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吊子的货币改革：法币的起源与衰亡

现代货币制度，是以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正如四川人有俗话：“钱嘛，纸嘛！”

这话由四川人来说再天经地义不过了，因为世界第一张纸币就诞生在这里。

交子

对现代人来说，钱就是纸做成的，不过大家都能接受这张纸，和它上面所印的数额，是国家信用在背后支撑。

国家信用，看似很玄的词，却是一个长达千年演变的结果。

对最早发明纸币的中国来说，进入现代货币制度，却比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更迟，波折更大。

这个波折的开启的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而余波一直荡漾到了80、90年代。

1935年的法币改革，即这次波折的第一个高峰。

1.

从更早的历史来讲，中国不但是第一个发明纸币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的国家。“威加四海”的大元朝在不足百年后崩溃，滥发纸币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交钞

大明宝钞

大明朝没有吸取前朝的教训。纸币在货币奇缺的明太祖时期曾起到了恢复经济的作用，民间也普遍接受。但此后官府依然没有经得起诱惑——没有比印钞更容易汲取民间财富，若是仅凭增加税收来增加政府收入，中国老百姓一向不是善茬，抗税、暴动、起义，官府又得花更多钱来安抚、镇压。印钞不仅效益高，成本、风险也低多了。

当然代价就是大明宝钞（明代官方发行的纸币）一路贬值，官府三令五申也拦不住，到正德年间大量海外白银进入中国，大明宝钞彻底变为废纸一张，擦屁股也嫌硌得慌（纸的原料是桑树皮）。

从此，中国成为银本位的国家（实际是白银铜钱并行使用，大宗货物交易用白银，一般交易用铜钱），这样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可以说，银本位的出现，是货币权力从政府下移到民间，是中国社会对官府主导的货币制度（纸币发行权）的否定。以保护民间经济活力的角度看，它消除了官府靠发行货币掠夺民间财富的政策路径，也迫使朝廷对原有税收财政制度进行改弦更张，来适应这个由白银运转起来的经济，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正是如此。

一代名臣张居正

事情都有两面性。白银成为基础货币，白银来源的稳定就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状况。但中国又不是一个银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全靠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富竞争力的商品——瓷器与丝绸，吸引了全世界的土鳖们，他们巴巴地搜刮各地白银来天朝囤货。据估计，17-18世纪，欧洲殖民者满世界掠夺来的白银，有一半最终流入了中国。

如此一来，中国经济的货币供给就主要靠贸易所得。假如能一直保持中国货的优势和市场，四海祥和、商路稳定倒也罢了。若其中一条发生变故，白银来源切断，那无异于切断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活水。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货紧缩，大萧条。

1929年大萧条

（对单个消费者来说，商品价格下降是很有利的事，前提是还有工作，但偏偏价格崩跌后就是失业率高涨。因此对整体经济，对人类命运来说，通货紧缩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事。人头滚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1929年的大萧条。）

政府没了货币权力，也没了调控经济的能力，更没了抵抗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的能力，外不能汲取资源抵抗外敌，内不能控制地方诸侯割据，传统王朝的崩溃也是不可避免了。

17世纪海外白银的阻断，大明朝灭亡；19世纪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清王朝陷入泥潭，最终军阀借革命党之势下被逼退位。

2.

教科书上说，1911年清王朝的结束，标志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的结束。

但就货币来说，旧的制度还要再等二十多年才能结束。

其实在晚清时期，有许多人就意识到把货币发行权由中央掌握的必要性，只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复宋元明的古，而是学习欧美列强的新，当时的主要国家都已经确立了中央银行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以黄金为货币发行的基础，以中央银行为货币发行当局。

这一套体系既可以发行普遍接受的纸币，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加经济的活力，又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干预调节经济。

可是世界潮流并不那么容易赶，民主共和可以一夕之间建立，因为朝廷就那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然后再搭个国会总统的架子，即可顶上“远东第一共和国”的帽子。

但贵金属货币关系到上亿民众每天的交易习惯、消费方式。中央政府若要改变民众的交易方式，让亿万人民接受你中央银行印的钞票。第一是足够的政治稳定，中央政府有足够威信，让民众相信你不会短命，纸币不会很快就被新政府取缔；二是中央银行要拥有足够多的贵金属存货，让民众相信你发行的纸币能兑换出来真金白银。众所周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这两条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

北洋军阀割据图

更何况，拜“祖上也阔过”所赐，中国是当时唯一的银本位大国。其他主要国家都是金本位，白银就只剩工艺品装饰品的需求。一个物件，对于你是必需品，对于别人是非必需品，而且你还不出产这玩意儿，那不相当于你的命根子被别人拽在手里？

20世纪的白银市场正是如此，当时伦敦、纽约、上海、孟买是最重要的白银交易中心。而伦敦挟“日不落帝国”的国力，长期以来都是金本位和银本位国家之间的结算中心。白银的定价权，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伦敦的白银市场中。

20世纪初的伦敦

所以，白银的价格，跟中国的经济无关；相反，中国的货币供给变化，受制于从事白银交易的追求利润的外国银行。中国如果要夺回货币发行权，自然会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如何处理利益相关的列强关系，也是中国重建货币制度的关键问题之一。

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统一初见雏形。同时，把更激进的TG血腥地清洗后，国民党与控制着金融的上海中外银行家形成了合作的态势。

（表面上的）政治稳定，以及原有银行团体的支持，奠定了币制改革的基础。然而正是由于第三方——海外白银市场价格的因素，造成了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步伐凌乱起来，间接造成了法币制度的缺陷。

先天缺陷的法币，也成为国民政府的“含笑半步癫”，不笑不走路地跳着前行，最终在1949年仆街。

3.

虽然中国的白银供给受制于海外市场，但白银市场自有规律，在一般情况下，价格变化尚不会对中国国内货币供给产生过大的波动。

然而1929年由美国爆发，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这个稳定。

大萧条爆发后，世界其他国家对白银的需求进一步减少，白银价格从1928年开始下跌。这让中国可以以较低价格增加国内白银存量，适度通胀压低了信贷成本，刺激了国内经济，有利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金融和经济环境。1933年前的两年，当世界主要经济强国都进入通缩萧条的寒冬，中国的经济表现格外亮眼。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世界主要产银国在英国的推动下签署了白银协定，旨在稳定白银的价格时。当时大萧条的源头、世界经济霸主美国却出了一个影响深远（主要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幺蛾子。

美国在签署白银协定仅仅过了5个月，总统罗斯福就批准了白银法案，用高价收购国内外白银，让参加伦敦白银协定的国家见识了一下什么叫“翻脸不认人”。

（国民党政权的两大支柱：军队与财政，一个被美国废钢石油武装起来的日军摧毁，一个被美国收购白银弄得虚弱不堪。若要论我党革命成功的外国因素，也许美国起到的作用比两面三刀的老大哥更大。）

罗斯福此举是为了解决自己国内的政治矛盾，用钱来封住西部产银州的国会议员和反对党的嘴，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法案是赤裸裸的“单边主义”。

世界经济龙头打个喷嚏，全球都感冒，世界大萧条就是美国鼓捣出来的。这个白银采购法案提升了白银的价格，世界各地的白银都被美国吸收过去了。

中国更是明显，到1934年底, 上海存银总额已由一年前的3.93亿盎斯降至2.53亿盎斯，下降幅度达35.6%。于是，价格下跌、通缩、金融动荡、生产下降、经济萧条，这一系列的课，中国也就在1934年后慢慢补上了，同时也明白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刻道理。

虽然中国对美国违法白银协定的政策极为愤怒，却无能为力。面对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只得通过加征白银出口关税、救助金融银行业等手段来缓解。到最后，只得加快原计划的货币改革进程，废除银本位，发行法币。

4.

废除了白银本位，法币发行所依赖的基础，也就是“货币锚”用什么来代替呢？

世界曾流行的黄金是不可能的，本来存货不多，各国在大萧条后又纷纷废除了金本位。

那只能选择世界主要的货币作为法币的定锚了，但这样需要跟货币发行国达成共识，并且需要一大笔贷款来作为发行法币的“本金”。

虽然被美国折腾得够呛，但毕竟美国还是世界经济霸主。国民党的金融大佬们如宋子文、孔祥熙，在1935年先后同美国政府取得联系，希望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可是美国一方面顾忌日本的反对，另一方面极力否认中国的经济困境是由美国的白银法案造成的，生怕对中国货币改革进行援助，就是向世人承认自己理亏，当英国提议由多国参与中国的金融和币制改革，美国担心各国会与中国一起指责自己，更是对此提议视而不见。

无奈，国民政府只得转向英国和英镑。其实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历史更久（鸦片战争就是证明），在中国的投资也远远超过美国。此时虽然日不落帝国早已风光不在，但英镑集团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集团。

英国政府对中国币制改革兴趣也不小，很有意愿把中国也纳入英镑集团。双方“郎有情妾有意”，很快就接触并谈判上了。

英国派了财政顾问李滋罗斯访问中国，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谈判也很顺利，在中央银行的设置以及外汇稳定达成了共识，只是在贷款方面，英国希望多拉几个国家来出钱。

英国与日本有长达三十年的英日同盟，虽然因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侵略，双方矛盾逐渐升高，但毕竟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李滋罗斯在访问中国前也先去了趟日本，在跟中国政府谈判时，他居然同时提出了要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参与贷款给中国的条件。

英日同盟

因丢掉东三省深陷舆论挞伐的国民政府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而且日本人正憋着坏要独占中国经济资源，也不同意参与给对手贷款，于是中英在币制改革上合作也失败了。

眼看日本在华北鼓吹“自治”，中日冲突迫在眼前。美英暂时不能指望，此时社会对于国民政府抗日的期盼越来越高，对国民政府发行的不可兑换纸币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干脆赤膊上阵，在没有强势货币和贵金属作为准备金的情况下，以《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宣言》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命令，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意即此币具有无限法偿资格 ，为收付一切公私 款项、一切债权债 务的合法手段 ，任何人不得拒绝承受)。

至此，数百年的银本位彻底结束，货币权被以四大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为发行机构来垄断。

然而这是一个“半吊子”货币改革：虽然由现代银行发行，但这种缺乏货币锚的法币，本质上却跟交钞和大明宝钞一样，有着极大的超发滥发隐患。假如央行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府滥发货币。但国民政府的四大行明显没有这样品质。

一千元法币

通过发行法币，国民政府直接收购了65 000 万元的白银，并出售其中一部分换取外汇以购置军火。

5

后面的故事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在维持了两三年稳定的法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后，1938年，日军占领了东部沿海地区，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税收重地损失了，财政收入剧减，赤字飙升。一方面要钱来打仗，一方面要维持庞大的政府体系，大量东部人员流亡到大后方，地盘缩小了，要财政供养的人不减反增。

因为国民党著名的低下执行力，要砍人节流是做不到了，国民政府如饮鸩止渴般开启了大印特印钞票的大门。

在抗战的大旗下，美援的加持下，民众的忍耐下，虽然法币膨胀了许多倍，国民政府还算熬到了日本投降。

但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战略物资基础上的货币发行制度，严格的货币管理纪律以及动员民众的能力，逼迫国民党在印钞票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催生了金圆券这个货币金融史上的奇葩，货币制度彻底崩溃，国军也“转进”台湾。

五十万金圆券

“半吊子”的货币制度失败了，纸币的正面效应被巨大的通胀、狂热的投机以及政府的敲骨吸髓所吞噬，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新中国建立后，干脆进一步对商品经济压缩，重点投入重工业，生活物资凭票证供应，之所以改造得这么顺利，和中国社会对货币的心理阴影是分不开的。这也算是一种应激反应。

但土地国有和工业化，却给中国新的货币提供了另一种的发行基础。当计划经济走到穷途末路时，中国重新进入货币经济。

这个时候，与法币先天缺陷不同，新的货币经济有全新的基础和体系（土地与强大的国有经济）。历经几十年的货币转型才算告一段落。

关于这个全新的货币发行基础，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然重新进入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80年代后期的通胀记忆，还深深留在50后、60后、70后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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