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现象背后的社会再组织问题

大副标题——人类社会的分与合，个体自主性与社会一体化的矛盾

序言：我们的生活是如何变得既物质丰富又精神痛苦的？

想要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来自于和网友的日常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痛苦之处：无论是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甚至是私营企业，都有共同的“官僚主义”问题，长期的网上共同吐槽，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最终结论，“官僚主义”本身只是一种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社会组织运行机制，而更本质的是问题是一对日益凸显的矛盾——物质生产层面社会的一体化趋势，和精神生活层面个体的多元分离化倾向。于是乎，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现象，即我们的生活正在越来越好的同时，很大一部分人都陷入精神上的焦虑和痛苦之中。

或者，用这句话来概括我们焦虑的本质：我们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努力？社会的统一要求，还是遵从内心的个人选择？

本文阅读建议：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理论构成和思维推导，第三章开始才是扣题。如果时间不够的朋友请直接从第三章开始看起。

本文的配套参考书目：克莱·舍基《人人时代》、《认知盈余》；萧武《大道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

一、从经济谈起：“规模优势”战胜“分散运行”

副标题：为什么“批发价”一般总是比“零售价”更便宜？

本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念，我们先来论证为什么一个社会会对它的每一个成员产生一刀切的统一要求。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规模效应”。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从最简单的生活经验入手。经常买东西的人应该非常清楚，一般的商品有两种购买方式，即单个或少量购买的“零售”，和大规模批量购买的“批发”。而且一般来说，“批发”方式中的单件商品平均价格，要低于“零售”的单件商品价格。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商品，两种购买方式的差异这么大呢？从经济学上来看，这是因为商品生产销售有两种成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就把他们简单歪曲理解成“制造产品的固定原料花费与人工费”和“厂房、运输费、店铺租金、科研费······”这两类好了。 理解了这两个概念，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批发价”更低一些了。

继续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快递员要送快递，如果他只为你一个人送快递，那么在商品原本价格基础上，你的快递费将会非常昂贵，因为你需要一个人承担快递员的工资。但是如果你所在的社区几百号人同时购买了快递，那么快递员一趟就可以送几百个快递，那么很自然的，在商品原本价格基础上，你们几百人均摊了快递员的工资报酬，快递费也就变的非常便宜了。

同样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厂房费用均摊、销售店铺的租金均摊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为商品所付的钱，并不只有生产他所需要的固定成本，还有大量的额外变动成本，而后者是可以通过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扩大，由众多的人均摊的。

（这个道理军迷应该很清楚，一件新式武器为什么装备量越大，采购单价也越低）

扯了这么久，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会对他的成员提出统一的要求？

通过上述推论我们可以推导得出，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中，他至少需要两种费用：满足他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以及社会机构对他进行管理与服务的费用（不只限于金钱，还有时间和精力）。

基本生活费用是基本固定的，因为哪怕你是富豪，也只能穿一双袜子，开一辆车···但是对人们的管理和服务费用，却在一定条件下，直接与所管理人口的统一化程度呈现负相关。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是世界末日，你是一名幸存者的队长，现在要求你只靠自己，去带领一百个人，寻找避难所，不能让他们走丢或遇到危险。那么，在人手紧缺（只有你一个人领导）的情况下，你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和保护这一百人？答案是肯定的，让大家都呆在一起，并且要一起行动，绝对不能有离群独自的行动。

当然有人会反驳了，你不是只有自己啊，你还可以从这一百人中找几个靠谱的人，帮助你管理啊，这样还可以满足多样化要求。嗯，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单位要找这么多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摊手），并支付额外的费用。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明白，任何对人的管理和服务，都是有成本的，并且一定条件下，这个成本还是与所管理人口的统一化程度呈现负相关。从上述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社会机构来说，通过统一的要求来约束人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节约管理者数量，和管理成本。

当然这种“统一要求”，可以是社会道德，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行政命令与考核。

当然论证到这里，其实很多人已经能猜到我想说什么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三章具体阐述。

二、在文创反思：“自发组织”挑战“传统组织”

副标题：为什么“小工作室”往往更具有创新动力与积极性？

上一章我们论证了经济学上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优势，以及这一原理在社会领域的迁移运用。但在这一章我们要举出反例。“规模经济”有一个相反的概念，“规模不经济”，也就是指单一组织的生产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等到它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生产的组织机构膨胀，庞大，带来了各种额外开支，从而增加了“变动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较小的组织反而能发为自身较为灵活的优势。

当然，用现实生活的例子来说，我们就举大家熟悉的动漫游戏ACG吧。比如电脑端的著名游戏《dota》，steam备受好评的“创意工坊”模组机制，以及手机游戏大家所熟悉的《崩坏1，2，3》。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由一小群爱好者所最开始创立的，尤其是“米哈游”，是大伟哥带着只有几个人的工作室开始创业的。而我们所熟悉的企鹅公司游戏开发部门，却只知道抄抄抄，什么赚钱抄什么，或者兼并小手游工作室，改造成氪金手游。而放眼国外，其实很多著名3A游戏也不是大型游戏公司的集体制作。EA有开创了《战地》系列的Digital Illusions CE工作室（300余人），育碧有著名的蒙特利尔工作室（2500余人，其中还分成很多的项目组）。

这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物质生产领域，我们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为大部分人谋福利，而在文创领域，越是大型的组织，其总体创新效率反而不如人数较少的工作室呢？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书中提到了两个名词：科斯天花板（Coasean ceiling），和科斯地板（Coasean floor），这两个词都来源于著名学者“罗纳德·哈里·科斯”。

“科斯地板”的含义是：为什么需要企业？因为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因为种种原因，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传播信息、协商、签订协议等等），所以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这一组织形式，相比较个人对个人的市场交易具有相对经济优势。

（用我们第一章的论述来解释，也就是形成了企业这一组织，巨大的交易成本被企业内部的严密分工所产生的额外收益所抵消了）

“科斯天花板”的意思是：当公司扩大超过了某个点，就会导致自身的崩溃。

（按照克莱·舍基的话说，就是某些社会事务不需要专门成立一个庞大的组织来处理，在运行这些庞大组织所需的巨额成本面前，处理这些社会事务带来的较少收益，是那么微不足道，所以间接导致了大型组织不愿意处理这些小收益事务）

克莱·舍基和科斯的理论非常厚重，所以我直接归纳我读书心得的结论。即：

较为小型的组织因为人数少，只有模糊的目标，成员的意见想法都能得到顺利表达，更愿意主动贡献力量，适合进行开创性工作和处理日常琐碎的小事。

而当组织变的庞大以后，组织的目标也更为明确化，过多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反而不利于整个组织向同一目标前进，要么走向分裂，要么必须用统一的要求约束他们，这原本是为了减少管理成本，但是安排管理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冲突内耗、工作消极等，都反而增加了运营成本。所以庞大的组织必须保证有稳定而足够的收益，才能维持自身运转。

我们可以将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按照收益大小划分成很多等级，不同等级的社会事务，其收益适用于维持不同大小的社会组织。

举例来说，像国防、国家电网这样重大的事项，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承担；像城市自来水供应这种事项，只需要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厂负责建设就可以了；而像帮助一个患重病的儿童筹款，只需要一个公益爱心组织就够了；为自己解决午餐问题，只需要一个家庭、甚至个人自己就能完成。

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历史、地理、社会事件等种种原因，我们经常会看到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或者从大问题转变成的小问题），却需要维持一个庞大机构运行的现象。而庞大的机构面对小问题时都选择消极敷衍，比如被很多人所抱怨的，自己丢了手机，找警察，警察经常不理不睬，因为出警一次只为了大海捞针找一只手机，耗费了大量精力的结果，往往工资也不会上涨。

根据论证，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并不是大型“文化创意公司”的规模效应不够，无法创新，恰恰是因为创新这一事情，需要的是较小的专业性组织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和灵活性，并联合全社会进行协作（小组织离开全社会的支持也是寸步难行），而不是人为建立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指标去逼迫下属创新。

那么根据结论推而广之，在社会管理领域，很多明明通过小型组织领导就可以良好开展的人民自发治理，却一反常态地通过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官方机构去进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典型反面教材就是我国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

萧武在《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到过，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用其毕生精力建立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中国特色“党，国”治理体系（区别于常凯申经常挂在嘴边的“诸君为了党国···”），这一体系的特点就在于，非常重视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由积极分子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拯救自己”，组建生产合作社，村集体统一调配资源，人民积极投身小水利、小五金等公共事业和集体产业。而国家机构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规划，和集中力量办国家级别的大事。当然这一体系后来被某些人照搬苏联模式，把活的管死了；以及改革开放后，村集体人为解体，基层党组织瓦解，通过空降干部，行政命令式管理，试图使行政机关绕过基层党组织，直接管到个人，最后把基层党组织变成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那都是后话。

（当然客观地说，村集体解体，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力，进城务工，这是符合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路径，从这一点上来说，走向发展的路径依赖也是必然的结果）

三、超越表象：“官僚主义”产生的内在逻辑

副标题：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究竟经历了什么，才变成了一个官僚的？

第三章开头我们先进行一个概括总结（也照顾直接跳到这一章的人）。在第一章中我们从经济生产层面论证了“规模化”带来的优势和好处，以及迁移到社会领域论证了社会对其成员统一要求的重要性。

在第二章我们从反例论证了，对社会组织来说，并不是机构越庞大越好，对于很多收益较低的社会事务，只需要民众自发形成的小型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协作，就可以自己解决。而现实中也常常发生较大的社会机构受限于庞大运行成本，不情愿处理较小问题的案例。

在这两大结论基础上，我们再从细节方面来正视“官僚主义”问题背后的利害权衡。

权衡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信息交互困难

因为不同地方具体情况不一样，各级领导都会强调“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决策信息传递快速而准确，否则随着时间变化，情况也会发生变化，错误的信息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中央集权体系为了管理庞大的国家，设置了一层又一层的管理机构，机构之间通过上下级进行沟通，在这一沟通中也出现了信息的失真，误传。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看到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驰道和驿站的建设，乃至今天的政务信息化建设，但也不能总是及时反映问题。

就算信息反映及时准确，但是搜集到的信息一般都是未经处理的，大量真实情况隐藏在巨量的无用信息之下，需要安排专人进行信息整理和分析，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而且，如之前的分析，为了管理方便，上级会刻意压制下级的自主性，防止命令传达执行过程中的内耗，但是这也导致了下级机械、盲目地执行。为了避免犯错误，上级也只能下达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而不做过分具体的指导。比如大家最厌恶的“官八股”。

权衡二：发挥地方主动性，与抑制地方分离倾向

相信学过历史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几个词汇“改土归流”、“流官制”。不管是少数民族首领，还是地方官员，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担任管理者，会带来一利一害。

有利的方面是：担任当地管理者时间越长，对当地事务会越发熟悉，并且建立了紧密的社会关系，人民对管理者也熟悉，愿意接受政令，并且管理者会对当地产生感情，把当地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激发自身的积极性。

不利的方面是：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把地方事务当成自己事务，很容易使管理者成为“地头蛇”、“土皇帝”，从而自发抵制来自上级的命令和统一目标，也就是产生了地方分离性倾向，轻则阳奉阴违，重则地方叛乱。

在利害权衡中，中央政府最终选择了官员的定期调动，牺牲部分自主性，来抑制其分离倾向。但弊端也是巨大的，官员流动制度，导致了官员只关注容易出政绩的短期利益，而忽视当地的长期利益。比如众所周知的，换一届政府，就要挖一遍路，整理一通市容市貌。

权衡三：地方条件的差异性，评价标准的统一性

众所周知，任何地方具体条件都有所不同，所以同一种行为导致的具体结果可能并不相同。但为了客观公正，评价体系必须统一标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举例来说，有两个临近县，A县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拥有历史遗留的完善产业园区，财政状况良好；B县是山区，交通不便，只能以山地林业和畜牧业为主，财政紧张。A县县长在任上充分利用财政资金，整理了市容环境，被省市级电视台报道。B县县长在任上进行了产业扶贫、引进良种水果和牲畜，并兴修公路，最后导致财政赤字，长期拖欠公务员和公办教师工资，引发群体事件，被省市级电视台集中报道。那么你作为主管他们的上级领导，如何评价这两个这县长呢？

如果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那么很明显，去当A县的县长更容易升迁，那最后就变成了所有人挤破头都想去优势地区，而劣势地区的管理就成了人人嫌弃的苦差事。

并且，盲目地划定统一指标，统一时间，就可能使很多原本花更多时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半途而废，只能短期内做表面工程，以应付评价检查。以及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最终会导致想有所作为的官员被惩处，不作为不犯错误、甚至弄虚作假的官员得到升迁，形成了官僚系统内部的“逆向淘汰”。

权衡四：方便的问责，艰难的奖励

这个相信哪怕是一般人都能够理解，“你做对是应该的，你有一点点错误就要严厉批评”。在这种环境下，实施问责和惩罚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挑出一个问题，就可以往死里整。但是想要实施奖励，就变得非常艰难，官僚系统的正向激励主要通过：官员升迁、奖金、通报表扬、奖状、通过强调责任使其产生使命感等。

官员升迁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并且容易受到如上文提到的多种因素影响；在当今的社会贫富差距之下，奖金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并不明显；通报表扬的门槛非常高，常常需要做出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事情，比如上电视等；奖状是纯粹的精神奖励，很多人并不在乎。

所以最后，官僚体系的合法内部激励，就只剩下通过强调责任使其产生使命感，比如大家熟悉的“学习XX精神”、“红色教育”、“忆苦思甜”等等。大家可以想一想，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哪怕你再有积极性，也很快就会被磨光，陷入整日忙忙碌碌的处境。

到这里为止，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基本概括出了“官僚主义”所产生的内在原因：

1、（脱离群众）为了解决较为巨大的社会事务，建立了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构，而当这些机构面对收益较小的社会事务时，往往因为担心机构组织成本问题，而选择敷衍和应付。

2、（脱离实际）组织机构的庞大，通讯手段限制，带来了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信息不畅导致了决策经常无法考虑当时、当地具体情况。

3、（教条主义）为了最大程度集中力量，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上级往往必须使用各种手段要求下级服从，并且让全社会形成统一的要求，以节约管理成本，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下级和个人的自主性，导致对很多问题的处理落实死板而僵化。

4、（短视造假）官员的流动导致在一个地方呆不久，为了快速出政绩选择追求短期利益；而严厉的问责，客观上导致了下级害怕犯错误，而考虑到做实事难免会犯错误，所以最终使下级不敢干实事，只做表面文章，也就不会犯错误，避免被严厉问责。

当然，写这些并不是为了给“官僚主义”洗白，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减少过多无用的情绪发泄和精力浪费，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的解决途径。

四、由政治回归：“基层自治”与“中央集权”的对立统一

副标题：究竟由谁来当家做主？政府、“人，民”还是“人民”？

在最后一章写出路的思考之前，我们还是需要理清一些概念。首先根据我们上面的论断，其实可以发现，“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妄想建立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庞大社会组织，来“替人民做主”，而因为其自身的庞大导致运行成本和不必要的内耗非常巨大，反而无法事无巨细地处理所有事情，最后只能尽可能推卸自身不必要的责任，以防止组织的崩溃。因此，“官僚主义”现象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陈旧组织方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本质。

政治的内涵是社会治理和社会统治。而社会统治是为了方便社会治理。政治权力也就跟社会治理责任的承担相挂钩。

在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事务的专业性不强，所以仅靠少数从繁重生产中解脱出来的精英就可以处理大部分的事务，因而形成了相应的统治机构，形成政治权力，使大多数的人服从命令来维持整个社会运转。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事务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因而大量通过考试和选拔上来的技术官僚，分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并逐渐代替了由血缘和亲疏关系决定的少量贵族官员，并通过宫廷斗争、朝代更替获得了政治权力。

再通过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全社会的分工变得更为细致，仅靠少数人已经无法处理大量精细化的社会事务了，因此资产阶级被整个动员起来接替了大量的社会治理责任，并通过暴力革命或温和改良获得了相应的政治权力。

而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信息革命，越来越多原本被简单粗暴压抑住的问题被互联网和大众传媒披露了出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因为自身组织过于庞大带来的高运营成本和低效率，无法快节奏地处理大量突发性小问题。

用形象一点的比喻就是，处理社会问题就像打仗，在过去的时代，都是建立庞大机构应对大型主要问题，就像正规军两军对垒。而信息社会的关键在于，小问题就像游击队一样，防不胜防，庞大的机构就像正规军一样，疲于应对，甚至不得不将有限的人手拆成很小的单位铺开，某些时候还要雇佣当地协同军（临时工）帮助作战，出了危险就放弃协同军（甩锅）。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打游击战出身，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建国后的剿匪、反特务斗争中，也比比皆是，并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些胜利的关键都在于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使群众和人民军队形成命运共同体，并选择其中的积极分子，形成先锋队，作出示范作用，从而充分发动群众，挤压敌伪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将其分化瓦解。

这一经验对于我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再重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能够最终解决群众问题的，只有群众自身。无论是政府、还是党组织，都只是起到了先锋模范和指导作用，永远不可能“替群众做主”。

2、单个的群众，在面对超过自身能力、而政府机关又无暇顾及的“小问题”时，是无助和无力的，只能被问题所压迫。

3、只有使群众结成自发的小型组织，并且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形成符合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共同目标，并自发形成合理的分工，群众组织才能具有战斗力。

4、为了避免群众组织成为分离势力，政府和党组织必须进行正确的群众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白自身的利益是和党和国家的利益一致的，离开了党和国家集中力量解决大问题，只能处理小问题的群众组织就会被大问题压垮，最终瓦解、灭亡；而离开了群众组织为国家排忧解难，政府也会瓦解，并导致全社会的动荡。这样，群众组织和政府才能够各自找到自身正确的存在价值，形成良好协作关系。

5、当然还要注意的是，贫穷且无法维持日常生活的民众，只会集中所有精力优先解决活下去的温饱问题，根本不会在乎其他东西。因此，建立群众组织的前置条件，是必须优先解决阻碍其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土地革命，把农民从繁重的地租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引导其利用解放出来的剩余时间参与政治生活和群众运动。

关于这一点，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中做了很生动的说明，“全体美国人耗费在观看电视肥皂剧和综艺节目的总共时间，一年就超过了两千亿个小时。”“编辑一部百科全书需要100个专家平均每人花费一亿个小时。而如果可以充分利用这2000亿个小时中的5%，就可以完成一部百科全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网友们可以协同创作出‘维基百科’。”

我们先不论克莱·舍基是否夸大了民众的作用，但至少可以明白，为什么单个民众宁愿把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后的空闲时间浪费在综艺节目和肥皂剧上，也不愿意拿出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突破“科斯地板”，个人在面对市场时，因为无力承担巨大的交易成本，只能把这些过剩资源（时间）浪费掉，就像1929-1933经济危机中宁可把牛奶倒掉也不愿意低价卖出去的奶农一样。

但是如果能够使大众通过某些原因自发地组织起来，分担巨大的交易成本，共享他们的过剩资源，也许就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雏形，比如一些著名的贴吧、QQ群，原本是基于动漫作品，或者游戏同好聚集起来的，但是聊着聊着却开始讨论政治问题，评论时事。

这就符合了我们刚才的论断，首先要先把民众组织起来，不管是靠什么原因，他们中会自发地冒出对社会事务感兴趣的积极分子，如果能进一步给予正确的指导，使这些积极分子形成带动作用和分工协作，那么整个民众组织就会实现蜕变和升华。

当然，现实中很多政府机关其实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情况，并尝试做出行动。比如制作政务APP，政府官方微博，甚至派人进驻一些贴吧和QQ群。但是这些行动最终都失败了。其核心原因就是依然想要利用现成资源“替群众做主”，而不尊重群众真实意愿。最终遭到群众抵制，为了完成任务只能靠行政命令强推，进一步引发民愤。

同样现实中也有着成功的例子。比如自发形成的民间爱心捐款组织、朝阳区群众、高考免费送考出租车队、自发组织解决老年人精神生活问题的“广场舞大妈”······

最后，回到我们副标题中提到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做主？政府，“人，民”，还是“人民”？

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很早便回答过这个问题，教科书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人民”就是单个的人。政府也陷入了“政府、市场二元对立，不是政府就是市场”的逻辑死循环中，忽视了群众组织这一被忽视的力量。

所以我在这个给出我个人的理解（仅代表个人观点）：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理想信念引导下的命运共同体”，就是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的协作体系！

只有突破“政府——市场二元对立”这一逻辑错误，重新发现并发动群众组织的力量，才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基层的两个能动性，才能解决庞大行政机构无暇处理小问题的“官僚主义”。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必须有其前置条件，那就是全面小康，群众生活有保障，绝大部分人有空余时间（哪怕是碎片化时间）。

需要避免两个重要错误，一是忽视群众本来意愿，试图靠行政力强制“替人民做主”。二是试图将群众的积极性当作“免费劳动力”，挫伤群众感情。

五、现实的局限：“顽强的障碍”与“糟糕的榜样

副标题：现成的道路有两条，但每一条都不令人满意。

为什么会有第五章呢？如果说前三章是论证和问题分析，第四章是揭示根源和提出方法，那么还需要一步就是现实性分析，因为如果提出一个方法就能成功的话，那么人类早就实现共产主义了，任何的方法都需要适应现实的具体条件进行调整。

经过前四章的推导，我们得出了根源性问题，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无暇解决众多的小收益性社会事务，所以需要恢复和发展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并进行社会协作，来处理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从两个角度入手来试图分析实施难度。

第一个角度是从我国目前基层的现状入手。

1、群众组织的竞争对象多且强势

对群众进行组织，有非常多的形式，古今内外已经有这么几类自发型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以信仰为纽带的基层教会、以义气为纽带的黑社会、以利益为纽带的传销诈骗团伙。

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原先组织良好的村集体因为国家在基层的全面退出，失去了支持，自行解体或者瘫痪。而基层农民无力单独面对市场的冲击，被迫退回到封建时代的宗族组织，以寻求支持，再加上新儒家的鼓吹，“新乡贤”等概念的火热，基层有重新被封建礼教和血缘亲疏支配的危险。

部分社会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农村或者城镇，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宗族，民众便重新信仰宗教，其中汉族地区以佛教寺庙为中心、或者以基督教地下教会为中心，形成宗教社区。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伊斯兰教为中心重新组织起来。

黑社会经过八九十年代的“严打”，以及近年来的“打黑除恶”行动，基本情况得到改善，但是因为没有解决根源问题，依旧面临死灰复燃的危险。传销和诈骗团伙也是类似问题，在各地频繁打击下依然无法彻底解决。

2、官僚化、僵化的老旧基层组织产生的阻碍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进城，人口流动频繁，大量的历史遗留的农村群众性组织面临崩溃。但与此同时，新进城的农民工也自发地组织过类似工会的群众组织。但是正如萧武在书中写到的，城市的工会拒绝承认这些农民工自发组织的工会，同时又不愿意将农民工吸收进城市工会系统中，这相当于直接将大量农民工隔绝在体系外，让他们单独面对市场的冲击。自己不去主动占领的阵地，就会被对手占领，这个在上一点已经提到过了。

回到农村原有的党组织，根据萧武书中的描述，上级机关尝试过拯救这些组织，但是拯救的方法主要是“空降干部”，“行政命令”，“绩效考核”。萧武举了一个例子，安徽小岗村的“前书记沈浩同志”。沈浩为小岗村的前途操碎了心，但是基本只有他一个人在不断往城里跑，要求支援，因为是“空降干部”，不了解当地情况，他在任期间，没有开过一次村党组织会议，几乎没有得到过原有的村党组织的有效支持，最后累死在岗位上。

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大量的“村干部”，“村党委”，被纳入了官僚体系进行管理，只能被动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且为了应对考核检查，陷入“文山会海”，大量表格的填写等事务，根本无力从事其他实质性的工作。

而在基层官僚眼中，任何非官方组织的，自发地群众性组织，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社会政治的，都是潜在的“群体性事件的温床”，被责令解散，或官方强制介入。最后导致了一个结果，原有的群众性组织失去活力，官僚化，而新的愿意承担社会事务的组织很多被处理。

3、资本的影响、民粹化和政治排斥

在第四章我们归纳过，一个有效的群众性组织的建立，必须有经济基础解决这一先决条件，但现实情况是，依然有大量缺乏保障的农民工，以及无力抵御市场冲击产生的破产农民，非常容易受到资本或某些团体的利用，成为刻意制造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力量。

而利用互联网组织起来的网民团体，因为缺乏正确和有效的指导，呈现出野蛮生长、两极分化的倾向，一部分网民非常关心时事政治，甚至投身舆论运动，但是经常容易受到信息不对称，和不良媒体谣言的引导，成为网络暴力。而另一部分网民惧怕行政力量，或者受够了官僚主义的危害，选择排斥政治，以保护他们自身的社交圈子不被封禁，这批人往往成为了网络舆论上“沉默的大多数”。

另一个角度是从基层自组织化程度极高的“榜样”，美国入手

1、民间组织力量强大，与资本关系密切

我想很多读者应该很熟悉我所举出的例子，比如“全美步枪协会”、“极端环保或动保组织”、“LGBT游行抗议团体”等等。这些团体的特点是，与资本关系密切，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并且对政治的影响极大，甚至成为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白手套”。

2、社区隔离、种族排斥

典型例子是美国的很多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般与所在社区的富裕程度成正比。我们就以社会治安为例：“美国地方各区的警察由本地地税财政负担，没有报销，绝对不跨区出警。因此富人区警力充裕，穷人区警力匮乏。而一旦加税以弥补穷人区警力不足问题，中产会用自身的选票来阻止当地政府。”而因为美国的种族歧视传统，不同种族会自发地形成单一种族聚居区，彼此之间几乎不会互相往来。

3、缺乏有效引导，造成社会分化

在美国南方地区，宗教保守势力强大，深刻影响基层社会，甚至历史上发生过，教授达尔文演化论是非法的案例（“埃珀森案”）。再比如在著名的德克萨斯州，“德州红脖子”暴力甚至持枪对抗政府的例子屡见不鲜。

结语：我一度放弃了思考，但总感觉得再说点什么。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逃脱不了《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然我更多的是从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来理解这句话。

为了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我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庞大的组织机构，而为了解决多样性差异化的大量问题，我们又需要回归人民本身的力量。

社会与个人的难题就在于“分”与“合”之间需要一个适应社会历史变化的平衡点。布满监视设备，失去所有隐私的的“管理型”社会不是我们想要的；而团体林立、走向分化的社会，同样也不是我们所要的。

“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焦虑也许并不是因为对整个社会的绝望，焦虑可能是走出人类从未有过的新道路所必须承受的状态。唯一能清晰明确告诉大家的只有一句话：

“你无法完全一个人做主，别人也不可能完全为你做主，我们，组织起来当家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