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这是性骚扰

距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联名举报导师姚舜熙“性骚扰”，已过去了224天了。

学生通过微博、B站等平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

但是距离事情得到真相和解决，依然还有一定距离。

去年6月10日，小羊等47名学生联名向中央美术学院递交了“关于中央美术学院姚舜熙违法乱纪、师德败坏等相关问题”的信件 。

姚舜熙

四个月后，学院老师向小羊等学生口头宣读了对姚舜熙内部处理结果：任职资格被取消，教学工作被停止，取消他在评奖评优，岗位聘用，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等方面的资格。

1月10日，微博 @央美姚舜熙时间当事人 

曝出的与学校纪委的录音视频截图

而就在这两天，小羊被学校要求删帖，央美校方一再打电话给小羊的母亲，希望通过她来劝说女儿删除微博及相关文字。

根据小羊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称，大二时她被分到了姚舜熙的工作室，在2016年初的夏天她遭受了姚的性骚扰。

后来在春季写生课上，姚舜熙带班级学生去福建乡下写生，同时让学生们喝了不少酒。据小羊描述，姚说：“你们喝了我的酒，才能考上我的研究生，你们不喝酒都不给我面子，统统滚远一点。”

在饭桌上，同学们轮流喝酒，小羊喝酒后，独坐一旁，但姚舜熙跟着她，并借口“我摸摸你心跳快不快”，做出了摸胸的行为。

小羊称已意识到了这是纯粹的性骚扰， 但因为酒喝得太多，浑身没有力气，周围又有人，如果自己反抗的话，别人也会知道，所以选择忍受。

再后来去见姚舜熙的时候，即使是炎热的夏天，小羊也穿着长衣长裤。

由于无人诉说，也不知怎么解决，还面临着学业的压力，小羊在同年9月被确诊抑郁症。

她写道，“那个夏天是绝望的，整夜的哭泣和未来的无望吞噬着我...... 我越来越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失眠越来越多，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觉得未来无望。”

后来，其他女生也站出来，说自己也遭遇姚舜熙毒手。

有受害人称，在晚上十二点接到姚的电话，叫去工作室看画，姚会借机动手动脚，他还说“如果你想当我的研究生，就不要找男朋友。”

此外，还有一名日本留学生也受到了姚舜熙的侵害，表示：“不光是身体上的骚扰，还有精神上的侮辱和伤害。”

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小羊说：“我个人的力量很小，希望其他人能够与我站在一起，我们共同打败那些黑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性侵和性骚扰事件在网络上被曝光，以及受害人站出来为自己维护权益，然而校方的回应却难尽人意。

早在2017年，广州性别中心根据6592份数据样本及上百案例发布了《中国高校大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

根据调查报告，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占75%。而性骚扰事件中有近一成是学校上级(领导、老师、辅导员等）。

报告还显示，不论男生女生，在遭遇性骚扰后选择沉默忍耐的比例都接近半数。仅有2.7%的女生和1.6%的男生选择报告校方等管理部门；仅有1.2%的女生和0.5%的男生选择了报警。

举报成效也并不乐观：在报告校方的受害者中，仅有23.7%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报警的受害者中，仅有19.2%感到满意。

高校本应是挥洒青春和做些学问的主阵地，却在近几年来屡爆出各种“案”或“门”，这其实和“权力过大”和“缺乏约束”有着直接关系。

我们常常能听到“导师手中权力过大”这样的声音，论文不能送审、取消推荐资格、不答应做某件事就会影响毕业，学生能不能毕业、什么时候毕业、以什么身份毕业，期间个人学习生活和精神状态如何，基本都是导师在掌控，这是“责任的无限大”。

责任的无边界，带来的也是权力的膨胀，性方面的侵犯和单方面毁掉前途，是高校恶劣师生关系中最极端的两个表现形式。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华人教授徐钢 (Gary Xu)，被曝出多次性侵和精神控制比自己小26岁的女学生 Vina Sun，并以“不顺从就将你遣返”的由头予以威胁。

在对另一位学生 Zhao 性骚扰未遂后，徐钢变本加厉在课堂上侮辱 Zhao，并拒绝给Zhao提供学术上的建议和帮助，Zhao 在没能顺利获取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最终不得已离开了学校。

再夸张些的，便是王攀和陶崇园那种近乎凌辱式的关系，不仅随意使唤，且单方面取消学生赴美读博推荐资格。

王攀打发陶崇园买饭的日常

心术不正的导师，可以在这种弹性空间里进行无限试探，为了毕业和机会，学生不惜忍气吞声，糅杂了欧洲的“导师制”和美国的“老板制”，再加上深入骨髓的“师徒制”，中国高校的师生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

在欧美的高校和研究院里，师生之间的关系相对“契约化”，不至于生杀予夺。虽然不排除遇到“魔鬼导师”或者“彻底放养”的极端案例，但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遇到了一个“恶老板”，依然可以“换工作”。

拿欧美的研究机构来说，能否毕业由专门的委员会说了算，而不是导师独揽大权，如果产生冲突，可以向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中至少有一位委员，和这位被投诉的导师毫无瓜葛，从而来保证仲裁结果的相对公平。

另外，不少欧洲国家的 PhD 学生可以“双向选择”和“用脚投票”。

很多高校和研究所有一种叫做 lab rotation 的轮转制度，学生可以去不同的实验室分别待几个月，研究生时期就可以了解研究所氛围和导师的为人和人品，而不是国内不少学生体会到的“纯赌博”，是否碰到好导师要看运气。

如果导师和学生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局面，学生可以选择换导师，像在美国，研究生可以约谈老师，在毕业论文研究中，还可以申请换导师。

但这种模式在国内高校，不管是制度上还是观念上，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让学生们会感到更深层次的“幽闭”。

高校性侵纪录片《狩猎场》截图

从极不平等的“师徒制”向相对合理的“契约式”转变，现在看来希望渺茫，但却是不可逆转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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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的处理和补救过程中，很多工作人员也显得没有头绪和章法，这种基础意识的缺失，其实在侧面证实了规章制度的缺失。

以美国为例，不少高校都有伦理委员会、多样性与公平委员会，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就曾颁布大学雇员行为规范，其中指出，如果教职员工要从事校外有偿兼职工作，必须向所在学院或者部门申请，有时会被校方拒绝，这直接防止老师权力过大、派学生打工的行为。

面对性侵和性骚扰问题，爱荷华大学则于1986年颁布了很具体的规则：教师不允许与上自己课和自己指导的学生发生浪漫关系。

2003年7月，加州大学禁止所有校内教师与在读学生有恋爱关系，哪怕是基于双方自愿的恋爱也同样被禁止。听上去似乎不近人情，但可以尽量避免因情感因素带来的偏私和控制与报复。

这样的标准在美国高校圈比较受认同，在美剧中也有体现：在《老友记》第6季，任教于NYU的Ross跟自己的学生Elizabeth约会，引得同事们大惊失色。

美国国家基金会也在2018年2月就颁布了新措施，包括暂停部分项目经费，以期打击相关利益人员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

如果当高校的处理结果无法让人满意，或严重程度超出学校的处理能力时，学生还可以选择美国的政府部门进行申诉。

事实上，对于屡禁不绝的性骚扰，美国在高校层面的限制作用仍然有限。尽管高校有一定的预防机制，但纵容施害者的例子也不鲜见。许多性侵事件发生后的抗争，是由舆论压力倒逼学校作出处置或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斯坦福大学学生的抗议活动 

太阳物理学家乔安·西麦兹曾获选《自然》杂志年度十大重要人物，她的获选理由是“为女性发声”。

作为美国天文学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席，西麦兹揭开了天文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杰夫·马西的性骚扰案，并使得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授被迫辞职，算是还给了受害者们一个公道。

早在2012年，法国就对高校性骚扰进行了法律规定。法国各高校纪律机构可以对性骚扰实施者做出包括延迟晋升、辞退、取消教学资格、取消研究资格等裁决，时间一般为5年或永久性。最为重要的是，裁决结果可以在全法国通用。可以说，这种严苛的规定，极大地提高了涉案者的行为成本。

在日本，社会极为注重大学老师的名誉和信用，因为他们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所以面对的社会监督也更为严格。一旦有以权谋私、学术不端的现象或是发生桃色事件，基本就“混不下去”了。

这些不同的预防和惩戒案例，值得借鉴，毕竟，若是对过大的权力不予约束，只是依赖于人的良心和道德，局面将变得不可控。

只有分割导师的学术和行政职权，给到学生最基本的权益保障，让学生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选择权，才能更好地约束和保护彼此。

然而，目前中国还没有较完善的性骚扰相关的法律规定，在不少校园性骚扰案件中，校方往往做模糊处理或避而不谈。

所以，为了保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愿影响扩大，这样的做法并不奇怪，但这种心态对于建立完善的处理机制，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纪录片《狩猎场》截图

严肃处理，认真对待，并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如果大树里有虫，把虫揪出来，是对大树最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