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外包时代，你被平等了吗？

编者按：本期推文讨论了西班牙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外包倾向，及由此带来的性别分工和女性阶级不平等问题。对以往研究的积极观点提出挑战：家务外包只是降低了家务劳动的绝对而非相对性别差异，家务外包加剧了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阶级不平等。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01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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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家务外包可以减少夫妻双方家务分配的工作总量，缩小女性和男性在家务上花费的绝对时间差。但对家务劳动相对时间差的影响是否仍然显著？家务外包使得富裕家庭的女性家务时间相对减少，但如果家务外包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则可能会加剧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阶级不平等。

经济学议价模型将市场化家政服务视为家务劳动的直接替代品，商品和时间可直接互换（Becker，1981）。家庭决策取决于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家务外包使个人能够将时间花在其他活动上，随着个人潜在收益增加，外包变得更具吸引力。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工作时间和相对收入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然比男性多得多（Bittman et al., 2003）。因此，女性似乎从家务外包中获益更多，外包有可能会降低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在家庭之间，家庭收入与家务外包倾向呈正相关（Bittman et al., 1999; Lippe et al., 2004），因此议价模型预测家务外包集中分布在富裕家庭，且显著加剧女性家务时间的阶级差距。

性别理论强调了性别关系在夫妻中超越个人相对权力的重要性。性别理论认为，洗碗和熨烫不仅仅是个人想要避免的繁琐任务；相反，这些是日常活动和惯例，通过这些活动和惯例，性别认同和不平等得以实现。家务外包将减少女性家务负担而不会影响其性别基础，个体将重新安排其家务行为以符合性别期望。因此，家务外包可能会减少女性的家务时间，但并不会降低女性的家务劳动份额。

作者将家务外包理解为性别议价结果，提出议价能力和性别规范共同塑造了夫妻关于如何花费时间和金钱来完成家务分配的决策。

数据和方法

作者使用2002年到2003年的西班牙时间使用调查数据（Spanish Time Use Survey），将样本限制在年龄分布于18岁-64岁之间、且为异性恋的双职工家庭。

（1）Logit回归，以“目前是否雇佣了家政工人”为因变量，检验影响家务外包的相关因素。

（2）似无关回归模型，分别以夫妻双方的家务劳动时间为因变量，以是否购买家政服务为自变量，建立两个回归方程。该模型考虑到夫妻属于同一家庭，两回归方程的误差项相关。通过比较夫妻双方回归方程的雇佣系数，分析家务外包对家庭内部性别差距的影响。

（3）反事实模拟，以评估家务外包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阶级差距的影响。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假设不存在家务外包，估计目前家务外包的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对比以下两种情况：①根据观测到的数据，估算全部样本中女性每天的平均家务劳动时间；②反事实情境下，女性每天的平均家务劳动时间。

结果与讨论

家务外包影响因素分析

Logit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收入增加，家务外包的概率也随之增加，但是女性收入的影响明显大于男性，并且当女性收入较高时，家务外包更为普遍。反映了家庭内部分工潜在的性别关系。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幼儿的家庭购买家政服务的概率更大。除此之外，已婚夫妇比同居夫妇购买家政服务的概率更大。

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似无关回归

以下表3（Table 3）为夫妻双方每天家务劳动时间的司无关回归。根据模型1，随着男性相对收入增加（即，夫妻相对收益Earnings share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上升，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下降。这同时也说明了女性相对收入增加，会提高女性家务劳动的议价能力。比较模型1和模型2，控制家务外包变量，家务外包降低了劳动时间，但夫妻双方的相对收益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3进一步控制了夫妻相对收益和家务外包的交叉项，用于检验家务外包是否会改变其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务外包显著降低了相对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即降低了由收入带来的女性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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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的内生转换模型

以女性收入四分位数为分割点，将样本分成4部分。对每个小组的样本，①计算已观测到的所有样本的平均家务劳动时间；②假设不存在家务外包行为，采用内生转换模型估算目前购买家政服务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并计算小组平均值。比较观测值和反事实估算值，如图1（Fig.1）所示。

该图表表明，当家务外包变得可选择时，不同收入阶层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并且收入最高的女性变化最大。计算两种情境下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之间的差距，观测数据的差距为65分钟，反事实数据的差距为52分钟。即，在不存在家务外包的情况下，西班牙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将下降20%（13/65）。

（温馨提示：点击查看大图）

本文的分析结果强调了家务劳动分化的经济基础，虽然家务外包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但同时也削弱了女性由收入增加带来的议价能力，且加剧了女性之间的阶级不平等。家务外包与维持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性别规范强烈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家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