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宿命：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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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导言】由于反对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在初选中的强势胜利，近日以来阿根廷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动荡，股、债、汇市遭遇“三杀”。虽然总统马克里在选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但依旧难掩动荡宿命。阿根廷的宏观经济与政治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债务为核心的经济问题难以通过改革予以解决，这不仅受到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更与该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密切相关，以威权为特征的民粹主义政治和政权轮替中的“钟摆效应”与无效的经济改革互为牵制，造就了该国政治和经济长期动荡的宿命。

在8月11日阿根廷的总统大选初选中，现任总统马克里以出人意料的差距落败于反对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这一结果导致了阿根廷金融市场的巨大震动。次日，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20%，创下自2015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阿根廷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74.78%，并动用5000万美元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稳定汇率。另外，阿根廷股市主要股指Merval也下跌超过37%。为了应对选后的经济动荡，马克里随后宣布了多项经济措施，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减轻货币贬值的压力并重振国内市场，这些措施包括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薪阶层的征税门槛、冻结燃料价格、为中小企业纾困等等。受此提振，阿根廷经济动荡的局面出现趋缓迹象。

短期来看，本轮经济动荡源于市场对执行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前政府势力可能回归的恐慌。现任总统马克里属于右派，4年前他战胜了已经执政了12年之久的中左翼执政联盟所推举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当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大背景下，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放缓，民众对前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普遍不满，马克里被视作改革的希望。上台后他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了金融市场的管制并削减社会福利以减少财政赤字，通过回归市场和开放贸易的手段来改善经济。而此次在初选中获胜的费尔南德斯不仅是前政府和前执政党正义党的成员，更是由前总统克里斯蒂娜亲自推选的候选人和竞选搭档，出于害怕其上台后对金融市场再次实施管制，商人们与金融机构纷纷抛售美元，大量资本短时间内涌入市场，引发了通货膨胀，经济动荡随之产生。

但是究其根本，这次的选后危机揭示的是阿根廷周而复始的经济、政治双重动荡现象。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发展动力不足和债务问题与马克里政府对经济改革措施负面影响的预估不动荡的宿命：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阿根廷经济动荡的直接原因；纠缠联结的经济难题与政治不稳定则是造成阿根廷经济、政治持续动荡的深层原因。阿根廷的经济结构具有依附型、脆弱性的特点，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导的初级产品出口，尽管该国经济在世界上曾名列前茅，但是却属于一个农牧业大国。虽然农牧业初级产品的出口也带来了阿根廷加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意义不大。20世纪左右形成的中间阶层也未能给制造业的发展增加推力，他们受到当时保守的政治价值观影响，对工业发展并不感兴趣，反而依附于出口部门利益。到了20世纪末期，阿根廷开启了早期工业化进程，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并未使农牧业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生太大改观，因而经济发展也就未能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受到国内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这种依附型经济结构就具有极大的脆弱性。

其次，根深蒂固的债务问题是导致该国经济危机不断的核心隐患。阿根廷一直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受庇隆主义影响，1955年上台的军政府以及民主化后的民选政府为了安抚民粹主义诉求，只能维持庇隆政府的高福利政策，因此历届政府都选择了不断地印钞和借外债。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前夕，阿根廷外债总量已达到GDP总量的51.96%。随着美元升值以及美国基准利率的提高，阿根廷主权债务危机的“火药桶”一下子被引爆。截至2018年底，阿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超过80%，是拉美地区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阿根廷在偿付债务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困难，在1824年至1999年间，就有26%的时间处于债务违约或债务重组状态。信用问题因而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障碍，债务违约的历史让投资者望而却步，马克里之所以上台后不久就重启了与美国“秃鹫基金”的债务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债务偿还协议，就是因为这一举措将为阿根廷重返国际融资市场创造条件。

最后，本次经济动荡的经济因素还应包括马克里政府对其经济改革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预估不足。马克里的改革措施基本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倾向于为市场和企业“松腰带”，并采取削减社会公共开支和民众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这样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节省开支，从而减少财政赤字，最终达到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过快的改革下，大幅度的财政补贴削减造成了物价的飞涨和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从而引发示威活动。另一方面，改革政策并未能吸引来可观的投资，在严重的汇兑危机和比索大幅度贬值的打击下，阿根廷只得向IMF借贷，伴随而来的是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实际上，从阿根廷的经济问题中可以看出，该国的经济动荡与政治问题相互牵绊，经济危机的诱发因素中往往包含了政治因素，危机最终常以严重的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的加剧收场。阿根廷政治的不稳定表现在该国内政的两大逻辑之中——民粹主义与“钟摆效应”。在阿根廷的语境下，民粹主义就是该国的主流政治思想与运动——庇隆主义，该主义是阿根廷历史上的强人总统庇隆所提倡的一系列理念和政策，是传统大党正义党的指导思想。执政了12年的基什内尔夫妇与当前代表反对党联盟参选的费尔南德斯都属于庇隆派。庇隆主义以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和社会政策领域的正义原则为主要特征，前者促成了正义党籍总统执政期间的强势的执政风格，这一执政风格与正义原则指导下形成的高福利政策相结合，造成了阿根廷公共开支的难以逆转，从而阻碍了经济上针对财政赤字的改革，同时也是引发民众对紧缩政策剧烈反弹的主要原因。

其次，与庇隆派相形见绌的是庇隆派外势力的羸弱，在民主化后的历史中，只有梅内姆和基什内尔夫妇的执政历程相对平稳，这得益于于正义党的强大及其内部的团结。反观其他政党，同为传统大党的激进公民联盟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后就一蹶不振，马克里的共和国方案党则成立于2005年，在2015年的大选中联合了包括激进公民联盟在内的其他反对力量才得以胜选，马克里本人也是在2003年才初入政界发展。马克里执政期间国会内部执政联盟的少数地位，对推行改革形成了制约，是本次经济与政治双重动荡的原因之一。

再者，在阿根廷的政权更替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钟摆效应”的政治现象，意指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左右摇摆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左右轮替的现象不同于欧洲政治中基于某种共识的中左与中右政党的轮替，左右两派可谓毫无共识可言，左翼大多实行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采取干预主义的方式，对外国资本进行国有化并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反对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右翼则强调市场的主导性作用，主张金融自由，欢迎外国资本，同时在社会领域常常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由此可见，与欧洲不同的是，阿根廷的左右轮替中鲜有妥协与共识，这就造成了政策上缺乏连贯性，以及反对党力量的相对虚化。前者将会导致经济无法平稳发展，因为政策得不到坚持，即使是有效的改革举措恐怕也难现成效；后者则导致了政治格局的不稳固，而稳固的政治格局恰好是政治稳定和经济举措得以持续推进的基础。“钟摆效应”的政治现象反映的是阿根廷国内政治的非理性特征，政治力量缺乏相互尊重，经济政策上走极端，经济动荡因此与政治动荡相伴相生。

初选所引发的动荡似已平缓，但是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债务问题、改革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阿根廷的经济动荡必将持续一段时间。持续的经济动荡将会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但是如果能够摆脱传统的民粹主义政治和政权更替过程中的“钟摆效应”，无论是左派或右派、庇隆派或反庇隆派上台，都立足于温和的政治立场，保证经济政策的延续性，或许可以扭转经济颓势，去除新自由主义政策中的不合理因素，从而实现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而从有很大几率胜选的费尔南德斯所展露出的温和庇隆主义者形象来看，实现这一愿景也绝非没有可能。

参考文献：

[1]林华：《马克里能在大选最后阶段创造奇迹吗》，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9月12日。http://www.cssn.cn/gjgxx/gj_lmjj/201908/t20190814_4957162.html

[2]王萍：《“钟摆效应”拖累阿根廷发展》，载《环球时报》2019年8月17日第007版。

[3]张全:《阿根廷“再度哭泣”，难以摆脱经济动荡宿命》，解放日报网，2019年8月16日。https://www.jfdaily.com/journal/2019-08-16/getArticle.htm?id=276773

[4][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著，郭金兴译：《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第1版，第152页。

[5]《阿根廷的未来在哪？》，搜狐网，2019年9月8日。http://www.sohu.com/a/339547519_766286

[6]《聚焦：阿根廷新当选总统马克里》，新华网，2015年11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1/23/c_128458700.htm

[7]陈康亮：《金融市场遭遇重挫阿根廷经济将再次“哭泣”？》，欧洲时报网，2019年9月5日。

[8][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哈维·F·克莱恩编著，刘捷、李宇娴译：《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