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永远无法成为朋友吗？

美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保罗·戈德曼接受瑞士《世界周报》的采访，谈到技术问题比如中国的数据窃取、量子通信等，错误很多，相当外行。这方面的科普，我以前的文章，都有所涉及，不再赘述。

而采访中最耐人寻味，或许也是他最受争议的地方，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讨论，也就是原文标题所谓中国人没有友谊，永远无法成为朋友。

中国人没有朋友。作为个人没有朋友，作为国家更没什么朋友。

我在中国工作时，当地同事告诉我，当你上小学一年级时，你左右看看同班同学们，他们都是你要甩开的对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庭最重要，除此之外就是上级和下级。没有什么平级关系。没有人自发地聚集结社，以平等身份共事。一般而言，你有一个上级，几个下级。这里没有亚里士多德那种政治友谊的概念。

人们私下当然有朋友。但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政治友谊的概念，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中国讲利益不讲友谊。有个源于意大利南部的概念叫做“非道德的家庭主义”，人们以无关道德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但在家庭内部又有另一套标准。这也很符合中国社会的特征。

这个观点，许多中国读者自然不会同意，那么西方读者又怎么看呢？这里翻译一下经济学家Mike Norman的评论：

（作者的见解）有用，但是以理想化的西方观点写成。例如，作者要么不熟悉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分析，要么故意断章取义，本质上是在歪曲。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友谊：快乐之谊基于愉悦，裨益之谊基于实惠，兄弟之谊（φιλία philía）基于相似的美德。大多数人的关系属于前两类，真正的朋友（那些只希望分享生活的朋友）很少。举世皆然，大多数人都受到自私自利支配，寻求名声、财富、权力和享乐，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ἀρετή，通常译为“美德”，也许译为“卓越”更恰当。

东西方的区别，不是人性（先天自然的），而是文化（后天习得的）。人类具有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物种进化特征，主要是繁殖。文化发展出适合当地环境的生活方式，这种差异可能会长期存在，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是根本的而非构造的。但这种差异，即使在国家内部，也一样如此。

还要强调，家庭关系的持久性在文化上是决定性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进化特征，而中国人亦不例外。在保守文化中尤其如此，因为保守意味着传统。自由主义更加激进，愿意抛弃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反对自由主义，视其为不可持续的实验。

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中国文化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并且由于官吏体制而被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阻止了领主的战争和统治。《道德经》可以作为第一本自由主义者手册来阅读。道家的自由主义与儒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张力。后来，佛教加入这种组合，从而在文化的形成上，衔接了道家和儒家。最终，中国共产主义作为后来者居上。

这导致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外国人看来似乎很神秘，并且外国分析家常常错误地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内部视之为中国应对自己特有挑战的方式。（中国人应对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该系统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社会主义”为特征。

但结论在于，中国采用的官吏精英制类似于西方的军事或企业模式，而不是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模式。在过去的70年中，尤其是在过去的30年中，这种模式在中国一直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并且一直在继续发挥这种作用。步伐正在加快，西方国家对此表示关注。

丹尼尔·戈德曼（Daniel Goldman）的观点是，与其用指责和对抗这样的做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更能令西方受益。世界在变化，而习惯于主持的西方由于疏忽自己的缺点而落伍了。是时候重新思考资源的使用了，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的生产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