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三张面孔

文/赵家鹏

1

1990年五月末的一天，柳传志第一次走进中南海。

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央召开了一场科学座谈会。面对当时最高领导层“该如何发展科学、振兴经济”的询问，他和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等人提出：建议国家对科学投入立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科技投入增长必须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他是作为科学家代表受邀到场的，同行的还有中科院其他23位科学家。

与同行相比，柳传志其实算不上科学家。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做出过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一年，他46岁，创业仅六年。前一年年底，他刚把自己参与创办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更为名联想集团公司。当年，这家公司营收突破3.2亿港元，已成为中国最好的技术公司之一。这可能是他唯一跟科学能沾上边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背后是中科院计算所。

六年前，柳传志还只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拿着每月300元的工资和80元的伙食补贴。收入不少，但他不满足。改革开放已过了好几年，他看见外面天翻地覆的变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劲”。他向中科院申请出去闯一闯，他要成立公司，代价是留职停薪。

他找来了中科院计算所的10位同事，一群人在计算所的门房里成立了公司。公司该叫什么？众人开会讨论，一致认为，“中国科学院”和“计算技术研究所”两个词必须有，这是招牌；再加上一个“新技术”吧，这是想做的事。

一群科学家讨论如何创业，这个场面在此前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却在当时距离计算所不远的中关村一条街上，频繁发生着。

柳传志侧身其间，时代的眩光照耀在了他的身上。

尽管如此，当时的柳传志并不瞩目。更大的聚光灯下，站着的是他从中科院计算所请来的总工程师倪光南。

倪光南是站在当时舞台中央的人物。他为计算所公司开发了最早的明星产品：联想汉卡。198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标题即是这样写的：《倪光南和他的 “联想世界”》。几千字的文章，柳传志的名字仅出现在一个段落中。这段的内容是，他辛苦邀请到了倪光南出山。

柳传志有多尊敬倪光南？就在他步入中南海的几个月前，为了迎接从香港研发归来的倪光南，柳传志亲自带领团队，在机场等候。那天是新年假期中的一天。

这和我们今天的认知不同。在当年，柳传志的角色其实只是一个科学家的牵头人。公众并不崇拜。那时的人，怎么会崇拜一个在创业初期为了赚钱什么都干、为了省钱连烟都戒了的人呢？

甚至当必须对他予以表彰时，组织可以允许柳传志，临时客串一把科学家。

2

柳传志是个商人。

在80年代，像他这样的商人并不少。1984年同年和他创业的有张瑞敏和王石，之后的几年，他还迎来了更多的同行。后来，当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他总是说，得来不易，感谢改革开放。甚至到了老年，他不止一次地公开指斥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你们要懂得感恩。

听上去有些呱噪。时间变得更快了，媒体都在谈论未来，没有人想听柳传志不断弹起的老调。

年轻人听不明白。

这是属于柳传志风格的话术。感恩的背后，是幸存者的心有余悸。

柳传志从来是个小心翼翼的人，谨慎也是他在商业世界杀伐决断背后的另一种风格。他摔过很多坑，刚创业时，就被皮包公司坑过。他也见过许多人跌倒坑里再也爬不起来，比如和联想当时并称的四通公司，如今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迹中，与之类似的公司还有太多。

起伏的故事不仅关乎商业成败，它们同时也是时代翻滚的明证。

在柳传志创业的时代，商人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另一个近义词是：投机倒把。在强大的舆论思潮与行政力量面前，市场的力量是显得过分脆弱的。商人们是心怀恐惧的一个群体，他们拥有财富，并随时可能因此一无所有。

早年间，柳传志曾在政府部门办事受阻，气愤难当。当时有人建议他开个新闻发布会，让媒体评评理。柳传志立时冷静了下来，他说，我的职责不是改变它。

在商言商。这是柳传志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许多人今天并不喜欢柳传志和他的联想，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媒体，有人用“买办”来形容柳传志，有人不无可惜地表示，他本可以成为任正非。

议论的人，不了解柳传志所经历过的历史。

商人所代表的新兴力量，是在一个结构性的夹缝中兴起的。

它诞生在海上，一个被发现不过几十年的海洋。柳传志和他的同代人发现，在这片海洋的对面，居然还有一个新大陆。新大陆上有未开垦的荒地和无人问津的黄金。了不起的航海家逐渐掌握了海洋的规律，把一个小舢板发展成了舰队，驶向新大陆更深处。但无论何时，有经验的船长都深知风险的存在。

柳传志是这样的船长，他应对风险的方法是，保持自己强大的控制力，时刻把握着船舵。

对面挑战自己权威的年轻人，他可以做到痛下杀手；面对共同创业、但发生分歧的伙伴，他会毫不留情地逐出抹杀；面对下滑的业绩和岌岌可危的局面，他会选择重新出山，亲临一线；甚至当负面舆论来临时，他也会动员起他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当柳传志选择牢牢把握船舵时，他的同代人张瑞敏则选择了拆船。过去数年，张瑞敏不断对外宣布，他试图将海尔从一个“超级航母”变成“一支舰队”。他的道理是，这样才不会全军覆没。

办法不同，但从结果而论，柳传志和张瑞敏殊途同归。甚至，他们都遭遇了舆论的非议。

舆论不喜欢掌握一切的暴君。但在柳传志们看来，消弭风险才是第一优先级的事项，他永远大于风评。这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思维，书写历史的权力，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

我们这一代最好的商人，或许都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3

今天，联想控股发布公告，宣布柳传志卸任董事长，转任名誉董事长。

告别之后的的柳传志，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商业旅途？这个问题一直在被提出。柳传志说，他就像一个挨过饿的人吃到红烧肉一样，他感到很幸福。

幸福感是柳传志在乎的事情，起码他希望人们认为如此。不止一次的公开场合，他曾谈论幸福。每当他这样说，他都不像一位被人敬仰和惧怕的商业教父，而更像一个老农民，看着一年到头种下的收成，满心喜悦。

柳传志当然不曾务农，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专利大律师，他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经受过分的贫穷，他的家庭团圆而和睦，他的事业顺遂，他还拥有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成功和财富。

但仔细看他为联想所构筑的企业文化，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些词汇：

拧螺丝、拐大弯、南坡与北坡、匝鞋垫和缝西服、撒一层土夯实了再撒一层……

如果不熟悉联想，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宣称“全球化”公司的企业文化用词。语言是精神世界的密码。这种管理语言背后，带有浓厚的中国式色彩，这些喻体所构筑起来的形象，几乎总是一个守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或者说，它像极了《白鹿原》里白嘉轩式的乡绅。

这可能也是柳传志的精神底色。

他期待成为一个中国式的君子。在他的办公室中，挂着“士不可不弘毅”的书法，这句出自儒家圣贤曾子的话，也曾同样形容过诸葛亮、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他把创立的投资公司之一，即冠以“弘毅”之名，而另一家公司则取名为“君联”。他说，他想受到人们的尊敬。

站在君子的角度，理解柳传志商业生涯的所作所为，或许许多事就豁然开朗了。当孙宏斌逼宫时，他选择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当风波平息，他选择宽恕孙宏斌。忠恕之间，柳传志有所抉择。

据说，柳传志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是《康熙王朝》。他曾以此自况，谈论选择接班人的重要性。在中国式君子的世界中，一个在道德标准之上的人，可以拥有更大的能力，从而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君子归途，是“修齐治平”，最终成为“圣王”。

所以，到今天，商人柳传志最喜欢谈论的字眼是：企业家。 他在不同的场合为企业家代言，他告诉比他更年轻的商人，要具有企业家的正气。他的粉丝众多，人们抬头仰望，柳传志就是他们眼中的“商人王”。这个词，在今天的时髦用法是：教父。

柳传志履行了他的使命。他完整经历了到今天商人群体所走过的道路。他为后人踩过坑；他划定了作为一个中国商人，应该行走的路径；他是这个群体最早的基因赋予者之一。在今天及可见未来的商业历史上，他也将是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人物：并不过分伟大但极其重要、并非上限但是基石。

这是我们今天会谈论他的原因。这也是柳传志站在高处的意义。

高处不胜寒，也不可被猜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柳传志的内心。《世说新语》中有一个故事：

桓温北征时，路过金城，见到年轻时种下的一株柳树，如今已长到十人合抱之粗。桓温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语罢，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2019年的柳传志，会想念1984年的柳传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