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国与希望之乡——中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探析

【谭渊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从13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名字便不时闪现在德语文学家笔下。但直至启蒙运动时代，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仍然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未知国度，在借助传教士报告、游记、丝绸、瓷器了解中国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想象、误读、故作惊人的描述也被叠加在中国形象之上，这些真真假假的“中国知识”共同构成德国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创作源泉。

而当德国作家塑造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时，也不可避免地传递出其西方文化的立场和对自身的理解，其结果是在德国文化界中形成一个巨大的“中国话语”———一个以对中国的认识为核心，但与其说与中国相关，不如说与欧洲文化本身联系更加紧密的认知体系。

因此，当我们讨论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既无法离开对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究，也无法绕过德国文化的自我定位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不仅要厘清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画卷，更要追问影响文学创作的思想动机、价值取向和隐藏在文学形象背后的欧式思维结构。

一、德国文学中的“赛里斯”———丝绸的民族

受古代希腊、罗马文献影响，德国人最早将出产丝绸的遥远的东方民族称为“丝人”———赛里斯（Sêres）。赛里斯首次出现在德语文献中大约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当时居住在圣加伦修道院的本笃会僧侣诺特克尔（NotKerｄerＤeutscHe）在翻译和评注古罗马哲学家波爱修斯的著作时，首次用德语提到了一个梦幻般的民族———赛里斯，它位于遥远的东方，以生产丝绸（拉丁语：serica）著称。此后，海因里希•勒弗（HeinricHｄerLove）在《卢西达留斯》（Lucidarius，1190年）、鲁道夫•封•艾姆斯（Rudolf von Ems）在《世界编年史》（WeltcHroniK，1240年）等历史、文化类书籍中也先后提到了赛里斯这个名字。

《卢西达留斯》

“赛里斯”这个名字的出现与东西方之间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就已经传入欧洲，并成为贵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古希腊人由此将生产这种华丽织物的东方民族称为“赛里斯”，即丝绸之意。

公元前5世纪末，曾担任宫廷御医的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远赴东方，游历了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他回国后写下《旅游记》、《印度记》等书，并在书中记载下了欧洲人有关中国的最早传说：“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

在此后几百年里，赛里斯人虽然也时不时被自认为处于世界文明之巅的欧洲人想象成红发蓝眼的巨型野人，但裹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和古罗马贵族身上的华丽丝绸还是让欧洲人更倾向于相信赛里斯是一个充满能工巧匠、贸易发达的国度。而在罗马人的想象和地理学中，赛里斯已经代表着世界的边缘，“这个遥远的位置使得赛里斯自然而然成为罗马人的他者，一个可以用来进行对比的异族”。

到罗马帝国后期，当基督教已经开始在罗马帝国内传播时，赛里斯甚至被描绘成人间天堂来反衬罗马的衰败：“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

这段摘自3世纪初《布讲福音的准备》的文字显然与现实中的中国并无多大关联，它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基督徒心中的理想国形象，折射出作者对罗马帝国崇拜偶像、贪淫好杀、法制废弛的不满。

此后约一千年的时间里，虽然来自中国的零星信息如长城围绕、天子统治、人口众多、社会繁荣等作为新增元素一步步丰富着欧洲对中国的朦胧想象，但由于东西方信息的隔绝，欧洲人对遥远中国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中，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直至13世纪初，德国文学家仍然将赛里斯作为一个遥远的异邦点缀在骑士文学中。

赛里斯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德语文学中开始于12－13世纪宫廷－骑士文学繁荣时期。1200－1210年间，著名骑士文学作家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WolframvonEscHenbacH，约1170－1220）在圣杯传奇和亚瑟王传奇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型宫廷史诗《帕其伐尔》（Parzival），全诗规模宏大，长达约2．5万诗行，讲述了青年骑士帕其伐尔历经磨练最终成长为圣杯骑士的冒险历程，这也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发展为主题的“成长小说”（Bilｄungsroman）。

Parzival

该书在第13章第629节提到慷慨好客的主人向三位骑士进献无比华贵的衣服，作者在此妙笔生花，围绕华丽的丝绸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作者写道：这衣服的材料是一位叫赛兰特的大师织就的，“赛里斯的名字就是由他而来”，赛兰特大师曾生活在一座名叫THasme的大城市中，“为了赢得尊敬和荣誉，他费尽心血发明了一种名为SarantHasme的绸缎”，“那么这种料子穿上身去是否华贵呢？你们无需多问，尽可放心，要弄到它可得花上不少钱”。

赛兰特大师的故事和赛里斯一词的来历一样无疑都出自沃尔夫拉姆的杜撰，但围绕赛里斯之名产生的文学虚构都紧紧围绕丝绸的华丽而展开，这清晰地反映出12世纪德国贵族社会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丝绸衣料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对德国人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丝国”。大约在完成《帕其伐尔》后不久，沃尔夫拉姆又开始创作以9世纪骑士故事为背景的鸿篇巨著《维勒哈尔姆》（WilleHalm，1210－1220年），在这部未竟之作中，他再次将赛里斯点缀其中。

在作品第7章第341节，沃尔夫拉姆描述了出现在决斗中的一些异教徒诸侯，其中有“来自赛里斯的埃斯卡利本”，“他经常秘密地从一位高贵的情人那里得到报酬”。

中国在此处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作者仅仅满足于将“赛里斯”作为一个遥远国度的代名词来为故事中的骑士冒险经历平添一点异域情趣，并没有赋予其更多的文学色彩。与之类似的还有12、13世纪从法语区传播到德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传说，在早期的德语版本中，赛里斯并没有出现，直至1285年左右布拉格宫廷作家乌尔里希加工创作亚历山大传记时才顺便提到“被称为赛里斯的那个民族，他们的国家无比美好”作为点缀。

尽管赛里斯在上述几部中世纪德语宫廷－骑士文学名著中都谈不上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它在作品中的出现却证明：对于12、13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言，赛里斯或“丝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德国人虽然对其所知甚少，却已经习惯于将它视为遥远国度的象征，并将其与华丽的丝绸衣服和异国风情的主题联系起来。

二、游记与传说中的巨富之国“契丹”

进入14、15世纪，随着前往东方传教者的增多和新航路的开辟，中西方信息隔绝的局面逐步被打破。一个被称之为“契丹”的东方国度逐渐出现在欧洲人视野中。“契丹”是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中国众多称呼中的一种，它并不仅仅只指10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起来的辽帝国以及中亚的西辽帝国（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Ｑara－KHitaｙ，即哈剌契丹），实际上直至今日，俄语中的中国仍然是“契丹”的发音。

这一称谓的长期存在折射出契丹人在历史上对中西方交流所做出的贡献。15世纪，德国诗人罗森斯普吕特（HansRosensplut，约1400－1460）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契丹大汗”的形象。其中一首

《祝酒歌》（Weinsegen）中这样写道：

现在上帝赐福于你，高贵的药膏……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契丹的大汗，

约翰长老，这三位富豪都无法酬答你的高贵，

难道我还会为此将你轻视？

德国诗人将契丹大汗视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之一，这反映出15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面貌的一种朦胧认识。这时，“代表中国的赛里斯渐为契丹（Katai，也有人译为震旦）所代替，这与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称呼是一致的”。

“契丹大汗”之所以作为巨富形象出现在15世纪德语文学中，归根结底还是源于欧洲人围绕赛里斯和契丹形象而建构的众多传说。

历史上，“契丹”作为大国形象传入欧洲早在马可•波罗访问蒙古帝国之前就开始了。

13世纪中叶，武功赫赫的蒙古人建立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一些蒙古贵族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也渐渐接受了当地的基督教。罗马教廷趁此机会向蒙古帝国派出了自己的传教士，试图扩大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影响，甚至期望使蒙古帝国皈依基督教并与欧洲国家并肩对抗伊斯兰教。为此，罗马教皇于1245年派出特使柏朗嘉宾（GiovannidePianoCarpini，1182－1252）拜见蒙古大汗，并在传教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柏朗嘉宾于1247年返回欧洲后，欧洲人通过他的《蒙古行纪》了解到“契丹人”的存在以及蒙古与契丹之间的长期战争。在柏朗嘉宾笔下，契丹“那里居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居民“都是异教徒”，“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一尊神，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报告中还提到成吉思汗对“契丹皇帝”发动战争，已经占领了契丹大部分领土，在围困“财富遍地”的京师时，富有的契丹人“用银锭，甚至已经融化的银浆袭击敌人”，最后，“契丹强大的皇帝被击败了，这位成吉思汗便被拥为帝”，但由于海水阻隔，“他们尚未征服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柏朗嘉宾在这里所记述的其实是蒙古人为吞并女真人在中国北方所建立的金国（1115－1234年）而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另外半壁江山”所指的正是直至1279年才被蒙古人最后征服的南宋地区。

时隔几年，于1253－1255年间奉法兰西国王之命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的威廉（WilHelmofRubruk，约1215－约1270）在报告中进一步将契丹与赛里斯联系在了一起：“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有人告诉我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铸成，城楼是金子。这些契丹人……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懂得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这些报告的出现都推动“契丹”承继古代欧洲人对“丝国”印象，以东方富国形象出现在中世纪欧洲人视野中。

不过，真正激发欧洲人兴趣的作品还是从14世纪开始风靡全欧的《马可•波罗游记》，尽管该书在可靠性方面至今仍存在争议，“书中的内容既荒谬又翔实”，真真假假的“无解之处多得不计其数”，但其影响力却异常深远，对西方之“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据这部自传性的游记所述，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在元朝初年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来到东方经商并受到元太祖忽必烈重用，他前后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久才重返故乡。

1298年，马可•波罗因海战失利被俘虏，于是在热拉亚监狱中口述了他到东方游历的传奇经历，狱友将其记录下来并送到热拉亚贵族手中后，马可•波罗此后很快就重获自由，因为热拉亚人正急切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位旅行家开辟与东方的贸易。从14世纪至16世纪，马可•波罗对“契丹”（中国南方地区）城市众多、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的夸张描述激起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兴趣。

由于马可•波罗常常用“数以百万”来描述中国城市特别是汗八里（北京）的繁华和大汗忽必烈的惊人收入，以致他自己也获得了“百万之家”的绰号。由于史学界对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至今仍有争议，加之传抄中的混乱使得原本就带有夸张色彩的中国游记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但《马可•波罗游记》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它在14世纪至16世纪所具有的崇高声望却是无可争议的。

此后风行的一些真假难辨的游记，如《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大都延续了马可•波罗的论调，将东方描述得富庶无比，这大大刺激了西方航海家到东方探险的欲望，如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近百个眉批，对提到黄金、白银、瓷器、香料的地方一一做上了记号，并特别对汗八里、扬州、杭州几个城市的通商潜力做了评论。有趣的是，继1492年哥伦布把他所到达的美洲新大陆当成是印度之后，1497年英国探险家卡博特父子也在率船队向西北航行时把他们所发现的纽芬兰当成了契丹，约翰•卡博特（JoHnCabot）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大汗王国的大片陆地”，“如果不是船主和水手们反对，他就去契丹了”。1576－1578年间，英国还出现了一个名为“契丹探险”（CatHay venture）的冒险计划，意图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便捷航线，连伊丽莎白女王也参与其中。直至19世纪中期，英国才最终放弃了开辟西北航线的探险计划。

而在德国土地上，《马可•波罗游记》同样掀起热潮。在古滕贝格（JoHannGutenberg，约1400－1468）于1454年左右奠定现代印刷术后不久，《马可•波罗游记》德译本就被印刷了至少两次（1477年和1481年），使得契丹的繁华在德国广为人知。因此，“契丹大汗”作为东方巨富出现在15世纪德国文学家笔下并非偶然，而是直接反映出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和《马克•波罗游记》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体现出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欧洲人对东方世界所蕴含的巨大财富的一种渴望，正是这种渴望激起了欧洲人开拓新世界的热情和16世纪开始的欧洲殖民运动。

三、“约翰长老”与德国人对东方的宗教幻想

罗森斯普吕特诗歌中的另一个巨富形象“约翰长老”其实也与中国历史有一定联系。“约翰长老”是欧洲有关东方宗教的另一个古老传说，它出现在12世纪，其产生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当时，欧洲基督教势力虽然通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在地中海东岸建立起一些小国并夺取了耶路撒冷，但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围攻下已日显颓势，无力与穆斯林势力争雄。

1144年，塞尔柱土耳其人灭掉了埃德萨伯国，并还在继续吞噬十字军占领的地盘。正在此时，中亚传来了穆斯林统治者遭到沉重打击的消息。1145年，叙利亚主教派信使向教皇尤金三世（Eu－geneIII）报告了这一消息，巴伐利亚的弗赖津主教奥托（Otto von Freising）亲历了此次会见。据他记载，信使宣称“在波斯与亚美尼亚以东的世界最东方”有个富饶的基督教国家，最高统治者是基督徒长老约翰，他战胜了波斯人和米底亚人，夺取了厄克巴塔那（Ecbatana，今伊朗哈马丹），并且急于援助十字军，但是由于底格里斯河遇到暖冬没有结冰，军队迟迟无法渡河，统帅又不幸得病，大军只好暂时撤军东返。

其实，关于在遥远东方有基督教国家存在的猜想此前已在欧洲流行了几个世纪，早就有人相信耶稣门徒之一的圣多马曾到印度传教，但是这个新消息来得实在是恰逢其时，令正处于绝望中的欧洲君主欣喜若狂，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期待着能早日与这位东方盟友会师，扭转与穆斯林的战局。欧洲君主随后组织起了第二次十字军（1147－1149年）。虽然这次东征仍以失败而告终，但约翰长老的王国已成为了欧洲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希望之乡”。

马可波罗

然而事实却与传说大相径庭，击败穆斯林的，其实并非传说中的某个东方基督教国家，而是由契丹人在中亚建立起来的西辽帝国。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统治包括北京、大同等地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达200多年。

​在女真部落建立的金国崛起后，原来称雄东亚的契丹人在辽国故土无法立足，在保卫南京（今北京）失败后，辽皇族耶律大石被迫率余部西迁。1131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今新疆境内）称帝，此后通过一系列征战建立起幅员辽阔的西辽帝国。1141年9月，开国君主耶律大石亲率西辽军队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中大败塞尔柱土耳其苏丹桑加尔，并占领了西喀喇汗国都城撒马尔罕，塞尔柱土耳其从此退出河中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喀喇汗国、花剌子模国等都成为西辽附庸。

西辽大败土耳其苏丹的消息正是在这次大战之后被欧洲世界讹传成东方某个强大而富有的基督教国王战胜了穆斯林。同时，耶律大石的突厥语称号“葛儿汗”（又译作“古儿汗”、“菊儿罕”等）在西突厥语中与“约翰”发音相近，这可能就是他被十字军想象成拯救基督教世界的“约翰长老”的原因。

1165年，德国甚至还出现了一封据说是约翰长老亲笔写给欧洲君主的信。根据一些抄本中的引言所述，该信是由拜占庭皇帝转交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23－1190）的，有些抄本结尾还注明：“此信由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1177年夏，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III，约1100－1181）还曾亲自向约翰长老写了一封回信，并声称委派自己的管家兼医生将信送往东方，这更使“约翰长老”名声大噪。约翰长老在其信中吹嘘自己是王中之王，统治着从日出之地到巴比伦沙漠的辽阔地区，在财富、道德和势力方面超过了大地上的其他所有国王。

信中还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宫中许多重要职位都由高级教士担当，“宫廷总管是个宗主教、国王；司膳总管是个大主教、国王；内侍总管是个主教、国王；御马总管是个国王、大主教；厨师总管是个国王、修道院院长”，而国王约翰自己则宁愿选择“长老”这样一个低微的称号来表示谦卑。这封信在今天看来漏洞百出，但在中世纪欧洲却曾广为流传，仅保存下来的各种语言的抄本就超过250份，欧洲人在约翰长老身上寄托的宗教复兴希望由此可见一斑。但如此大规模的宣传一个子虚乌有的东方王国，其背后是否还隐含着其他目的呢？

首先，那位所谓的译者———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CHristianvonMainz，约1130－1183）绝非等闲之辈，而是皇帝腓特烈一世的重臣，在皇帝与罗马教皇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同时，“约翰长老”也并非那一时代传说中唯一一位来自东方的基督教国王，就在那封书信出现前不久的1158年，意大利米兰城在拆除一所教堂时发现了三具古尸，有人认为他们就是《新约》所记载的在耶稣降生时最早从东方前赶来朝拜的三位国王，也就是宗教节日“三王节”所纪念的对象。

1164年，腓特烈一世将三具遗骸“赠送”给他的意大利首相、1162年为其攻陷米兰的科隆大主教赖纳德（Rainald von Dassel），后者将其隆重安葬在科隆大教堂中，这一举动在科隆大教堂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提升了科隆大教堂在宗教上的意义，吸引来大批朝圣者，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此时，腓特烈一世正致力于振兴骑士制度、在欧洲建立世俗君主霸权，他最大的对手正是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腓特烈一世为此曾多次远征意大利北部，而将科隆提升为早期基督教君王们的安葬之地和祭祀中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抗号称建在耶稣门徒彼得墓地之上的梵蒂冈教廷，如此一来，世俗君主以此为中心统治世界也就顺理成章。赖纳德为此还策划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如编造出三位国王的生平和圣迹，说明其遗骸是如何从东方来到科隆。

时至今日，1月6日的“三王节”仍然是德国重要的宗教节日。而所谓东方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的来信”也体现了王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因此信中才会提到大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在约翰长老的宫廷里都毕恭毕敬地为国王服务，自称“长老”的国王尽管并无显赫神职，但实际上却担当着东方基督教领袖的角色，称之为“教皇约翰”也并不过分。而编造者为了使这封信显得更具可信性，还故意说这封信是先寄给拜占庭皇帝，此后才转给腓特烈一世的，并且“由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而历史上在赖纳德去世后接任意大利首相一职的恰恰就是克里斯蒂安。

因此，“约翰长老的来信”极有可能是赖纳德、克里斯蒂安一伙编造出来的宣传品。有趣的还有罗马教皇的反应。教皇其实只需派人到拜占庭一问就可以戳穿这封信的真假，但他却在这封信出现12年后才装模作样地给“约翰长老”回信，其时机也同样耐人寻味。此前在1176年5月的莱尼亚战役中，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刚刚决定性地击败了老对手腓特烈一世。1177年7月24日，腓特烈一世被迫在威尼斯跪倒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并亲吻教皇双脚，以示对教权的臣服。

就在此时，教皇开始煞有介事地给那位子虚乌有的东方基督教的代表“约翰长老”回信，这本身就意味着只有教皇才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代表。为显示教权高于王权，亚历山大三世还特地提到约翰长老曾表示要派人到罗马建立祭坛、学习天主教信仰，他加入这个更属子虚乌有的情节无非是想让欧洲人看清：只有罗马教皇才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心知肚明的教皇非但没有驳斥“约翰长老来信”的存在，反而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使得“约翰长老”的神话成为中世纪德国土地上有关东方传说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

13世纪时，“约翰长老”的神话在欧洲基督徒中已广为流传，罗马教廷和欧洲君主向东方派遣的使节无不在东方积极寻找“约翰长老”那片充满希望的国土。柏朗嘉宾在《蒙古行纪》中记载有约翰长老率领军队迎战蒙古军队并将其驱逐出大印度的故事。鲁布鲁克则在《东行纪》中宣称已经被蒙古人征服的乃蛮人“是那个长老约翰的真正臣属”。在马可•波罗笔下，这个传说又变为成吉思汗为强娶约翰长老的女儿而攻打了他的国家，结果约翰长老阵亡，成吉思汗占有了全部领土。

而在《曼德维尔游记》中，作者不仅煞有介事地对约翰长老的国度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而且还大肆吹嘘“祭祀王约翰的土地上物产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其大无比，被用以做成盘子、碟子和杯子诸等器皿。亦有无数其他奇珍异玩”。在这种氛围下，诗人罗森斯普吕特将“约翰长老”与“契丹大汗”并列为东方巨富来描写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17世纪末，欧洲人才彻底认识到“约翰长老”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而此时欧洲各国的实力也已今非昔比，无需再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约翰长老”身上了。而“约翰长老”故事的演变过程无疑反映出了中世纪欧洲的东方观，也折射出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社会心理。

四、结论

从“赛里斯”、“契丹”、“约翰长老”在历史上所承载的社会话语可以看出，欧洲人建构中国形象所依托的“中国知识”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结构，而是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特征，它也并不仅仅只与中国相关，而是与各种时代潮流相结合、处在社会内部的动态循环之中，它更绝非仅仅只停留在著作、报道等固态的承载物上，而是始终与某些社会活动和社会功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断从知识转化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并在从一个承载体进入另一个承载体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编、被利用、被消费，在发生一定社会功能的同时与欧洲社会产生紧密联系。

这种社会功能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变迁时必须由“中国知识”的传播轨迹入手，从传播史（知识的传入）、接受史（欧洲知识界的反应）、再现史（加工与再创造）、功能史（形象的社会功能）四个历史维度展开对形象变迁的梳理。因此，在研究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我们一方面不必过度纠缠于“诗与真”的辨析，但另一方面又有必要探究人物、情节、描写的准确来源，从而对历史上中国形象的建立、传播、影响建立起全面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