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爱国，果然更打动人

有一定剧透，请慎重决定是否打开

一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拼盘电影”。按照时间线，七位导演，七组演员，七个独立的故事，也有着七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忌讳。风格不统一特别容易跳戏。就像一本小说，东野圭吾写第一章，余秋雨写第二章，唐家三少写第三章，不敢说不好看，但肯定会吵架。

喜欢悬疑风的，会觉得后面狗尾续貂；喜欢文艺风的，会觉得两边肤浅庸俗；喜欢天马行空的，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在烂尾楼上搞装修。

再主旋律，也逃不脱规律。那么多观众走进影院，那么多学校顺手把它布置成了国庆作业，那它一定会成为七位导演、七个剧本的角斗场。

客气点能说“各有千秋”，但它其实已经悄悄分出了胜负。在社交平台上，在各种街谈巷议中，它们被切割成了三个方阵。位于第一方阵的——

是宁浩的《北京你好》和徐峥的《夺冠》。

二

葛优饰演的北京的哥张北京，是《北京你好》的主角。

一点儿也不伟光正，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岗位平凡，缺点无数：好吹牛，爱显摆，抽烟、打牌、违章……和老婆离了婚，和儿子也处不好，一个非常标准的“小人物”。

靠着天上掉下来的运气，张北京抽中了奥运开幕式的门票；因为载了一个脏兮兮的四川孩子，这张门票被偷偷“强卖”了。

在一番张北京“抓小偷”、小男孩“抢劫啊”的呼喊中，张北京挂着彩夺回了门票——在他看来，这是修复父子关系的绝佳道具，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入旁人之手。

而在最后，张北京却喊住了那位四川孩子，把门票递给了他。

“我要告诉你爸！”“我爸死了。”“你哪儿的？”“汶川的。”

“你咋不看电视？”“电视上摸不到栏杆，那是我老子造的。”

一枚“优秀农民工”的徽章，在男孩的脏衣服上熠熠生辉。

张北京，这个一身缺点的“老油条”，就这样，放弃了显摆了整整两天，视若珍宝的开幕式门票。

那一年，中国最重要的两件事，就这样被联结到了一起。

《夺冠》的时光是1984年。故事发生在上海。整个弄堂都在等待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

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东东家的电视机成为了大宝贝，大家搬来了桌椅板凳，茶水瓜果，像在期待一个盛大的节日：

但电视信号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少年乒乓队的东东，不仅是电视机的小主人，也是八级电工之子，全弄堂的信号担当。于是，在各种阿姨伯伯的呼吁下，东东在天台上守护着天线：

但天线就像是着了魔，只要东东一离开，就状况百出。

而这时，东东特别喜欢的一个小姑娘——小美将要出国定居，他特地准备好了礼物，打算认认真真地去送别。但那根该死的天线，阻挡了他转身的脚步。

小美被她妈妈拽走的时候，中国女排正离冠军一步之遥。东东放下天线，试图追上小美，但那些捧着收音机、盯着电视机的面容，让东东又决定跑回去：

东东架起天线，中国女排扣中了最后一个球。全弄堂都在欢呼。而东东看到归来的爸爸，嚎啕大哭。

哭泣的东东，弄堂里那些街坊邻居，也都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

我甚至觉得，如果后面没有“东东”和“小美”的成人版，没有吴京和马伊琍作为成功人士的再聚首，这个故事可能会更棒。

三

为什么人们会特别喜欢这两个故事？

因为在所有的七个故事里，这两个故事，最能代表“小人物”的爱国。

那些升国旗、搞两弹、上军演的经历，固然打动人，但终究不在大多数人能接触到的领域里。

那些奋不顾身、无限宽容、血洒戈壁的场景，多了一份高山仰止，但却少了一份亲近感，总有种“这人真伟大，但我遇不上，也做不到”的认知——只有张北京和东东，告诉人们“我碰到过这样的事儿”，以及“我也可以这样”。

张北京犹豫过吗？当然犹豫过。他看着这个四川孩子摇摇晃晃返回宾馆，直到他的身影快消失时才喊住了他。

东东纠结过吗？当然纠结过。他曾经放下天线去追小美，看到爸爸后，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家的电视天线太烂了。”

他没有表功，而是先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抱怨。

他们都有私心，也依然有着私心。他们并没有处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历史也不会记录下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就在那一刻，犹犹豫豫，但又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那时的私心。

也许他意识不到这就是“爱国”，但它就是属于“小人物”的爱国——属于我们许许多多人的爱国。

如果非要给个描述，那就是有那么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的那点破事儿不重要了。我们非得搁下它，才会觉得更踏实。

最后，张北京站在场外拥挤的人群中，对着大屏幕呼喊北京加油。

他肯定还会违章、打牌、吹牛，父子关系依然是他的难题。可能他这一天在喊“北京加油”，第二天在二环就骂“北京这交通X你妈的”——

如果说那些伟大故事是爱国的脊梁，他的故事充其量就是爱国的毛细血管、头发、指甲、颈纹……

但我们得承认，正是这样的平凡，才让“爱国”变得生动起来。

它未必全是伟大的传奇。它也是身边的故事。

一个背景声

爱国不是口号，也未必都会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