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的缘起：股灾与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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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以传统的观点，清朝无疑是很成功的：解决了上千年的草原威胁，社会更加扁平化，压制党争和官僚集团，轻徭薄赋，将政府汲取农业资源压缩到极低，等等。但这些却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格格不入，清末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无一不是由新东西引起的，虚的有思想哲学、政治思想、社会观念；实的有坚船利炮、声光化电。

一件件新的材料、新的物件压在老房子上，论手艺再高的裱糊匠也无力回天。

垮是必然结果，但什么时候垮却充满着偶然性，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大清王朝，这座房屋垮塌前的两根新稻草，一个是股灾，一个是铁路。

1.橡胶股灾

1910年，宣统二年，上海。

这个开埠了六十多年的城市，已成为远东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

股票交易市场，这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也在上海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中外的庄家——银行钱庄，由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扮演的掮客、中间商，把做多做空这些把戏也带进这个摇摇欲坠的“天朝”。

有一种商品的股票，从1908年开始的两年间，就把各种炒股的把戏演示了一遍，此时正是泡沫破灭的时候。

它就是橡胶。

与当今许多概念先行的金融创新不同，橡胶被19世纪末的人们公认为朝阳产业，是有充足理由的：

“其坚者可代骨角,其韧者可代皮革。其大用在能御水,可以使外水不渗,内水不泄。制为雨衣,轻而不濡。制为履可以避水,可以止滑。制为靴以畏耕农,可以避烈日瀑水之毒,而免骸足肿大之病。能御气,可以使外气不侵,内气不漏。化学家、医学家、电学家所藉此以为避气避电之器,不可枚举。”

更重要的是，亨利·福特于1908年推出了福特T型车——一种工厂流水线上高效生产的汽车。对市场极为敏锐的炒家们，看到了未来庞大汽车市场后面的橡胶市场的美妙前景。

把橡胶热潮带入中国的，是英国商人麦边。他在上海销售“蓝格志拓殖公司”的橡胶股票，并在沪上各大报纸刊登《今后之橡胶世界》一文，揭开了中国追捧橡胶股票热潮的序幕。

科技可以越来越先进，市场可以越来越大，交易手段也可以越来越高效，但市场上的人性，却古今皆同。回顾最近一次我们亲身经历的股灾，跟一百年前的股灾，形成的机理，也没什么不同，就是贪婪加欺骗。

例如，一些空头公司组织购买股票者到南洋参观橡胶园，并将别人的橡胶园拍成电影在上海播放，给人造成公司很有实力的假象；与现在串通伪造或注水财务报告的公司有什么区别？

故意制造橡胶股票供不应求的紧张气氛，可太吧路橡胶公司招揽不少人假装购买股票，使得汇丰银行因人员拥挤而暂停营业，趁机推高股价。难道不是现在股市做多的常规把戏？

此外，橡胶期货也在那时应运而生，橡胶公司经营者勾结汇丰、麦加利、花旗等外国银行做橡胶股票抵押借款。这不就是现在所谓的金融创新么？

总而言之，橡胶公司与众业公所串通控制股价，股价从1908年起一直处于小跌大涨的局面。随着橡胶股票的价格飞涨,初期股价3两者,最高竟涨至17两。蓝格志公司60面值两的股票被哄抬到1000两。于是,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上海设立橡胶公司,投资橡胶股票。投资变成了投机行为,不少皮包公司也趁机成立,兜售橡胶股票。上海橡胶股票公司数目最多时达到54家之多。

将贪婪好赌当作国人的劣根性批判，实在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恋解读——因为人种和国别在贪婪好赌这个品质面前其实是不存在的，但这次橡胶股票的泡沫，主力是中国人却是无可辩驳的。

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为6000万两，其中70%-80%的股票为中国人所有。这大概是几十年洋务运动下来，国人对于现代金融市场的接受度和狂热度一直在成长阶段，正好赶上这一波橡胶热潮，也算是那时“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吧。

一哄而上，泡沫高涨。就在人人做着发财梦的时候，泡沫就被戳破。这样的故事在金融史上实在是老套到不行，但又总是在上演。

1910年，占据橡胶消费半壁江山的美国开始领头限制橡胶的消费，于是当年6月，世界橡胶行情应声下跌，一泻千里，难以遏止。

全球同此寒热，上海早在5月就开启了下跌的阀门，很快市面就损失白银2000万两，原来炙手可热的股票成了废纸。

愁云惨淡万里凝，愁云笼罩着在上海滩叱诧风云的官员、工商业巨头、金融大亨。他们有的解私囊、有的大做杠杆借外债做的发财梦，现在傻子都能看出，梦已破碎。洋行、钱庄和票号中投机商人的损失不堪过问。倒款达1700万两，钱庄倒闭16家，歇业30家。波及范围北至京师、天津，南至广州。

在众多脸色发绿的大亨中间，有一张脸格外绿，甚至绿中带白。

这张脸的主人名叫施典章，四川人，是川汉铁路公司驻沪的经理。

为什么这位老兄反应这么剧烈？因为他投入股市的钱，是公司的钱，在这次股灾中，有高达200万两眼睁睁变成了呆账。

至于此时他的心理活动，是对股东和父老乡亲心怀愧疚，还是绞尽脑汁谋划退路，已经不可考了。但他肯定不会料想到，正是因为挪用公款造成的亏空，此后在上千里外的老家四川触发了一场掀动全省，最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风暴，把这个延续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存续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都一并吞没。

2. 不伦不类的川汉铁路公司

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用“祖宗”来抵制新东西了。非但不抵制，这些新东西成了全社会狂热追逐的好东西，修铁路，就是其中的典型。

1903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24条，明文规定：准允华洋官商集股，建筑铁路。为响应中央号召，全国有15个省迅速成立了铁路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为修筑成都到武汉的川汉铁路而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

川汉铁路公司于1904年成立于成都岳府街，秉持着川人一贯的爱国热情，公司一成立就宣布“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国人之股”。但川汉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铁路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需要巨量资本投入的事业，修路的钱预估需要5000多万两，而当时川省一年收入也不过1600万两。川汉铁路公司虽然顶着国有企业的名号，中央政府却一毛难拔。如何融资，成为川汉铁路公司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公司董事们想方设法找钱，从广纳官股、商股，最后干脆面向四川广大民众以租股的形式筹措资金。

若是在成熟的金融社会里，可以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就能完成的融资，在当时的四川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连川省留日学生也在报纸上高声倡导买股，但毕竟绝大多数川省百姓都是过小日子的小老百姓，既不知道修铁路的重要历史意义，兜里也没什么钱。

自愿行不通，那就来强迫，毕竟大清官府权力尚在。

修筑川汉铁路，是封疆大吏川督锡良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央精神，又契合时代潮流，更是为了川省百姓的未来。于是在1905年，川省政府很有底气地将租股的“售卖”，变为“征收”，摊派到粮税当中。

于是，官方口中的“租股”，成立百姓嘴巴里的“铁路捐”。对大多数底层人民来说，这只是多了一个苛捐杂税而已，只不过交这个税换了一张被称为“股票凭证”的纸，而且据说交出去的这笔钱未来能获得收益，估计大部分人当时也就“姑妄听之”。

但这一招却很有效，征收的租股连续两年都达200多万两，远超其他方式融资的钱。到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官办转为商办，按理说这种以官府力量征收的租股该停止了。但这么稳定而又主要的收入，已不可能舍弃。

于是，川汉铁路公司从国有企业，变为所谓的股份制私营企业，而握有它的股票的股民涵盖了四千万的四川人民，似乎可以称为川省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了。四川第一个企业的体制变化，实在是神奇又荒诞。

钱的问题看似解决了，剩下就是人的问题。

修铁路的人很容易解决，当时世界上铁路工程师虽然不少，但国产的仅有那位名留教科书的詹天佑，也被川汉铁路公司聘请为总工程师。

但要命就要命在于企业管理人才。与洋务之风吹拂沿海省份数十年不同，四川仅是死水微澜，实在很难找到有管理过现代企业经验的人。虽然自流井也有好些盐商数代浸淫买卖，但这些暴发户一向都被官府里的老爷们鄙视。

四川这些年出现的新玩意多了去了，谘议局、劝工劝业、办学堂，最后还不是由这些有功名的士绅说了算。修铁路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怎么能交给那些土包子呢？还是得我们这些“立德立言立功”的老爷亲自来扛下责任。

于是，举人、翰林院编修们纷纷担任公司董事。公司驻京师总经理由前刑部郎中担任，驻上海的总经理，则由前面提到这位施典章担任。而这位施典章，进士出身，政治履历也很丰富，在从商之前担任过广州知府等各种地方官府的职务。

而且以经济学理论来说，这样一个由官场老油条组成的公司高层，加上一个股权极其分散的所有制，是极其糟糕的企业“代理人”形态。在先进的市场里，这种企业会在竞争中迅速湮没；在现代法治的管制中，这种企业的管理层也会很快被淘汰换血。

但当时这些外在环境都没有，漏洞百出的财务制度，手握巨款的驻外经理，只需把这笔钱放在钱庄里生利息，再以各种理由拖延工程，这笔不菲收入就能流进自己的腰包。

而这位施典章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待了几年，胆子也相当大，吃点利息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而是串通好存公司租股的钱庄老板，直接把公款投入轰轰烈烈的炒橡胶股票当中。

3.讨债引发的风暴

1908年橡胶股票的股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金融危机了，许多钱庄因亏损太多倒闭，其中就有存有80万川汉铁路股款的正元三庄。

1910年，此消息传回四川，一片哗然。公司股东、老爷士绅们以总督赵尔巽出面，给上海方面施加压力，要求必须追回存款。

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正大肆借外国银行的钱来救市，对正元三庄的案子，却以外国人先来追请“倒款”为理由来拖延。这无疑又触动了川人那充满民族主义情感的心。

这些客居京师和上海的川人活动起来了，一方面要求曾任刑部郎中的川路公司驻京总理乔树枏赴沪追款，一方面向中央“告御状”。

在喧闹的追款讨债声中，蔡乃煌以各种理由拒绝川路公司讨债的要求，认为亏空主要责任在于施典章作假账自肥。这也难怪，此次金融风暴波及的钱庄银行很多，蔡道台已经焦头烂额了，不可能为这家不伦不类漏洞百出的川路公司讨债。

调查过程中，这位驻沪总理干的“好事”也进一步被暴露出来。1909年就曾在正元三庄亏空了12万两股款，而这次总共倒款也非刚报出来的80万两，而是高达250万两。

于是责难声集中在施典章和任命施的乔树枏身上。在强大的舆论下，乔最终辞去驻京总理的职位。

然而光撸一个高层于事无补，钱至今也没有追回的可能。人性就是如此，找替罪羊永远比做实事简单。川路公司股东代表们把心一横，开始把炮口对准中央管理铁路事务的邮传部。中央与地方公开打起了嘴仗：川路公司责怪邮传部未尽监督查办之责；邮传部批判川路公司管理不善，最后施典章到底是由邮传部行政任命，还是由川路公司自主聘用，双方也是各执一词。

1911年1月，横跨政商界数十年的洋务派“大将”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尚书。对于数年来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亏空丑闻，盛宣怀提出国有化的政策：将铁路收归国有。

川汉铁路到此虽然修筑了宜昌段15公里，但亏空严重，势必难以为继。所以川路公司大部分股东对于国有化政策最初是比较赞同的。以邓孝可为首的股东要求政府以现金偿还,包括铁路公司开办以来年间用去的几百万元和上海办事处损失的二三百万元,连同公司租股、购股收入余存未用的一千余万元,一并改作建设四川的经费。中央对此先不置可否。

到5月，盛宣怀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金额为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做担保,允许四国银行团享有优先借款的权利。6月，盛宣怀电告四川，明确表示对川路公司的倒款不负责补偿。

本来找洋鬼子借钱来“国有化”，就已经扇了高举民族主义的川路公司一个耳光，现在连实质补偿也不愿给，这不就是往加油站里丢炮仗么？

虽然对于因征收被动变为股东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次实际的损失与以往加征的苛捐杂税并无两样，但士绅富商们却损失不少。有鼓动的动机：争取填补亏空；有鼓动的旗帜：反对卖国贼盛宣怀出卖路权；有鼓动的土壤：数千万的股东利益相关。

历史上著名的保路运动就这样发动起来了。

保路运动

后面的事就众所周知了，川督赵尔丰制造了成都惨案，继续升高绅民和朝廷的对立。全省的士绅、商人、袍哥、贩夫走卒都被激荡起来，各种保路同志会和同志军纷纷成立。四川宣布独立。清廷调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还没走拢成都，空虚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而这条川人心心念念的铁路呢？在全社会的躁动掀翻清王朝后，似乎大家也忘了，不仅忘了股票，更忘了延续已修的15公里铁路。这个内陆大省真正迎来自己第一条铁路，得等到近四十年以后。

 1952年通车的成渝铁路是四川第一条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