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真的能让相声晚死50年么？
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对于大多数直男来说，“男团”，是个相对陌生的词。
倘若你问他知道哪些男团，TFboys是一定会被提到的。
除此之外，我的朋友乌鸦上尉说，还有“梁山108将”——C位宋江，武力担当卢俊义，智慧担当吴用，颜值担当燕青……
坐在我旁边的快爷则提名“奥特曼家族”。
还有，“德云社算么，我看他们好像挺火的”。
emmm。。。
我想，要么是因为直男离时尚太远，要么是因为德云社离中国人太近。
事实上，中国的偶像团队模式大概分为三种，养成类、选秀类和练习生类。
养成类的代表是TFboys，选秀类则是杨超越的“火箭少女101”。
而练习生模式的代表，我想了一圈，最后得出了这么一个答案——
可能真的是德云社。
尽管这个说法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换一个场景表述，直男们会深有认同：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18年的德云社练习生张云雷，喜欢说、学、逗、唱，music”
“太阳落下山，秋虫了闹声喧，日思夜想的……”
这时，全场人一定会举着灯牌，拿着荧光棒，不假思索的接上一句，“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
在蔡徐坤还不是练习生的时候，张云雷已经是了。
原因无他——尽管在日韩，练习生模式大行其道，但这些东西，郭德纲早就见过了。
什么C位，什么偶像，什么粉丝，都是中国人玩剩下的。
01
100多年前的中国，偶像还不叫偶像，叫“角儿”。
最有名的“角儿”之一，叫谭鑫培。
宣统二年的报纸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统二年，谭鑫培在天津演出，全城瞩目。
当时谭鑫培年岁已高，围堵的后排观众也多，无奈之下，所有人都要伸长脖子，探着脑袋听戏。
四天后，半个天津卫，满街都是长脖儿。
无论是在北京、天津，还是在上海，谭鑫培每去一座城市，就会引起当地的轰动。
彼时有一句话形容他，“国破家亡哪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
“谭叫天”，正是戏迷们对他的称呼。
这就是“角儿”。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戏班是没有角儿的，那时只有“脚色制”。
各门脚色在戏班里地位平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一出戏里，谁也能露脸，谁也必须要跑龙套。
但随着商业性戏园的发展，观众的鉴赏能力不断提高，加之演员的天分也有所差异，渐渐地，出现了“角儿制”。
这大概就可以算是最早的“练习生制度”。
从这一天起，京剧艺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观众们从“看戏”，变成了“看人”。
同一出戏，哪个戏班都可以唱，但有“角儿”的戏班，一定唱得最好。
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不少戏班会拼命巴结“角儿”，一些达官贵人甚至也会放下身段，与其结交。
当时的戏班，会盖一个类似于宿舍的地方。
“凡无家口而隶于此班者，皆住宿其中，即不演戏之时，衣食亦告无缺。遇有疾病死亡，其一切费用，悉归班中开支，法至善也”。
戏班管吃管住，这些小孩要做的，就是日复一日的练习。
和如今练习生签的“合约”一样，只不过当年，那个叫“卖身契”。
地位变高后，相应的待遇也会变高——之前的戏班演员都拿包银，也就是固定工资。但“角儿”，拿的是分成，当天戏班收入多少，就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给“角儿”。
“角儿”在台上，不仅不用跑龙套，还有自己专有的行头。行头不对，就不会上台表演。
就像很多练习生出道成为明星以后，都有自己的专用麦克风、耳返、专门的保姆车接送。
行头，古今中外，谁都想要。还有另一件事，也是百年来从没改变的——
学戏的人多了，可“角儿”，永远就那么几个。
晚清年间，作为“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共有演员721人，但没有一个，是“角儿”。
无数演员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练了半辈子的戏，也无人问津。
而谭鑫培，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
谭叫天闻名全国之后，喜欢谭鑫培的戏迷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谭迷党”。
放在今天，我们叫“后援会”“粉丝团”。
谭迷们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是想方设法去看谭鑫培。
放在今天，我们叫“追星”。
谭鑫培每次演出前，谭迷中的文采好的，总会写上几篇赞美的文章，送到报社发表。
放在今天，这叫提前买热搜预热，还自带公关稿。
到了演出当天，谭迷们会集体购票，早早地便在戏园后门等着。
有人开路，有人拿大衣，有人举着牌子，簇拥着谭鑫培往戏园子里走。
放在今天，他们也许还会举上灯牌、荧光棒，带着猫耳朵，定好应援色，做巨幅海报，上面写着“叫天哥哥，我们爱你”。
而谭叫天出现之时，行头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是夏天，必定有人会扇扇子。如果是冬天，必定有人会递手炉。赶巧儿是雨天，半条街都是撑着的雨伞。
放在今天，那就是一街的保镖，粉丝抢着上去送鲜花、手幅、礼物。
演出开始后，更是谭迷们的“表演时间”。
出场前，谭鑫培会在后台亮一嗓子，念一句白儿或者唱一句腔儿，京剧里叫做“闷帘儿”。
只要谭鑫培的声音一出来，谭迷们便纷纷叫好，为演出做预热。同时也要告诉在场其他的观众，正主来了。
而每段的高潮节点前，谭迷们便会预先准备，运足了气，紧握双拳，巴巴地等着。
只要谭鑫培那一声唱出来，他们便一齐喝彩。谭迷们多少有点京剧基础，喊出的“好”声也字正腔圆，满腔满调。
放在今天，演唱会上，粉丝们会做人浪，有自己统一的打call动作、应援口号。
而当谭鑫培下台之后，谭迷们便会迅速离场，一点都不给其他演员面子。
在他们眼里，除了谭鑫培，不能多听别人一句。
放在今天，也是如此。
演出结束后，新鲜出炉的文章又会被火速送往报社，预定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
除此之外，谭迷们海报上的名字大小、演出的出场顺序而和其他人的戏迷掐架。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和当下的小鲜肉一毛一样。
但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区别——
那就是谭鑫培，真的有传世之才。对京剧这一门艺术，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年的谭鑫培跟随父亲进京学艺，在金奎班学艺。这一学，就是五年。
出科之后，谭鑫培开始“跑龙套”。给人当五行，或者翻跟斗，甚至是做被踩的小鬼。
等到熬出了头，好不容易拜了当时的老生大家余三胜为师，谭鑫培开始“倒仓”。
戏剧演员面对倒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少演出。
演出少，也就没了收入，谭鑫培家变得更加贫寒。就连和他家定下娃娃亲的世交，也决定退婚。
倔强的谭鑫培，硬生生地从北京走到了天津，去讨个说法。
而当倒仓结束，谭鑫培的声音变了。
他的嗓音开始夹带着沙哑，高音不直不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婉转。
可那时的老生，全部都是洪钟大吕的声音。谭鑫培的嗓子，根本上不了台面。
无奈之下，谭鑫培只能由老生，改唱武生。但武生要求身材高大，瘦小的谭鑫培又显得格格不入。
这一挣扎，就是二十多年。
而当谭鑫培终于唱出些名头，能够入宫表演时，他已经唱不了体力消耗很大的武生剧目。
谭鑫培，只能从武生，再次转回老生。这一次，他改变了京剧以正宫调为标准的老规矩。
自打那以后，乐队会根据演员调门儿定弦儿，谭鑫培能唱多高，弦儿就定多高。
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谭鑫培将当时其他有名的京剧大家唱法精髓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法，也就是后来的“谭派”。
由于谭派是当时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行业内，“无腔不学谭”。诸如其他行当的梅兰芳、王瑶卿、杨小楼，都受到他的影响。
由于成名较晚，谭鑫培在后来的演出有些“廉颇老矣”的感觉。这时，他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更好的塑造人物上。
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大家都按照科班里所学，一板一眼的做动作。但谭鑫培的人物，却能根据当时的人物情境，重新设计动作。
这也就让很多戏，只有谭鑫培一个人能演。
只有谭鑫培塑造的角色，才是真正活着的角色。
正因如此，谭鑫培也被行业内尊称为“伶界大王”。
那个原本声音不入流的练习生，变成了一代京剧大师的背后，是创新，也是传承。
02
《霸王别姬》里，小豆子的母亲为了把儿子送进喜福成戏班，不仅给班主跪下，还暗示“怎么着都成”。
喜福成的班主当即来了一句，“别介，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呀”。
那时的“下九流”，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梆，五剃头的，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街，九卖糖。
而相声，因为出现得太晚，连下九流都没排进去。
但即使是这样，1988年，有一个16岁的少年来到北京，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成为中国相声界的角儿。
这就是郭德纲。
郭德纲也许是个俗人，但他倒也是经历了完整的“练习生”教育。
郭德纲7岁，就和天津著名的艺人高祥凯学评书；14岁时，开始学相声，后来师从常宝丰；17岁，又学了西河大鼓。
说学逗唱，没有郭德纲不会的。
郭德纲想考的部门，叫“全总文工团说唱团”，这里汇聚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
郭德纲也想像他们一样，全国演出，一场挣个好几万。
但他削尖了脑袋，只能去说唱团当个临时工，职位是“检场”——负责搬桌子扫地的。
几个月后，失望的郭德纲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的郭德纲，又拜了几位名师学习相声，想着学成之后，重新“杀回”北京。
但6年之后，他的第二次北京之旅，又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心灰意冷的郭德纲决定不说相声了，准备去做生意。
但很明显，郭德纲在生意上的天赋，远远比不过说相声。在赔了几次之后，郭德纲决定再去一次北京。
这一次，不混出个人样，就不回来了。
头几次，郭德纲接到了演出邀约。剧团说是给1000块，但到最后，一分钱也没给。
到了交房租的日子，拿不出钱的郭德纲躲在屋里，门外是骂个不停，一直踢门的房东。
没办法，他只能搬去了大兴黄村。
那时候郭德纲每天的餐食，就是用锅，把挂面煮烂，煮成糊糊状，就着大葱吃。
而他演出的地方，在蒲黄榆。为了省钱，郭德纲平时都是骑一个车胎漏气的自行车，一路上，要打三回气儿。
后来车坏了，万般无奈的郭德纲只能开始坐公交。后来有一次演出太晚，他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
郭德纲用身上最后的钱，买了两个包子，从蒲黄榆走回了黄村。
那时北京的还没有什么高速路，都是大桥，桥上都是来来往往的大车，郭德纲扶着栏杆，走在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上。
他走了整整一夜，也哭了整整一夜。
打那个时候起，郭德纲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成功，除了我自己，没人能作践我。
1998年，郭德纲碰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张文顺。
郭德纲逗，张文顺捧，两人的相声，经常逗得茶馆里的人哈哈大笑。
也是那一年，郭德纲和张文顺，在大栅栏的中和戏院，办起了相声大会，每周一场。
这个戏院，也是谭鑫培曾经经常演出的地方。
不过相较于谭老爷子曾经动辄成百上千人的捧场，相声大会就要惨淡的多。
观众没有演员多，是相声大会的常态。没观众，自然不好意思卖票。基本上都是商量着给，想给10块给10块，如果执意只给5块，郭德纲也认了。
2000年，郭德纲借调北京曲艺团，遇到了个大院子弟。两人一搭档，效果特好。郭德纲本来想着邀请他去相声大会，结果因为不挣钱，没好意思喊人家。
这个人，叫做于谦。
2002年，相声大会搬到了广德楼，有个年轻人每场都来。郭德纲一打听，这个年轻人叫何伟。
后来，何伟、郭德纲的同乡曹金，一起拜了郭德纲为师。师徒几人就这么往返于北京各个郊县，四处演出。
03年，相声大会正式更名为德云社。尽管观众多了不少，但后台的人丁也多了起来。德云社，还是缺钱。
为了5000块，郭德纲参加了安徽电视台的《超级大赢家》，在商场门口的玻璃柜里呆48小时，吃喝拉撒都在里边。
那年郭麒麟7岁，看着节目里的爸爸笑的前仰后合。旁边坐的是他11岁的表舅，刚拜了自己的父亲为师，叫张云雷。
节目没播几期，郭德纲连被当猴儿耍的机会也没有了，节目组辞退了他。
那几年，郭德纲一直用徒弟们交的生活费，带着德云社艰难生存。
2004年，北京台的主持人康大鹏，听到了德云社的相声，觉得特有意思，于是在他的节目《开心茶馆》里，播相声大会的录音。
康大鹏的推荐，让德云社有了一定的知名度。2005，媒体开始关注到德云社。
12月，《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相声界的草根英雄——郭德纲访谈》。没几天，《南方人物周刊》也发表了报道《天上掉下个郭德纲》。
郭德纲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那段时间，他频繁的出现在各种节目上。从凤凰卫视的《文化大观园》到央视的《艺术人生》，只要电视台请，他就去。
郭德纲，火了。
最多的一次，郭德纲一天接待了60多家媒体。
2005年，在相声行当祖师爷“穷不怕”150周年诞辰上，郭德纲和张文顺说了一段《论相声50年之现状》。
相声里提到，当初的传统相声有1000多段，可如今只剩下200段了。
这也是当时相声界的真实写照——三大相声家族，“常家”“马家”“侯家”的声望早已不如从前。
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不断冲击着相声，社交平台上的段子那么多，谁还关注相声这种“老古董”。
相声，没人看了。
郭德纲回过头去，偌大的相声圈儿，就剩他一个了。
临到了儿，郭德纲说了一句，“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
台下不少观众都哭了，很多相声行业的人也都感慨万千。
但当时大多数观众的想法是——有郭德纲，相声怎么会亡呢？
郭德纲，已经从相声草根英雄，变成了相声的继承者与传播者，甚至是拯救者。有他在，相声一定会更好的。
“天不生我郭德纲，相声万古长如夜。”
03
当相声艺术处于困境之时，在亚洲的另一个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韩国，一种和京剧的“角儿制”相似的东西，诞生了。
如今，中国演艺圈把它引进回中国，称为“练习生制度”。
今天我们很难说，韩国的练习生模式究竟有没有参考当年中国的京剧。但是从呈现的形态来说，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韩国的经纪公司会定期在小学、中学选拔一些人，作为“练习生”培养。
练习生一般要接受三到五年的训练，在大概15岁的时候会进行考试，选拔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艺人培养。
而这五年里，练习生的吃住全部在公司，且要接受公司的一切行程安排。
如果没有安排，练习生的世界，就只剩下了练习。
练习生模式被运用到日韩娱乐圈后，大受成功。
但时间久了以后，练习生模式的最大劣势凸显出来——同质化太过于严重。
2005年末，日本制作人秋元康，决定给练习生模式，来点新东西。
这个新东西，就是AKB48。
秋元康说出成立AKB48的想法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
别的偶像团队一般都是三五个人，AKB48，有“A”“K”“B”“4”“8”以及各种分队，加起来有300多人。
别的偶像团队都是选成熟的练习生成团，而AKB都是选的素人，成团之后再练习。
别的偶像团队都刻意营造与大众的距离感，而AKB48则要每天在剧场演出。
这根本不是偶像团体，反而更像社区的文艺汇演。
在我看来，AKB48有两个核心的技术：
一是“人设”，二是“参与感”。
AKB48的小姐姐有300多人，但几乎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即使她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却也各有风格。
AKB48专门推出了自己的综艺节目，每集都在讲成员的各种故事。
在不停提升内容质量的同时，AKB48，变成了一场直播，而直播的内容，就是AKB48每个成员的人生。
你能从她们的身上，看到人生的无限种可能——有人天生就是做偶像的苗子，有人拼尽全力，但仍被淘汰，有人一夜走红，也有人黯然离场。
她们不再是遥远的、摸不到的、屏幕上的虚拟信号，她们仿佛是你的朋友，你和她们一起哭，和她们一起笑，和她们一起出道，和她们一起离场。
粉丝真正的参与到了偶像们的一切中。
不仅参与到她们的事业中，也参与到她们的生活中。
AKB48的成员，由观众决定她们是否能够登台演出。并且，观众还能随时给AKB48提建议。
有观众给秋元康打电话，问为什么上周那个可爱的咖啡厅妹妹被淘汰了，秋元康就重新把咖啡厅的服务生召回队中。
之前的偶像都只能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但AKB48，可以在剧场里近距离接触——无论她的人气有多高，也要参加剧场演出。
而AKB48的成员们，绝不能轻易谈恋爱。
粉丝不同意，你凭什么谈恋爱呢？
并且，你能看到偶像的一切，她们的训练、日常，甚至是起床的画面。
如今的许多偶像团体，发什么照片、做什么造型，都需要由粉丝投票，由粉丝决定。
“练习生模式”，很快让AKB48大行其道。
仅仅过去两个月，AKB48的剧场公演就开始满座。在此后，她们的每一次动作，都引发日本娱乐圈的大“地震”。
2014年，日本单曲销量TOP20的榜单，AKB48占了13席。
2015年，AKB48的影音产品销售额达到113亿日元，相当于每个日本人都为AKB48花了88日元。
到这里为止，其实“练习生模式”究竟是不是来自“角儿制”，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角儿制”死了，而“练习生模式”，正当红。
04
郭德纲火了，但德云社没有。
相声还是那个半死不活的相声，郭德纲还是那个单打独斗的郭德纲。他需要接班人，需要一支和他并肩作战的队伍。
兴许是日韩娱乐圈给了他一些启发，一个公司能源源不断的用“练习生模式”推出新人，推一个，火一个。
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但总之，他学会了一件事——郭德纲突然意识到，“人设”的重要性。
德云社的“练习生”想要红，必须先有人设。
只有德云社的“练习生”们也火了，相声才能算得上“活”过来。
为了提高徒弟们的知名度，他给德云社每个人，都立下了明确的人设——
曹云金是相声界的吴彦祖，李菁是丐帮少帮主，于谦的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
这种段子和砸挂，频繁地出现在郭德纲的相声中。
除却这些，郭德纲经常在自己的专场，给徒弟们露脸的机会。一旦条件成熟，就给他们开专场。
观众越来越多，郭德纲的徒弟也就越收越多。“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八科的弟子也在不断扩张。
有人来，也就有人走。2010年，何云伟、李菁、曹云金的相继离开，给了正在高速发展的德云社当头一棒。
郭德纲，开始重新思考德云社。
看来，除了“人设”，德云社还要有“参与感”。
最初的剧场，是不允许拍照的，不单是影响演出。流出的影像资料，也会冲击剧场本身的生意。
但郭德纲却反其道而行，他在网络上开办了“相声公社”，主动上传自己的演出视频，免费提供给网民观看。
很多人在连德云社在哪都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德云社的忠实粉丝。
但那段时间，有关郭德纲的负面消息不少，为了尽可能的不影响到德云社。郭德纲开始力捧岳云鹏。
电影、春晚、个人专场，德云社的资源，全力向岳云鹏倾斜。
而郭德纲的“造星”，很快便取得了成效——2015年，几乎所有国人都会哼上那么一句，“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郭德纲没有让这种流量流失，很快，岳云鹏就登上了央视的户外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
而更多人知道岳云鹏，是因为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卖萌耍贱”的“小岳岳”。
岳云鹏的爆火，也带来了新的质疑——
“这还是传统的相声么”？
有人说，这种相声，反而会加速传统相声的灭亡。
面对这些质疑，郭德纲只说了一句，“元杂剧到今天不也没了，相声，没了就没了吧”。
拯救者没做多久，郭德纲忽然又成为了相声的”守墓人“。
但岳云鹏的成功，确实让德云社找到了新的方向。
德云社的演员们，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上。
2018年，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狂流传。
一群年轻女孩，举着灯牌，拿着荧光棒，聚集在德云社剧场里。
当台上唱到“太阳落下山，秋虫了闹声喧，日思夜想的……”时，她们会整齐的唱道：
“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
场面，和明星的演唱会，没有任何区别。
这首歌，叫做《探清水河》，“辫儿哥哥”，就是张云雷。
打相声诞生那天起，就没有哪位相声演员，这么受欢迎；打德云社成立起，也没有听过这种看演出的方式。
但这种有些魔幻的事情，正在德云社的各个剧场上演。
德云社九个大队，数百名演员，每一场演出，基本都这样。
其中张云雷、郭麒麟、秦霄贤的场子，更是场场爆满。
他们的粉丝也像其他艺人的粉丝一般，给他们投票打榜，活跃微博超话。
与郭德纲“相声已死”言论行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票难求的德云社剧场。
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相声，开始了解更多的曲艺文化。
相声，似乎又“活了”过来。
尾声
2019年11月23日，张云雷被曝出用低俗语言不当“砸挂”京剧大师。这一事件，甚至引发了人民日报的讨论。
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不当言论而被官媒批评。
2019年5月12日，有网友曝出张云雷在此前的表演中，用汶川地震做“砸挂”。
和群情激奋的网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云雷的粉丝”二奶奶们“。
她们的一些言论，甚至刷新了无数人的三观。
他们，将张云雷视为传统文化的“秉烛人”。
作为德云社的练习生，张云雷当然是合格的。他的太平歌词，是郭德纲一个字一个字教出的。
他可能是现在全国，最会唱太平歌词的人。如果张云雷没火，这些东西甚至都有可能会失传。
同时，他的三弦儿和京韵大鼓，都师承名师，算得上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相声传承者，张云雷显然是不合格的——现如今，没有一个相声人会用国难、前辈做不堪的砸挂。
面对这些，郭德纲都没有表态。
德云社作为一家演艺公司，无疑是成功的。
可作为相声的“独苗”，它似乎没能承载起“传承”的重担。
不仅是相声，所有的传统曲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想要传承，想要年轻人喜欢，就必须商业化，必须做出改变。于此同时，也就必然要丢掉一些东西。
我想如今，再保守的人，也会理解适度的商业化是必须的。
问题在于，什么是“适度”。
从“脚色制”，到“角儿制”，再到“练习生模式”，它们的商业化浓度也许不同，但是底色其实是相同的：
用更高效的手段，选拔和培养有艺术天分的人，并使他们获得充分的回报。
至于有些人的回报是不是过多，则是另一个话题。
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里，商业化和艺术进行了结合的尝试。
在艺术这种天然对商业化有抵抗力的行业里，这种模式已经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至少值得继续尝试的方式之一。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相声继续活下去。
如果它无法再保持百年前的样子，那么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活下去，也不错。
但我也希望，相声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尊严。
做出突破很难，而坚持原则，则更难。
有人曾说，“郭德纲让相声晚死了50年”。
郭德纲可以做中国的秋元康，让相声赚到钱；
但他也可以做现代的谭鑫培，不但赚到钱，而且站着赚钱。
赚钱，可以让相声活着；但站着赚钱，才能让相声不死。
我希望，相声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