊语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教会的官方语言。

　　总之，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是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得以长存的根基。无论拜占庭人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意识到，古希腊文化都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拜占庭人身份认同标志的古希腊文化

　　如何界定“拜占庭人”这一概念，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争议话题。以笔者之见，拜占庭帝国辖下各个种族能够构建出“拜占庭人”这一身份，源于他们对古希腊文化的接纳，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认同感。拜占庭人对于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医学等都有强烈的认同感，将其视为自身文化身份的标志。我们可以通过与《荷马史诗》密切相关的文学和艺术领域，来验证拜占庭人确实存在古希腊文化认同。

　　一方面，拜占庭人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荷马史诗》的痕迹。首先，拜占庭学者借助《荷马史诗》的灵感，利用其中的段落，对当世历史事件进行描绘，创作出新的诗歌。其次，在创作内容上，拜占庭学者大量使用《荷马史诗》中的典故，来更好地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件。此外，在写作手法上，拜占庭学者注重使用“荷马式”的论述方式，关注军事战争和打斗场景。

　　另一方面，拜占庭人认同古希腊艺术，特别是神话人物的雕塑，以此作为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拜占庭人的古希腊文化认同感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于第四次十字军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拜占庭人看来，这是他们的文化之殇。

　　由此可见，拜占庭人对古希腊的文学和艺术都高度认可，将其视为自身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拜占庭人基于对古希腊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成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希腊人”。

　　“希腊人”这一身份认同在拜占庭早期尚未显现。但到了8、9世纪之交，法兰克帝国出现，查理曼不仅被罗马教皇加冕，而且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权威遭到挑战，拜占庭人的“希腊”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在潜意识中。在9—10世纪，拜占庭帝国内出现了古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拜占庭人为了强调“罗马人”的身份，而强化古希腊文化对于帝国传承的重要作用，从而在潜意识中接纳了“希腊人”这一身份认同。到了拜占庭晚期国势衰颓之时，拜占庭人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希腊人”身份。拜占庭人的“罗马人”身份一直遭到西欧拉丁人的质疑和拒绝，而东正教徒的身份也不足以区分拜占庭人和保加利亚人、罗斯人等，只有古希腊文化是拜占庭人独有的。自此，拜占庭人既延续传统的“罗马人”的政治身份，也开始公开以“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自居。

　　与此同时，拜占庭人的“希腊人”身份还可以通过他者的看法得到证实。拜占庭帝国周围的其他族群，从很早时候起就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称拜占庭人为“希腊人”。可见，无论是在拜占庭人的潜意识中，还是在他者的视角下，古希腊文化都是拜占庭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重要特征。

　　结论

　　在拜占庭帝国，古希腊文化推动了教会体系和皇权体系的发展，主导着拜占庭人的教育和成才经历，进而为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特征的核心因素之一。部分学者否认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中，基督教信仰是官方意识形态，而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在核心价值观上发生冲突，因而只能居于边缘地位。然而，他们忽略了四个因素。其一，基督教文化虽然拒绝多神教信仰，但却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其他精髓。其二，优秀的古老文化能够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古希腊文化在语言、教育、文学、医学、哲学等领域中留下的宝贵财产，渗透在拜占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拜占庭人对自身的称呼从强调政治身份的“罗马人”，逐渐变成强调文化身份的“希腊人”，正是古希腊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体现。其三，不同文化能互相包容。当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时，它也同时具备了对古希腊文化的包容力。事实上，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得以传承，教士群体功不可没，得益于他们对古希腊文献的抄写、保存，甚至研究。其四，文化可以互利共存。在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信仰代表宗教理念，古希腊文化代表世俗生活。拜占庭帝国采取的是“教俗共荣”的文化政策，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境况和地位对此做了有力的诠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