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之都大比拼,北京上海之外,第三强非它莫属

本文来自公众号:比耶男孩(biyeah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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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的一个晚上,蒋介石把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找去吃饭,一起参加的还有老蒋的儿子蒋经国。

饭后,老蒋突然向陈立夫提出了一个主意:既然现在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所有大学我都兼校长好不好?

陈立夫吃了一惊,这也有点太突然了。作为具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他对战乱时的中国教育卓有贡献,他可不想老蒋这么乱来。但他也不好直说,毕竟蒋介石是最高统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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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蒋介石标准戎装照

陈立夫只能委婉地说:军事学校和一般大学不同,军事学校注重绝对服从,比较好管,而一般大学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

蒋介石没同意他的提议,他还是想当校长。后来老蒋想了一想说: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陈立夫不好意思不同意,于是就答应了。蒋介石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老蒋万万没想到,70年后,他当中央大学校长的这段经历,被这所学校几经变迁而来的南京大学学生,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2012年,南大学生制作的一出名为《蒋公的面子》的话剧,讲的就是1943年蒋介石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的一个掌故:蒋曾请中文系的三位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在“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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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蒋公的面子》话剧巡演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蒋公的面子》都称得上是一部神剧:该剧作者温方伊在写这部戏时还是一名大三学生,而四位主演都是80后学习表演的同学或助教,当初的制作费也仅有5万元。

就是这部成本极低的话剧,极大提升了南京大学的知名度。自2012年首演之后,这部话剧已经在全国演了300多场。

南京大学的知名度与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地位很不同,那时候它可是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高校。而现在,它常常被人戏称为“南京哪儿大学”

不光是南京大学,其实由于南京在中国二线城市中不算高调——比杭州苏州的声量小很多,它的高校实力一直被严重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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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高校分布图/21数据新闻实验室

从规模来看江苏是全国教育资源最丰富的省份,而南京几乎占据了大部分。南京有两所985高校,8所211(包含985),南京不仅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样的综合类大学,农业、工业、师范、航天、理工等门类的大学都有,十分齐全。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的高校教育实力虽不如北京上海,但在二线城市中绝对处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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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校的格局早年可不是这样的。20世纪前20年,外国教会大学垄断了南京的高校教育。

比如1888年美国教会创立的金陵大学,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当年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优秀者经校方推荐,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名校的研究生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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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10年代初的金陵大学校门

南京还有一所金陵女子大学,是美国教会在长江流域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当年的旧址,现在成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随园校区,是南京最美的校园风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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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大学100号楼,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主楼

1927年“北伐战争”的爆发直接取消了外国教会大学的办学权。等到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 为纪念孙中山,先后改组成立第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

国民革命军占据南京后, 急需一所实力与之相配的大学,它当然就把目光放在了南京最好的东南大学身上。东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两江师范学堂(原名三江师范学堂),后来它还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直到1921年改称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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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师范学堂金工实习现场,大概是当代大学生“学做锤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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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学典礼(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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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东南大学首届学生入学试验

对于国民党来说,东南大学有个问题,政治上不太可靠,它一向反对国民党。

国民党把东大看做“反动势力的大本营”,1930 年的国民党官方报纸仍称:“东大校长郭秉文, 当时与学阀黄炎培、沈信卿辈深相勾结, 藉军阀齐燮元、孙传芳等为后台。”

在南京,除了东南大学没别的比它实力强的大学,国民政府只好赶紧对东南大学进行改造。他们迅速接管和改组了东南大学,并将江苏、上海境内的河海工程大学、江苏医科大学等9 所高校, 合并改组成为首都最高学府“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是“中山大学”,很多人经常搞不清楚这前面的序号有啥区别。

没过多久,主持教育工作的蔡元培就上书国民党中央,提出中山大学太多,为了纪念孙中山留一所就行,没必要各地都有,而且这样跟国际交往很不方便,容易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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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最后只保留了广州的中山大学,其他地方的大学都要改名。在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改成个啥,也成了很多人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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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人录》第四版(1931年):张乃燕

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提议改为“江苏大学”,但一经公布,却遭到该校学生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觉得江苏太宽泛了,南京才是那个学术中心,应该叫“南京大学”。

国民政府当时主管大学事务的大学院对此却置之不理。学生们并不甘休, 继续活动, 他们有组织地前后6 次请愿, 并成立了一个“改定校名委员会” , 推举9 名学生为委员, 编印“特刊” , 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各处散发传单, 呼吁普通大众的支持。

甚至在1928 年4 月13 日, 800 余名激进的学生抬着“江苏大学”的校牌游行至大学院请愿,要将“江苏大学”的校牌奉还, 并再次向大学院呈文,可大学院不为所动。

这时候,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马饮冰提出了另一个名字——“中央大学”。他觉得大学取名重要的是简单、上口,“中央”二字既显示了首都,又表明了中心的意思,同时读起来还比较顺嘴。

大学院最终采纳了马饮冰的意见,1928 年5 月3 日将改名的正式命令送达学校时, 由于“较南京、首都等名称似更冠冕” , 学生们欣然接受, 并起草宣言, 举行游艺会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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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校门旧址

从此,中央大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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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并了众多学校,中央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南京是一家独大的高校。在南京安稳了十多年,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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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鸟瞰图

不过,吊诡的是,与清华、北大,甚至一些教会大学相比,中央大学在历史中的传说较少,尤其是抗战前后,它远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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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大学距离国民党中央太近,深受其各种派系影响,被称为国民党“党办”大学都不为过。

中央大学的校长就没有干长久的。除了罗家伦在1932年到1941年待了10年外,其他时间都更换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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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派”校长:罗家伦

中央大学一直存在两个派别,一个是曾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或长期在本校执教的教师构成的“南高东大派”,另一个是毕业于清华北大的“清华北大派”。1927年,中央大学改组后,特别是罗家伦担任校长后,学校引进了一批海归,里面很多人都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他们的到来加剧了跟固有势力的对抗。

1941年3月,中央大学爆发了助教集体罢教事件,起因就是学校的助教要求加薪,每个月多加2块钱,到40块,另外要求学校再给房补、饭补40元。

这些助教大多是本校毕业的,他们的矛头也间接指向那些清华北大出身的海归,待遇比他们好的多。学校也没说拒绝,只是承诺给点时间考虑一下,这让助教们干脆罢课表示不满。

这里面还有国民党派系的问题。特别是1938年代表CC系的陈立夫当上教育部长后,学校里有两个罗家伦倚重的高管排斥CC系,让陈部长对罗家伦也非常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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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教育部长:陈立夫

罗家伦对陈立夫也不满,加上中央大学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他几次请辞,终于获批了。他的继任者是顾梦余,这个校长在学识和风度上都不错,但他当了一年半也不干了,原因还是中央大学里面太复杂。

1943年,蒋介石干脆当起了中央大学校长,陈立夫其实很不爽,但也没办法。学校师生们可不一定不乐意,毕竟是最高统帅兼任,这一下子什么资源都不缺了。一位校友回忆,当蒋介石兼任校长的消息传到重庆沙坪坝校区后,“全校师生,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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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沙坪坝校舍外景

不过,70年后,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话剧《蒋公的面子》里可对蒋介石没客气。剧中几位教授是这样评论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

“蒋公当校长当多了,以为什么校长都能当。”

“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育,简直胡来。”

如果说新校长给中央大学带来什么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了。不仅学校的学生开始进行军事化训练,他在任期内还有宪兵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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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的中央大学校景图

作为校长,蒋介石也必须时常去学校看看,以显示存在感。第一次去视察,他去了教室、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并在学校食堂跟师生共进午餐。蒋介石这次视察给他的观感很不好,觉得学生宿舍很脏,“巡视学校各处,其宿舍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只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

老蒋当校长其实也是虚职,更多时候交给学校的教务长、总务长等人具体管。他自知无趣,干了一年便辞掉了。

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后面又换了两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后的三任校长任期都不超过一年半,可见这所与国民党政权距离过近的大学,受政治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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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1日,中央大学正式迁回南京重新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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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复校转运工作结束时,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办事处全体师生合影

战后四年,是中国政局变动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很快走向了内战。

刚刚从抗战险境中挣脱出来的中央大学,深受国内政局演变的影响,学潮此起彼伏,学校经济每况愈下,而期间新校长吴有训依然不太想干,他以各种理由辞职,让学校更加不稳定。

但是,那时候中央大学的实力在全国已经首屈一指了。1947年,中央大学拥有7个学院,41个系,23个研究机构,全校教职员1266人,学生4719人,这中间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朝鲜等国的外国留学生。

中央大学的学科之齐全、师资力量之雄厚,为全国各大学之首,因而有“民国之最高学府”“大学中之大学”的美誉。

中央大学师资之强可以用个例子来说明,1941年和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两次共选出45名资深教授为“部聘教授”,中央大学有12人入选,占四分之一还多。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中央大学即占四成。

此时的南京高校整体实力不俗。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前,在全国共有32所国立大学,其中南京两所,一个是中央大学,另一个是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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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台北的政治大学

后来政治大学迁到台湾台北,在非理科领域,政治大学是除了台湾大学之外的稳稳的第二名。今年拼台湾大选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硕士就毕业于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1949年南京解放后,很快把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改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国民党政权已经倒台了,南京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再用“中央大学”非常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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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立南京大学师生走出校门,庆祝南京解放

再过了一年,新政府下发文件,全国所有国立大学的校名中,一律去掉“国立”俩字,“国立南京大学”从此改名为“南京大学”

之前的变动只是学校名称上的,真正让这所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发生在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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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全国高校发生了一件大事,把整个高校设置体系从英美模式改成苏联模式。

啥叫英美模式?简单讲就是通识教育模式,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注重学生整体综合素质培养。苏联模式则强调专业化,提倡学生高中时期文理分科,进入大学主要学习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知识,没必要学那么多通识课。

一句话,英美模式培养的是全才,苏联模式培养的是专才。

学习苏联模式当然是因为新中国全面倒向苏联,但这可苦了全国的高校师生。这场从1952年6月到9月的全国高等教育大革命,全国四分之三的师生都被卷入其中,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师生们带着行李铺盖南来北往地奔走,服从调配。

这次调整涉及到高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不是你叫他们干嘛,他们就老老实实干嘛的。毫无征兆地从英美风变成苏联风,他们不造反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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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全体党员在生物馆前合影留念

调整时适逢党政机关开展“三反”运动,于是全国高校宣布:停止考试、不放假、一律参加运动。

“三反”运动是“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其实和教师根本沾不上边,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要在院系调整前,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一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为院系调整扫清障碍。

院系大调整运动中,有两座大学是重中之重:一座是清华大学,另一座就是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被盯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是,解放前还是中央大学时代,不少教师和校、院、系三级领导中不少人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官或者两边兼职。“亦官亦儒”在解放前是颇受尊敬的一种身份,但是解放后,这种身份就显得相当反动了。

为了给院系调整开路,必须先拿与中央大学一脉相承的南京大学开刀,树立一个榜样。

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开始前,特意举办了一个“思想展览会”,展览会的目的很简单——说明前中央大学教师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本质。

这个展览会还以长文《旧南京大学是为谁服务的?》的形式,刊登在1952年5月的一期上海《大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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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大公报》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南京大学好多教师都有崇洋媚外的思想,有些教师还曾经为国外公司收集情报,“尤其让人愤恨的是,一些教师竟然舍命保存蒋介石担任校长时的聘书。”

该文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后来有许多高校在进行院系调整前也都先发表一篇文章,论述自己学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把自己学校和教师搞臭,之后就顺顺当当地开展院系调整了。

在南大,一位锅炉教研组的主任,就因为在英国留学时在一家制造锅炉的公司实习过,后来他与该公司有些技术、业务方面的往来,学校就认为他里通外国,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隔离审查,不许他回家。

这么一搞,所有人都老老实实接受学校的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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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南京工学院召开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调整前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

南京大学其余院系都分出去,独立建制,建成了各种专业化的学校。现在的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都是当年由南大的系建立而成。

南京高校的现代格局也从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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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处于全国前十名,但名次也几经起伏。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评估》1995年的各项综合数据评定,南京大学还是仅次于清华北大的第3名,到了2019年时已经下滑到第7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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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而南京的另一所985东南大学,1995年还是第9名,到了2019年已经跌出前十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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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现为东南大学大礼堂

东南大学的知名度越来越低,还体现在众人对他校名的调侃:地处福建当地知名独立三本院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毕业后直接对口东南卫视。

2002年,江苏9所高校联合举行百年校庆还引起过争议,大家对为首的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并没有争议。

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是,2001年由无锡轻工业学院等三所学校合并组建的江南大学,次年就举办了百年校庆。因为历史上南京地区的学校改来改去太频繁,江南大学算来算去,东拐西拐,把学校的历史追溯到了1902年建立的两江师范学堂,这样就成了建校1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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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两江师范学堂(原名三江师范学堂)成立合影

即便到了21世纪,南京的高校改名也是常态。2004年5月,南京气象学院改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因为学校的地理位置在江北龙王山,所以这次改名被坊间称为“龙王山之变”。

该次改名之后,南京一下出现了若干跟“信息”和“工程”有关的大学,让人傻傻分不清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在南京众多高校中,有一所以前没名气,如今尤其是财经专业在全国院校遥遥领先的学校。它就是南京财经大学,这也是拜改名成功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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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

南财的前身是个粮食学校。第一次改名是在1973年,该校改名为江苏省粮食学校,但不久后又改回来了。1981年,它被破格升级成为南京粮食经济学院,紧接着又改成南京经济学院。

2003年,它摇身一变成了南京财经大学,不知内情的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跟“粮食”有任何关系了,因此,学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于外地人来说,南京存在感最强的高校,可能是中国药科大学。因为南京第一条地铁线路1号线,最南端就是到中国药科大学站。1号线每天的客流量可超百万,广播里不断说开往中国药科大学方向,存在感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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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站

学校的名字说到底只是个标识,真想要扩大学校知名度还要靠校友。

这些年,南京高校培养的人才不少,其中以南京大学的知名校友最多,比如外交官沙祖康、华春莹、建筑学家吴良镛、作家叶兆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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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知名校友:外交官华春莹

南京大学还出过一个企业家校友陈光标,他也是著名的慈善家。其实陈光标在正牌南大校友那里啥都不是,他本科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后来去南京大学拿了个工商管理的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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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名誉校董”:陈光标

不过不服不行,陈光标自己制造的名声太大,他后来都成了南京大学的名誉校董。

南京大学还出过一个写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鸡汤作家” 张嘉佳。他既能写小说又能拍电影,2015年张嘉佳自编自导了电影《摆渡人》,还请了王家卫做制片人,梁朝伟、金城武、陈奕迅主演,可惜口碑实在差的离谱,豆瓣评分只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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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摆渡人》开机现场:张嘉佳与“被绑架”的王家卫

相比来说,东南大学出的名人就少多了,但也不是没有。东南大学的建筑系全国有名,它出了个获得国际建筑学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王澍,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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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知名校友: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王澍

东南大学还有个著名的肄业生——一个姓李的民谣歌手,他非常有群众基础,曾经在全国各地开过演唱会,可惜现在不开了。

自从实施双一流制度以来,南京整个高校实力反而增强了。“双一流”工程认定的42个一流大学中,南京与天津、武汉、广州、成都、西安一样,都是两所,并列排在北京和上海之后。

但是,在“一流学科”方面,南京在并列第二的城市中增加的最多。

如果把“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大学”加起来计算,各大城市的排名是这样的:北京30、上海14、南京12,南京是当之无愧的第三城,比西安的8高了不少。

而且,南京由于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域且文化氛围浓厚,也让它那里的大学特别难考。一般南京的211学校,常常跟西北、东北等地的985高校一个分数。

这些年来,关于谁是中国高校教育第三城的讨论一直没停过。

知乎上有个帖子,《武汉、南京、西安、成都,到底哪个是中国高等教育第三城?》,里面从各种角度讨论了几个二线城市的高校教育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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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问答帖

回答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判纬度。有人把每个学科拿出来比较这几个城市里最高水准学校的分值,还有人按照本科在校生数量、师资水平、科研经费规模等等来分析。

大家的计算之复杂、细致,令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总体来看,结论是南京是中国高校教育第三城的占了多数。

其实,在中国讨论大学排名问题,就如同讨论清华北大之间谁实力更强一样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

至于哪座城市的大学多而且好,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和讨论“中国十大高校”一样有趣。

无论上哪个城市什么水平的大学,对于一个刚刚成人的年轻人来说,都是最值得珍惜的青春岁月。

白岩松老师不是说过一句话嘛: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

作者 @ 林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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