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侵略文化发展的末路

中美关系，双方同为大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言其重要，这是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关系，对于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十分重大。

中美关系，双方同为大国，又是全世界很难处理的国际关系。这是因为：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具有明显的对立性，一个是秉持和平文化、信仰共产主义、主张平等、互惠的国家；另一个则是秉持侵略文化、信仰帝国主义、沉迷侵略、掠夺的国家。

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和平主体中国不爱好拉帮结派，缔邦约盟，喜欢交真成朋友，做好自己的事。而侵略主体美国老喜欢专管、爱管他国的事，不是这里插个桩桩，就在那里横个杠杠；同时还爱大搞结邦约盟。

在国家经济方面，和平主体中国喜欢利用、引进外资，务实地从事国家建设，而侵略主体美国更愿意输出资本，精于去算计他国，攻股市、控期货、击基金、宰利（汇）率，以虚拟手段获取财富。

在价值观方面，和平主体中国人讲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宁的生活即可；而侵略主体美国人总是高亢地鼓吹“自由、人权、民主”。

在消费方面，和平主体中国人总是勤俭持家，勤俭节约，勤俭建国；侵略主债权美国人却是贷款消费，提前消费，或者什么AA制。

……

中美关系，双方同为大国，还是全世界最敏感又难以棘手处理的国际关系。这是因为，侵略文化文明主体的国家总是要时时、处处为难和平文化文明主体的国家，即美国国家战略智库所认为的，中国为其战略对手——敌手的一种晦称。故而，在“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祸乱国体问题上给和平文化文明主体的中国制造麻烦；或者是在贸易、关税、汇率多方面压制。

这是因为：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主体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在战略上立足美洲，再踏平欧洲，碎片化伊斯兰后；再进军亚洲，意欲肢解中华和平文化文明主体。同时，其侵略实力的发展从横霸全球的霸权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国家恐怖主义——侵略文化发展末路，中华和平文化主体的发展之势锐不可挡，而侵略主体美国则盛极转衰，其霸权被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力量一天天的削弱，虽然其有超越全球的硬、锐、软实力，也难促成霸权的回归。

                                                                              一

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侵略，是人类贪婪、自私、寄生恶劣本性的集中表现形式。从人类有史以来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有史籍可考的侵略历史超过五千年之久。人类最早的侵略，发生于公元前3000年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居住着最早的苏美尔民族。“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之上也就是一部印欧人入侵者和闪米特人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区而展开的长达数千年的斗争史”。[1]这里所说的“入侵”，即是侵掠，也是侵略。

从历史的表现来看，“侵略”的简单定义，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发动有组织的杀戮与财物抢劫行为。

而现今国际公认的“侵略”，其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财富掠夺。

由于人作为高智慧生物，存在与一般动物所截然不同的思想、精神活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上天、土地、大型森林动物、飞禽以及人的自身，了解十分有限，在群体性生产、劳动、甚至侵略、掠夺的过程中，产生了若干的原始崇拜、原始图腾——原始宗教的稚形。在侵略行为中，原始宗教在侵略主体以及侵略客体中，都发生着凝聚力的作用。

人类侵略史，最早大抵出自公元前3000年时期，以印欧人和闪米特人侵略美索不达米亚，也是最早的人类侵略活动。以及苏美尔地区的萨尔贡一世帝国。那是带有兽性的贸易、抢劫、争战且长久持续的掠夺历史。

与此相联关的问题则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帕底赫（Abdi-Hepa）的名字来自西闪（米特族）语族——闪族人或闪族语是许多中东民族与语言的通称”。[2]能够初步肯定：闪米特人某一支应为犹太人的祖先，从而说明：早在公元前30世纪时候，古犹太人就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从侵略的意义出发，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古犹太教以及衍化出的基督教，具有侵略性，就不足为了怪了。

以公元纪年为界，公元以前远古时期的大侵略以攻城、略地、杀戮、并灭为主要表征。

从公元纪年开始，较完整意义的西方宗教——基督教产生，自产生时候起，便参与到侵略战争之中。古典时期的侵略，是侵略的发展阶段；除以攻城、略地、杀戮、掠夺、并灭为根本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创立的文化方面的宗教成份，作为侵略战争的“软武装”方式，也即攻击思想、信仰、精神的“武器”，直接参与到侵略战争之中，诱使用侵略客体降低抵抗，即假托“上（天）帝”之名，以此来降低侵略成本，获得更大侵略利益。

    细查远古或古典时期的侵略，其盛行和猖獗的地区，多存在于海岸不远的、且存在城邦、商品贸易的地区。

居集于内陆山川的陆地国家，其文明创造群体，所创造的文明带有以土地为根本生产资料的内陆农耕文明；反之，居集于海洋的岛国、半岛国的文明创造群体，所创造的文明则带有浓郁的海洋特质。

内陆文明的特质与海洋文明的特质存在很大的分野，其主要存在于：内陆文明的全部文明创造群体，多注重于内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经营的重点往往在于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关系处理方面。

海洋文明的全部文明创造群体，多注重于外部环境与资源的探索，经营的重点往往在于探索对外界的获（索）取，显现掠夺方面。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侵略、杀戮、掠夺、贪婪这类恶劣本性对于内陆文明全部文明创造群体而言，具有较大的摈弃性；反之，侵略、杀戮、掠夺、贪婪这类阴暗的本性对于海洋文明的全部文明创造群体而言，则具有较大的发挥性。

起于公元至中世纪古典式侵略活动，所具有的特点：范围广、烈度强、杀戮众，宗教开始介入侵略活动之中。

起于公元15世纪而开始的现代式侵略，是历史侵略的变异性发展与侵略文化的集大成。这个阶段以麦哲隆、哥伦布远洋探索性侵略，到直接性大侵略为开端。

所具有的特点：范围更广、烈度更强、杀戮更众、殖民地扩展甚多、奴隶贩卖，宗教侵略成为侵略军队的次先锋。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著《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时代》，对比了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但却忽略了航海的本质问题，那就是郑和的航海，与哥伦布、麦哲伦等海上强盗们的航海所存在的本质区别问题：郑和的航海，无论航行到哪儿，所传播的都是馈赠与入贡，友谊与和平；而强盗们的航海所传播的则是侵略与仇恨、杀戮与掠夺！

西方的“文明”人不可能深入了解古华夏不追逐利润背后的文化因素，以及对外航海侵略、掠夺的不道德根源。由此可见，西方人、特别是他们的学者，对于中华文化的知晓与了解，浅薄得可怕。

与古典侵略所不同的是，除宗教侵略方式介入之外，随着文明的发展，其他如经济、贸易、货币、文化方面，均成为大侵略者综合运用的侵略方式而实施侵略。

在人类存在的数百万年生存与发展史中，对于人性本性的改造与放纵一直交织而存在着。

侵略文化的形成源自于两个方面的交织：其一，宗教文化的转化。其二，在实施持续、长久的侵略行为中形成。

本著认为，所谓侵略文化：文明体系和平文化的对立成份，指在创造文明以及传承历史的进程中，基于发展的文明主体（国家）对非文化趋同性或同一性的其他文明主体（国家）施以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地持续侵占领土，掠夺、抢劫财富，奴役或杀戮被占领地人民的国家武装犯罪行为，籍此在文明主体内所形成并延续的思想传统与行为传统。

在这个定义中，言其有组织、有目的，就涉及到社会的宗教文化因素及其转变，在古代，以宗教来组织群体力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无论在任何国土，侵略文化的产生，不可否认，是基于人性幽暗、贪婪、享乐、自私的本性而来，但并不能肯定地说：是那些作为文明创造群体之中、曾经的社会政治文明导向群体群员们的贵族、权臣、纨绔子弟们，基于人性的贪婪、罪恶、丑陋、自私自利而刻意“创造”。

侵略文化的本质特点：

首先，侵略文化在社会逻辑行业领域存在的本质特点：

第一、侵略文化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反动性。

第二、侵略文化在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垄断性和掠夺性。

第三、侵略文化在军事上具有强烈的霸凌性。

第四、侵略文化在文化上具有极大的摧残性。

对于秉持侵略文化的文明主体——文明创造群体的文化意义方面表现出的普遍特性而言，主要具有的本质特点：

第一、侵略文化对于文化非同一性的异族、异国具有强烈的排斥性。

第二、侵略文化具有强大的野蛮扩张性。

第三、侵略文化具有极大的国家犯罪性。

第四、侵略文化具有群体寄生性。

侵略文化的发展性 具有三方面的表现形式：

一、改进远古的、传统的又显性的杀戮、侵占、掠夺方式，为武力恫吓或小规模、少死人的局部战争，来替代传统的大规模战争侵略方式。这是基于人类、文化素养提高、进步的压力所迫使；绝对不能看成是传统侵略者们在修正其历史祖先的罪恶之上，进行改正。

二、传统侵略方式退却，取之而代的是新生性又隐性的、即以更隐蔽、更表现柔和，也更易于为被侵略客体人民接受的现代方式进行侵略。

三、侵略文化发生变异转化。侵略文化文明主体发生变异转化，是指曾经受侵略文明主体过于深重的灾难，唤起侵略主体及其子孙们自身潜在的良知或认知，反过来促使侵略主体子孙们发起对历史祖先大侵略行为的深刻自省与检讨，以此来促成子孙后代对于侵略文化的摈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就是这样）。

侵略文化存在两种形成形式：原生性侵略文化和文化异化性侵略文化。

原生性侵略文化，是指未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重大影响或不良影响，多以原住民为基础，而自然萌发的侵略思想，以及该思想指导下的侵略行为——财富掠夺、土地侵占，以此形成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原生性侵略文化的文明主体，主要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原生性整体移植）等，而其中以美国为侵略文化的集大成，并将侵略文化发展为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

文化异化性侵略文化，是指某一文明创造群体在汲取其他文明群体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份后，发生异化性改变而形成的侵略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异化性侵略文化仅古倭寇日本所独有。

美国文明，首先，从地域环境对于文明形态形成的影响而言，属于海洋文明体系；而且是属于侵略主体英国的侵略文化，在北美大陆生根，与母体的侵略文化并无二至。

其次，从文明体系内部包含的社会宗教特点而言，属于基督教文明。

其三，从文明体系内部包含社会发展性质而言，属于先进的科技文明，其存在已长达数十年，并引领着全球科技的发展方向。

其四，从文明体系内部泛文化性质而言，属于以侵略文化为内核所形成的社会文明。

其五，从文明体系内部所包含的社会政治文化（明）成份而言，属于社会政治文明导向群体自我鼓吹、自我标榜的“自由”、“民主”、“普世（适）价值”社会文明。

就现今侵略主体美国，其国家有良知的学者，也觉得美国是“超级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流氓超级大国”……可能是因为对于侵略主体美国在其国内自身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依然对世界行使横蛮霸道的国家作风，甚至对全球施以国家恐怖主义，而引起反感的缘故宗教参与侵略，是中东与西欧宗教产生的政治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与西欧、西方的宗教，并不是准确的精神文化，而是表现为社会政治的附属物而产生的，即不为煽动社会的精神而产生，而是为社会的政治所产生。

“‘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是十九世纪末美国准备向东方扩张所发出的一个信号”。[3]

这样的扩张信号，既表现为宗教的扩张侵略性；同时，又体现为大侵略者们发动大侵略，以宗教来美化侵略行为、遮掩侵略行为，使宗教成为大侵略的装饰物。

西方侵略宗教——基督教自产生的那一天，便产生了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与古犹太教发生对立。这可能是因为：耶稣创立的基督教，源自古犹太教，对于犹太教而言，存在一种另立门户式的背叛之缘。

其二，生活于凡尘的耶稣，暴力相伴，其死亡经历，更是血腥相随，变种血腥容易演化成仇恨的伏因。

此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自其产生的时候，就具备了不可调和的世仇对立，其根本原因是，它们同时都是具备政治性和侵略性的宗教。

西方宗教，导致了人的信仰狂热与精神病态，脱离了理性的支配，助长了强烈的侵略性。

在宗教学领域，侵略，又是宗教群体力量以脱离宗教根本的教旨、教义，所表现的异化性使用结果。

宗教的政治性，则是群体（个人）精神、心理、思想在虚幻的寻求中未能得到的安慰、解脱与满足，从而使人性贪婪本质：财富、安逸、寄生、私占、远离病痛、逃避生死又发生现实化的结果。

西方的基督教及其衍生的若干教派，虽有广泛的信众，但却很难从宗教本义上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超脱尘世，与世无争，获得心灵的清静，修炼自我。反而成为侵略、杀戮的兴奋剂。

侵略性的宗教与和平性的宗教，通过宗教的政治性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表现。即存在政治性的宗教必然具有侵略性，反之，不存在政治性的宗教具有和平性。

在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存在的几点根本不同：一、中国宗教，含中国道教、中国化的佛教，其起源的根本教旨、教义方面，尤其注重个人的思想、心灵的“修炼”，这种“修炼”通过具体的行为：打坐、参禅、悟道、云游来体现，既有个体独自的行为表现，也有出行、接触社会的群体表体，而且不存在丝毫的强迫性，所以从宗旨产生与传播的那天开始，就不具备、或言摈弃了宗教的政治性。

二、中国道、佛宗教与经济、掠夺、侵占无关，教徒多自称“贫道（僧）”，以真情坦诚获得别人施舍，与抢、盗、掠关联甚远。

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之相反，从产生的开始，群体的政治性便随着产生了。它注重的是以期达到群体的某种共同性：普世（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以此来进行各种群体活动或行动，就是群体最大的政治性表现。形成了群体大凝聚，从事所谓的“以上帝之名”抢劫、掠夺、杀戮便显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另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带有强迫性质的皈依，无论对群体，还是个体。这种强迫性质，也为日后宗教内部发生群体分裂与群体对立、或者引发群体冲突种下始因。

关于社会精神慰藉、充实的宗教，本不应该与社会的政治性搭界、纠缠，但宗教群体的本身就显现为一个社会，个人更是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社会的现实决定并支配着社会的精神。因此，当群体（个人）的思想、心理，很难实现精神化的慰藉与寄托——纯粹意义的宗教时。反之，将群体（个人）的思想、心理，在做到精神化的慰藉与寄托的同时，更是回到现实社会的不当索取——宗教的政治意义就产生了。具体则体现为：丧失群体（社会）基本公平正义的抢劫、掠夺——侵略。不论原始侵略、还是成形宗教，都是一样；当宗教群体的侵略行为发生以后，又反过来推动宗教的发展和信众群体的扩大。

当以宗教群体为实力的而组建成的军队，或以传播宗教为名，或直接对外发动大侵略时，宗教，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侵略性宗教。其宗教文化也转变向侵略文化改变、发展。

在巴勒斯坦，依然发生若干起阿拉伯伊斯兰宗教群体与犹太人（希伯来语：יְהוּדִים‎, Jews, Yhudim）之间的群体冲突，死伤无数。犹、阿两族的宗教仇恨过于深厚，化解太难。

这种表现，不仅限于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只要存在几种不同宗教的信众，也是矛盾重重，积怨难解。

从政治学说方面，如果说军事进攻、战场撕杀是刚性的政治；那么，宗教的怀柔与利诱，所产生的皈依，则是柔性的政治表现。

1943年，黎巴嫩即将独立，对于国家权力，不同的教派进行激烈的争夺，其妥协结果是：总统和军队总司令职位归属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议长和总理分别归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人士，议员和各部部长则按不同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随着人口结构与数量的变化，国民中伊斯兰教信众增多，穆斯林成员又要求扩大权力范围，并成为宗教群体斗争——国家内斗的导火索。[待续]

[1]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董书慧 译 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59页

[2]《耶路撒冷三千年》[英] 赛门·蒙提费欧里 著 黄煜文译 2013年台湾究竟出版社49页

[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 著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