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

在这个日光越发灼热的五月末,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人家。

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2021年5月28日他在京逝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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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

他翻译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带来思想启迪。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始终淡泊、谦逊的老先生。即便是90多岁的年纪,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 “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

他曾引用诗人济慈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想来用这句话总结他的一生再合适不过了。

本文摘自于2010年8月出版的Lens杂志,原标题《何兆武:把名字写在水上》,略作删减,以示缅怀。

何兆武先生的家,在清华西南门内的宿舍区。

褪了色的红砖墙与水泥门厅,锈蚀的自行车在六层的老居民楼前摆成一排。气质清峻的矍铄老先生蹬着嘎嘎作响的自行车,绝尘而去。

2006年,我收到他寄给我的信,是两张照片。前一年我去采访他,摸出相机给他拍照,他不反对也不摆姿势,突然弯下腰去,打开脚边的一个柜门,在里面掏啊掏,半天掏出一个塑料袋,装着一个老相机。

他不紧不慢地取出来,“以牙还牙”地对着我咔嚓两张,说:“我这相机里的胶卷,是几年前装上去的,不知还能不能成像。我洗出来了就寄给你啊!”后来,我果然收到了照片,照出来的效果竟奇异地好。

第一次拜访他时,在网上只能搜索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感激地写道,他与何先生谈不上多少交情,那时出国找不到担保,无意间跟何先生谈起,何先生二话不说联系到他在国外的姐姐,做了担保。还有一件被津津乐道的事:清华为他做八十大寿,他不仅拒绝,还锁上家门躲了出去。

那一次,我请他叙说个人的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要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但他当然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几乎没可能跟他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故意说些反话想诱他多说些, 他毫不接招,粲然一笑:“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他保持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虚无缥缈处,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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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继木

89岁的何兆武坐在他的书房里。房间很小,仅容一桌一床和两个书架。书桌上散叠着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 他已去世的夫人的照片和一幅观音像。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从清华大学退休后,开始几年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文稿,最近几年,也仍然好奇当前社会的种种变化,但“没有什么精力了,主要还是看闲书,好多是‘文革’的回忆录。那些回忆录都有点简单化,什么都往江青身上推。那么大一场‘文革’,全归在一个人身上,不合适,也不公道。 后来的领导应该给江青一些条件,给她配两个助手,写回忆录,爱怎么写怎么写。写了不发表,放在保险柜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写。她也可以说谎,但这是给后世留下一个原始材料。”他对Lens说,他希望类似的个人史能多起来,改变官修历史的格局。

何兆武的学术之路并没有走上顶峰,这和历史大环境的限制有关,也与他淡泊的性格有涉。“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他说道。

这般在何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其实就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坐了一个时辰之后,一位老太太悄无声息地走到门边,朝我絮絮地大声嘟囔,听起来似乎是要我去吃饭,我听不清她的话,坐立不安,额头开始冒汗。其实,在我进门那会儿,就看到另外一间稍大的屋子,一个老太太仰头直挺挺地背靠沙发坐着,下午的斜阳布了微淡的光芒在她身上,她竟可以一动不动,我当时就心中一动。何先生朝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让她回到隔壁去。她固执地不理会,直望着我,脸上的表情焦急而天真。

何先生笑眯眯站起来把她推走,再回身时用手指指自己的太阳穴:“她脑子有病。”像说一个不相干的人,还带着笑。

“多长时间了?”

“10 年。”

我心里哽咽一下,文艺腔地发问:“那⋯⋯您会觉得孤独吗?”

他嘿嘿一笑:“自然。会,也会觉得孤单啊。人,总是需要交流的。”

这之后,我每每念及何先生,头脑里首先出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个老太太仰着头直挺挺地坐在下午的斜阳微光里,周围的家具都陷在暗处。有了阳光,反倒让人发现阴影。

后来,从报纸上知道老太太去世的消息,照片里看到何先生把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摆在书桌前。 

再后来去拜访。那时,由他口述的《上学记》已成为2007年的畅销书。在他书桌前,很近地去看那张黑白照片,虽说不上风华绝代,但是极其端庄,又朴素。她亦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相识相爱于那里。照片上蒙了一层旧的塑料膜,是他对爱人相片所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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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继木

这是何兆武书架的一隅,上面的许多书都出自他的同时代人,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先他而去,“没什么能一起说话的人了,他微笑着说道。”书架上的照片是南开大学一个学生为他拍的(上图),因为那个学生很满意,他就答应人家摆了出来。

何兆武的一生,宽容、谦逊,充满耐心,却惟独不能容忍两件事:“不自由”和“没书读”。

年轻时,乌纳穆诺、莫罗阿等人谈论人生话题的书对他影响很大,“那时候,做学生也是幼稚。就觉得他们谈的问题,涉及到了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的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没有最后的答案。可是你一辈子却在追求它。”

他看书庞杂而随性,提到有些人读书很拼命时,他说,“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  在书架上,有专门的一块是放置音乐 CD 的,主要是古典音乐(下图)。“现代音乐我欣赏不了,有点不像音乐了,都是噪音。” 他笑着说。他很喜欢舒曼和舒伯特。

他乐于沉浸在古典音乐缓慢的节奏中。16岁时,从湖南岳阳老家赴长沙读书,整个行程坐火车两个小时,坐船却要五天, 他就在考虑:哪一个是进步?哪一个让人更幸福?

他欣赏朱光潜的一个说法:“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

“你逛过清华吗?”

距离第一次拜访之后不久,何先生带着我和我的好友去逛清华。 

因为头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聊起他的居住所在地:清华大学。他突然沉吟一下:“你逛过清华吗?”我没回过神来,他就说:“你下次来,我带你去逛逛清华。”我们讪讪地跟在他背后,觉得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给我们当导游,深感无礼。更无礼的是,我们还由着他请我们大吃了一顿。

他不以为意,在清华校园里引着我们缓慢地穿行,路上讲些旧事。少有人认识他,认识他的人也就是快步走来双手捧着他的手问候几句。直到我们喊累,他才和我们一块儿坐下来。三个人呆望着路上的飞车一族——清华的学生几乎是人手一辆自行车,哧溜一下过来,哐当哐当过去,车上的人多是紧张地皱着眉头,带着睡眠不足的倦容。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的,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的状态。那个时候,又不觉得是无礼了。

室内室外,他总戴一顶帽子。谁问“您怎么老戴个帽子啊?”他就嗖地一把揭下帽子:“我没长头发!掉了!冷。”闪出一个大额头,光亮、圆润,把人吓一跳。他戴着帽子的时候,只看得见他永远笑微微的模样。帽子揭开,就变成一副智慧又理性的老教授模样,像换了一个人。

好在他几乎都戴着帽子,淡化了他人生中严肃的一面。他几乎是纵容任何人理直气壮地去打扰他,你任何时候打电话过去说一个时间,如果没有别的人来访,他都全由你安排,好像退休了就无事可做的样子。其实他有很多事情——出版社和年轻的学子会接二连三地找来,要他梳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等。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让他特别受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说个事情给你们听。”今年连续去了两次,他都很郑重很主动地说起他在凤凰台看到的一条新闻:“广东省佛山市一个邮政局长,被查出来贪污了18个亿,他拿这个钱去澳门赌博了!”显然他受到了很大震动,眼睛瞪得老大:“18个亿啊!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你说,贪个几千,几万⋯⋯”我们笑他没见过当今的世面:“几千?那得抓多少人去坐牢啊?”

他还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把这个新闻连说了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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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中国翻译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为何兆武先生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

他也有讥诮别人的时候:“我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两年,付出的代价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去锻炼,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从来不锻炼,我也是吃素,那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突然不想吃肉了。”

“读书也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他连自己的本行——做学问也不特别卖力,不求著作等身。比如他被调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去研究“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时,“研究明清两代传教士,算是我的任务,不算兴趣。现在我也不愿意去弄它了,我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现在把明清两代的所谓交流捧得太高了,这个我是从根本上不同意的。”不同意的原因简而言之:“明清时期,西方已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传教士并未将科学与民主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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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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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女学生。前排右一:何兆武的姐姐,后排左二:何兆武的妻子。


但他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主流观点是高度评价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我写了也没人理嘛。”他也更不见得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

他会引用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他似乎都无欲无索。

2005年冬天,他的家还全未装修,浴池是水泥做的,老旧的抽水马桶坏掉了,每使用一次,就要把手伸进凉水里去把锈蚀了的杠杆拉一下,让水冲下去。其实那个时候,清华要分配给他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他嫌麻烦就不搬了,还举出一个例子来反证:他有个朋友,也是80多岁的老教授,搬到新家没多久就去世了,估计是搬家折腾的。我瞪起眼睛可惜:“现在房子多贵啊!也可以要了留给您儿子、孙女啊。”他笑呵呵:“靠他们自己吧。”

在他摔跤住院期间,那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野外考察濒危动物的儿子,为他把房间装修了一下,不过没动他的书房兼卧室,因为里面塞了太多东西。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比其他房间低了一层地板砖的高度,外人来了会不小心磕碰一下,每逢送客他都要大声提醒:

“小心脚下!”

幸福的条件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何先生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 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问道:“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简单平静的幸福吧?”何先生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他说,“我很难保证自己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先生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的困惑是: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何先生,他属于很快就觉醒的那一批,否则不会在家悄悄地翻译那些哲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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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

但是,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

“不会,我觉得很幸福。”

那时候,包括他在内的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他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二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他已经活了近 90 年。他说:“我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他总结自己是“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1939年至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先生说,原因是:自由。

2010年Lens杂志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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