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8：井冈山往事2：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想办事的时候，最大的对手，往往是队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作于1928年秋

1

前文说到，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开展起来的农运，威胁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的近代化，首先产生了无产阶级——因为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条约，外国的企业先进来了，所以就要招工，这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工人，就是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起于洋务运动之后，官督商办，大部分的资本家其实是地主出身，所以威胁到了大地主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威胁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夺人财路，杀人父母，大资产阶级本身就讨厌做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又去做农运去了，根子都要刨到祖坟上了，自然要新仇旧恨一起算。大地主阶级出身的国民党高层大员对共产党人是越来越看不顺眼了。

1925年3月，国父孙中山先生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汪精卫代他起草了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率先叛变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三民主义”是虚的，可以不信，但是到手的权力是实打实的，于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看起来像共产党的人，蒋介石在上海滩的腥风血雨中，完成了抢班夺权。

还是那句话，夺人财路，杀人父母，汪精卫此时还是名义上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呐，不甘于失去权力的他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搞“宁汉合流”，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宛如一根火炬，熊熊燃烧在了旧中国那黑暗深邃的夜空。

后来，毛教员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和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这既要靠朱毛红军的努力，也要依赖于国内军阀混战的形势。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10.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教员自己也说了，是“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

其实，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要斗争的对手，也远远强于我们，斗智才是更好的选择。毕竟硬拼也拼不过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呢？一力降十会是很美好，但是想来想去，首先也要有一力不是？

所以，教员、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这十六个字，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会剿”。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2

国民党反动派能够有力量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而不是派几支小部队象征性的“进剿”、“会剿”，这本身也依赖于国内形势的变化。

毕竟红军自打上了山，就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

1928年1月中旬，赣军第27师以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以第79团的1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结果就是，在教员的指挥下，工农革命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1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进剿。

过了三个月，1928年4月下旬，驻江西省国民党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率部，由永新城分两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结果就是，朱德率红四军军部和二十八团在五斗江打败了驻赣敌军杨如轩部的两个团，消灭了赣军1个团大部，缴获枪300余支，取得了红四军成立以来首次大捷——五斗江战斗的胜利。

又过了一个月，1928年5月中旬，驻江西省国民党军第31军第27师和第3军第7、第9师各1个团共5个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

结果就是，在朱老总和教员的指挥下，红4军以4个营的兵力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部、1个团另1个营，缴获枪300余支，迫击炮7门、山炮2门，银元20余担，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

后面又发生了一次“进剿”，三次“会剿”，战况大同小异，知青不再赘述。

打着打着，敌人发现不对劲了，每次攻打根据地，结果反而是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送钱送枪送物资，送完物资送俘虏，俘虏稍加改造就成了红军，相当于还送红军。真是中正快递，使命必达，连快递员都送，还有这么好的事情？！请多来“会剿”几次。

再这么打下去，蒋介石非要把整个中国送给工农红军才算完。

“我打不过朱毛，还打不过阎锡山冯玉祥吗？”蒋介石动了动脑子。

3

1927年，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内战上，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先收拾张作霖、张宗昌，后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权力空前膨胀。

1930年5月至10月，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战争，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临危不乱，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系列混战，史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嘿，别说，除了工农红军，我还真谁都打得过，我一家打四家！”

蒋介石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他分析，以前之所以打不过红军，是因为派去的人太少了，现在解决了国内其他新军阀，腾出手来正好解决红军这个心腹大患。毕竟和其他军阀的争端，是谁来压迫中国人民的争端，输了也能当座上宾，和红军的争端是中国人民要不要继续被压迫的争端，输了只能进战俘营。

世界上从来没有只允许你发展，不允许我发展的道理。

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阎冯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展到10万人，红色政权也更扩大。

10月，军阀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合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主力近6个师于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树(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丰、宜黄等地进攻。

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教员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力由新喻(今新余)、清江(今临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实行战略迟却，意图依靠根据地优越条件反攻歼敌，粉碎“围剿”。

12月25日，在宁都县小布村外一个河滩上，红军召开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几天后，红军总部侦察得知，国民党第一纵队司令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正大步向龙冈推进。

12月27日反“围剿”战争开始。红军以1个团箝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千人。

细雨浓雾之中，一心想争抢头功的张辉瓒意识到自己已被红军重兵包围时，为时已晚。激战7小时，红军全歼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在一个四周长满灌木和茅草的土坑中，张辉瓒被红军战士搜了出来。

5天之后，教员、朱老总又挥师向东，在宁都县东韶歼灭谭道源部第50师三千多人。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

目睹胜利了的红军将士在龙冈的重山叠岭之下挥舞红旗欢庆胜利。教员想到了三千年前那位“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的氏族首领共工氏。在他眼中,被唤起的千百万工农群众每一个人都成为能使得“天柱折地维绝”的大英雄，这些大英雄们，将与他一道砸碎那黑色的锁链，建立起红色的政权。

于是诗兴大发的教员，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4

“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这样的人，最容易坏事。

王明精熟俄语，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后，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常常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

第一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就又开始了。

1931年2月，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前文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最使人麻烦的，还不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秉持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

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教员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教员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

紧接着教员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教员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

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教员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柿子要找软的捏”，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教员的分析。

遇到了事情，有的人喜欢蛮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盘他！有闯劲是好的，但是先分析一下怎么做，往往能事半功倍。细致的分析，也是教员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

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蒋介石大骂部属无能时，痛哭失声。这件事传到了教员的耳朵里，他挥笔立就，扎实把蒋介石讽刺了一番：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5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

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

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教员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教员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

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教员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

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教员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

教员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

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教员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教员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

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伟大的导师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因为，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

它不仅是红军弱小时期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

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教员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6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教员：

一、将教员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教员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教员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指责教员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

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教员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饭，总要一口一口吃，事，总要一步一步做，一口吃不成胖子，几年也发展不了根据地。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看到了一点好的苗头，有的人就要膨胀，巴不得放个大卫星，立马把根据地扩展到新疆去；看到了一点坏的苗头，有的人就要悲观，巴不得立马就放弃，看到蒋介石来了，就想着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这样的现象，不好。戒之，慎之。

最后，会上撤销了教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教员，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教员，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电报称，教员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摆出一副势必将教员打倒的架势。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教员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就存在这这么一伙人，搞业务的能力倒是一般化，搞办公室政治无比在行。因为上海的变故不得不撤离上海跑到中央苏区的一伙人，刚到苏区，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门心思就想着夺取苏区的权力，知青实在不知道怎么评价这样的行为。

7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底，蒋介石跑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他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接敌，教员根据实际情况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了。

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教员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夺完了党的权力，现在这帮左倾分子要来夺军权了！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

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教员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教员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

从发言看，解除教员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教员，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教员被这伙人搞的心灰意冷，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

8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在敌方，“围剿”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投入的兵力、财力、物力之多，战略战术之变，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其先折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再取中央苏区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在我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惊人的生长与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为反“围剿”提供了更坚实、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造成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建立了更统一、有效的指挥和协调。所有这些，都大大优于以前。

另外，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红都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教员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无由参与对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在没有教员指挥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也取得了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

暂时的胜利进一步冲昏了左倾分子们的头脑，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伏笔，就此已经埋下了。

作者微信：18621574829

作者公号：大民工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