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被刺案的“主谋正凶”黄福芝为何一直平安无事

文：陈晓平

多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廖仲恺被刺案的主谋指向胡毅生、林直勉、梅光培等所谓“国民党右派”，直接凶手也都指向朱卓文及其手下。这些貌似权威的“结论”，实则是汪精卫、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障眼法。汪、蒋为掌握党、军大权，不惜歪曲证据以打击胡汉民、许崇智势力，为此而故意放过廖案“主谋正凶”黄福芝。

广东省委党校曾庆榴教授在《“廖案”能见度》等系列文章中，揭示了汪、蒋利用廖案打击胡汉民、许崇智的卑劣伎俩，论证缜密，见识超卓。（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曾庆榴教授取得的重要进展，得益于对《广州民国日报》所刊廖案第一至七次审讯记录的深入研读。受此启发，笔者将七次审讯记录作全面整理，详加考证，深信已洞悉汪、蒋故意放过“主谋正凶”黄福芝的用心。

凶手陈顺的供词

1925年8月20日上午9：50左右，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乘车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下车走过头门，正踏上二门台阶时，遭到四五个凶徒袭击，中枪倒地，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

廖仲恺卫队当场击伤凶手陈顺，在其身侧拾获手枪一支，身上搜出枪照、“分银单”等物。陈顺随后也被送到新公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一开始因枪伤而昏迷不醒，后经医生治疗，用了兴奋剂、镇痛剂后，逐渐苏醒。（1925年8月31日广州《国民新闻》）

在紧急状况下，审讯未能按正常法律程序进行。第一个问陈顺口供的，并非公安局、检察厅专业人员，而是廖仲恺的弟弟廖朗如。廖仲恺卫兵李一新，从陈顺身上搜出一张纸，写有陈顺本人、梁博、吴培、冯灿4人的名字，每个人对应不同的金额。这张纸后来被认定为买凶的“分银单”，由李一新交给了廖朗如。

廖朗如叫来广州地方检察厅厅长区玉书、检察官陈肇燊，与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岭南画派”著名画家）一起讯问了陈顺，但第一天陈顺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所获无多。第二天，区玉书又偕同检察官文壮再赴新公医院，与陈树人一起讯问，主要由陈、区发问，文壮笔录，由此形成一份“再讯笔录”。（“昨日廖案审判详情”，1926年1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这份笔录是廖案最重要史料之一，今天已不能见到全文，但有部分内容在庭审时披露出来。凶手陈顺于8月24日不治身亡，给了汪精卫、蒋介石操纵廖案审讯以上下其手的极大空间。

文壮在法庭上称：“但我只向陈顺问其何人主使行凶一语，陈答系何人主使供词后，我已无再向陈问供，其余陈之口供，俱由陈树人秘书长及区检察长两人讯问，再由陈、区二人传述，由我记录供词而已。” 在第四次、第七次审讯中，卢兴原披露了“再讯笔录”关键内容：“陈顺供称在澳门时，黄福芝主使打死廖部长，并使黄鸡运动他及吴培、冯灿、梁博等，允事毕送万元”；“凶手陈顺供称，在澳门黄福芝主使，他使横手运动我，初许给一万元，系运动我及吴培、冯灿、黄基、梁博等。”（第四次、第七次审判廖案情形，1926年3月11日、16日《广州民国日报》）

陈顺供词提到的谋杀案唯一主使人，是黄福芝，并称黄福芝指使亲信黄鸡（黄基）运动陈顺、吴培、冯灿等人刺杀廖仲恺，许诺事成之后报酬一万元。梁博、朱卓文两人被列作疑犯，是因为陈顺在昏迷中喊过这两人的名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8月25日发布的《中华民国政府令》，指称“数日以来，先后查得胡毅生、林树巍、赵士觐、魏邦平、林直勉、朱卓文等，与狙击案有主谋指使重大嫌疑，且煽惑军队，拟乘机危害政府，种种形迹，次第发觉……”政府令指控的嫌疑人，均与陈顺口供、“分银单”无关，也没有只字提到黄福芝。

1926年1月14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应何香凝等强烈要求，廖案检察委员陈公博做了《廖案检察经过》的报告。报告称：“至于案的关系人有朱卓文、梅光培、邹殿邦之仆人、王森如、黄英、梁体、梁博、郭敏卿、黄基、谭作[卓]、赵士伟、林星。”（《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306页）所列举的关系人13名，其中有9人很快查明与此案无关。在13人名单中，有黄福芝亲信黄基的名字，却将黄福芝放过。据陈顺供词，黄基负责招募杀手并从澳门赶来广州现场指挥。陈公博引述陈顺口供称：“他原不认识那个廖仲恺，后来由黄来指示方认识开枪。”

到6月2日，陈公博在向法庭提出“论告”（公诉书）时，方才遮遮掩掩提到“此外之朱卓文、黄福芝，均为廖案主谋正凶，应呈请政府严饬所属军警，严限获案惩办”（“廖案昨日论告详情”，1926年6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为何国民政府在审理廖案、追缉凶犯过程中，将“主谋正凶”黄福芝轻轻放过？这涉及到汪精卫、蒋介石对廖案审判的利益考量。

黄福芝涉嫌暗杀邓铿

黄福芝为陈炯明手下的粤军侦探长，广东惠阳人。1918年，陈炯明率领新组建的粤军开赴福建，此时，黄福芝担任粤军营长。1925年第二次东征前，陈炯明将黄福芝提拔为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

1922年3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邓仲元）被暗杀，随后发生孙中山、陈炯明决裂，影响现代史至巨。对此事真相，有两派十分对立的意见，不少学者认为是孙派所为，但以原粤军将领李洁之为代表的一派，坚称是陈炯明族人陈觉民、陈达生主使，具体组织者为粤军团长陈少鹏、粤军侦探长黄福芝。李洁之文章，曾谈到陈觉民在1928年被国民革命军逮捕枪决，但后来有多人证明陈觉民未死而且当了汉奸，李洁之的说法遂遭到怀疑。笔者从《申报》找到1926年何应钦的电报，报告在陆丰捉获陈炯明亲信陈觉民，已执行枪决。（1926年10月7日、10月12日《申报》）李洁之只是写错了年份，其他内容看来仍属可靠。至于后来出现了一个当汉奸的陈觉民，是何应钦当时杀错人，还是另有同名者，不影响李洁之叙述的真实性。

1922年4月，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计划而撤离广州，退居惠州。据《申报》报道，孙中山于4月23日密令缉拿黄福芝，派侦探宋绍殷、曾飞雄等十多人到广州麦栏街黄福芝的机关捕人，“闻黄福芝与刺杀邓铿案有关。”此次孙中山未能捉到黄福芝，但接下来仍多次派人搜捕黄福芝部下侦缉员。1923年，受黄福芝指派暗杀邓铿的杀手何仿周被捕，立即被下令枪毙。（1922年5月2日、6月4日，1923年4月8日《申报》）

廖案庭审无意中透露，孙中山亲信曾派陈世、梁博等人在香港暗杀了陈炯明族弟陈达生。陈达生时任广东公路处处长，李洁之认为即是暗杀邓铿主使人，于1922年7月16日在香港被暗杀。从廖案审讯口供中发现，被列入廖案凶手之一的梁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事后“曾得六百元分用。”（“廖案第三次审讯详情（二）”，1926年3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陈达生被杀，应看作是孙派为邓铿报仇。从吴铁城欲言又止的陈述来看，孙中山嫡系吴铁城，可能参与组织了这次报复行动。

当时，廖案首席法官卢兴原在法庭上问吴铁城：“梁博系打死陈达生凶手之一，此消息何处得来？”吴铁城答：“凡是本党同志皆知此事，至消息如何得来，我不记忆。”对暗杀者来说这是一份功劳，在法庭上则不便“丑表功”。梁博被捕前，在吴铁城手下侦缉员，而暗杀陈达生的主要枪手陈世，则经常出入公安局，在廖仲恺被杀那天还前往公安局，密报朱卓文行踪。由此看来，孙中山一直认定邓铿是被陈炯明族人主使暗杀，并要求吴铁城等亲信伺机为邓铿报仇。陈世、梁博乃是受吴铁城之命暗杀陈达生。

1926年7月13日，“梁博被宣判死刑时，极口呼冤，且大骂为吴铁城所害，誓言虽死不服。”（《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至七月，第546页）从庭讯报道的公安局签到簿等资料看，吴铁城完全有办法证明廖仲恺被杀时，梁博不在现场。吴铁城在汪、蒋高压政策下，为求自保，牺牲了部下梁博。

汪、蒋为何放过黄福芝？

廖案的审理，实际上分为“政治审判”与“刑事审判”两部分，刑事侦查与审判服从于政治审判。无端被列入疑犯的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等，属于胡汉民一派党内元老，林树巍、魏邦平为接近胡汉民的将领，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莫雄则是许崇智一派将领。“政治审判”的结果，是许崇智一派全军覆没，许崇智本人被驱逐出广州，张国桢和他手下两个旅长杨锦龙、梁士锋枪毙，梁鸿楷等所部全部缴械；胡毅生等人，则随着汪精卫、蒋介石需要拉拢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抗衡，或无罪释放，或不予起诉。到1927年7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在广州所下通缉令除朱卓文一人外一概取销”（1927年7月 国民政府第十号训令）。

廖案两个“主谋正凶”，朱卓文长期遭到通缉，因逃亡而落入匪窟，九死一生；另一个“主谋正凶”黄福芝，却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民政府的通缉名单。黄福芝为陈炯明亲信，在当时的广东政界、军界尽人皆知。一旦将焦点集中在黄福芝身上，最终会将阴谋策划者指向陈炯明，也就“干扰了斗争大方向”，无法对胡汉民、许崇智势力下手。汪精卫为了排挤胡派以便在党内取得最高地位，不惜与蒋介石做交易，帮助蒋介石击垮许崇智所部粤军，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梁鸿楷等粤军将领。从七次庭讯报道中所披露的供词、证据看，没有许崇智部粤军参与谋刺廖仲恺的一丝痕迹。

至于黄福芝背后，是谁发纵指示、出钱买凶，目前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当日陈炯明困守东江，势力日蹙，不排除有刺杀廖仲恺以削弱国民政府的可能。与此同时，因省港大罢工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25年7月10日开始，广州国民政府全面断绝省港交通，对香港实施经济封锁，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人就是廖仲恺，香港商人因利益受损而买凶杀人的话，也在情理之中，而物色杀手的任务，则委托给陈炯明的干将黄福芝。

陈顺等人是职业杀手，曾隶朱卓文部下。廖仲恺被刺当日，从陈顺身上搜出一张当票，证明陈顺此时手头拮据，他正是被黄福芝用金钱收买而作案。孙中山在世时，为驱逐桂系、驱逐陈炯明，常用朱卓文、梅光培这些人收编民间武装、土匪等组织“民军”，给予委任状，梅光培的“南路第一司令部”属于这种不正规的“民军”。朱卓文因被撤掉香山县长职务，介绍老部下陈顺、吴培到梅光培处当差。广州国民政府初立，实行统一军政、财政，梅光培的“南路第一司令部”行将撤销。凶手陈顺、吴培都是统一军政、财政的受害者，对廖仲恺怀恨在心，一旦有人出钱收买，乃下手杀人，一切均顺理成章。黄福芝这次收买朱卓文、梅光培部下杀廖仲恺，其计甚狡，既成功转移视线，又引发了国民政府内讧。

在廖案正式开庭之前，汪精卫操纵中央政治委员会，下达了不准廖案人犯延聘律师的决定。（1926年2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此案若有律师出庭抗辩，按“疑罪惟轻”的法律原则，郭敏卿、梁博恐怕都罪不致死。

廖案审判委员会主席卢兴原，广东新会潮连乡人，为澳门首富卢九第四子，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广州、香港、上海执业律师，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检察长，为当时声望卓著的法律专业人士。在宣判前，审判委员会其他一些委员“极力主张将梅光培、郭敏卿等一律处死”，卢兴原力持不可，指出“梅、郭等杀人罪状，证据未确，并谓若政府尚要法律，当按法律判决，若政府不要法律，余不敢冒此大不韪，盖政府背后尚有舆论，得不可并舆论而亦不顾。又据卢氏对某要人表示，若依法判决，梅可无罪，郭虽失检，纵有罪亦甚轻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至七月，第546页）

梅光培追随孙中山多年，在党内有强力奥援，最终缴纳3万元罚金后释放。粤军南路第一司令部参谋长郭敏卿，仅仅是给凶手陈顺颁发手枪执照而被执行死刑，为廖案中被冤杀者之一。从呈堂证供来看，郭敏卿只是用人失察，没有直接涉及廖案的证据。

汪、蒋为夺取党政军大权，将廖案侦查、审判用作排斥异己的工具，用政治审判取代刑事审判，粗暴践踏法律，取消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在国民政府初创时期已开创了恶例。不宁唯是，蒋介石利用廖案踢走党的领袖胡汉民，利用“中山舰事件”驱逐汪精卫，破坏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以党统军”原则，实际变成“以军统党”“以军统政”。1927年，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痛骂蒋介石为“新军阀”，可谓十分准确。失去“党统”以后，蒋政权的正当性必然屡屡遭到挑战。此后，反蒋最力的国民党将领，如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冯玉祥、李宗仁等，无一不是大革命时期蒋的老部下、老搭档。蒋政权早在1925-26年审讯廖案、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期，已经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何香凝一直“不明真相”

何香凝最想知道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谁，但她长期受汪精卫、蒋介石误导，到晚年都被蒙在鼓里，这是她漫长革命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在廖仲恺遇刺的最初一两年，何香凝按照汪、蒋定下的口径，认定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为主谋，这些人除朱卓文外不久都无罪释放或撤销通缉。1927年3月，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一次会议上发言，称从所谓林直勉亲笔口供中了解到，“通谋刺杀廖先生者，有伍朝枢、吴铁城、傅秉常、朱卓文、邹海滨、胡毅生等，陈其瑗亦有参加。”（《双清文集》下册第62页）林直勉出狱以后，已著文力证这一口供属于伪造。这个名单，若说是反对廖仲恺亲共政策，则比较合理；若说这些人都通谋刺杀廖仲恺，那真是天方夜谭。何香凝身处烈士家属地位，急于追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指控在法律上未免站不住脚。把政治上“反廖”歪曲为行动上“刺廖”，是汪、蒋玩弄的鬼把戏，曾庆榴教授已有翔实论证。

到1928年，魏邦平携子女游历日本，遇何香凝于俄国皇后号邮轮。据称，何香凝当时当面对魏说：“当年认你涉嫌主谋，殊不应该，真该说‘对不起你’。”（魏秀玲《先府君魏公邦平行状》，转引自曾庆榴：《国民政府与广州》第260页）

何香凝外孙女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书中说：“1950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养病，外婆正好去避暑，我们有很多时间聊天。我曾问过她：‘到底是谁杀害外公？’外婆答：‘黑手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黑手党’这个名词，因此印象很深。现在想来，可能是在整个刺杀活动中，国民党出场表演的人已经够多了，但幕后黑手还不清楚……”这个记载表明，何香凝至此依然不清楚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面对外孙女的追问，只能用“黑手党”这种含混之词来解嘲。何香凝一生中有许多讲话、文章谈到廖案，没有一次提到过“主谋正凶”黄福芝。了解历史真相之难，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