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经济高度依存，为何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呈现非对称性？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中德关系可谓飞速发展。政治领域，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频繁，赋予中德关系“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和“创新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在经济领域，中德双边贸易额一直占中欧贸易的近三分之一。中国是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外资和技术引进来源地。

2014年，中德贸易总额达1539亿欧元。2015年3月，德国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大力支持由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并于4月1日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文化方面，两国之间交流频繁，目前有3万余名中国学生学者在德学习和研修，德国赴华生数量2014年度超过8000人，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除此之外，两国在伊朗核问题、气候、环境、能源等全球性问题上密切合作。可以说，近年来中德关系“从未如此亲近过”。

中德间的频繁互动，使2014年默克尔的访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德国热”，中国对德国的好感度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中国，除了2007年默克尔会见达赖和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短暂影响中国对德国的看法，中国民众对德国的国家形象评价一直居高不下。

尤其近年来，在新浪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一些关于褒扬德国的文章被广泛传播，德国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被广泛赞扬，德国企业高质量的产品被热烈追捧，德国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被高度评价，在这些评价中，出现了过度理想化甚至神话德国的态势。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德国民众中，中国的国家形象依旧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美国皮尤（ＰＥＷ）公司近年连续调查各国国际形象，均显示德国人是欧洲大国里对华看法最为负面的。2014年对中国有好感的德国民众只有28％（见表1），持负面态度的比例却高达６4％，在被调查的44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五位。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对中国的正面印象相对较低，几乎排在对中国有好感西方国家中的最后几名。第二，在西方国家中，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对中国形象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不仅远低于英国等新教国家，也低于法国、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第三，从历史的德国来看，近年来中德两国政治的互动和经济上的合作却没有带来德国人对中国情感上的亲近，甚至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从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国家形象的建构和评价，从来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因此，带着以上问题，本文将分别从德国角度和中国角度两方面来分析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原因。从德国角度出发，本文从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作为历史的德国三个维度分析处于不同角色和身份的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原因。这样划分的原因是，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上有更多共性，因此在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竞争、贸易合作、知识产权等经济议题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有相同或相似的视角，同时也有德国独特的视角。

以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为维度进行考察，是因为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更多共性，因此在看待中国发展模式、人权、法治等议题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相同或相似的视角，同时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独特视角。

以历史的德国为维度进行考察，主要是从德国的政治文化、特殊的历史以及德国对中国了解程度的变化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变与不变的原因。这样划分并不是说，其他西方国家在价值观念上与中国没有明显区别，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模式上与中国没有明显区别，而是考虑到，一方面是为了突出不同身份的德国看待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同角度，另一方面是为了尽量避免重复，寻找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动态和静态的影响因素，以及它看待中国国家形象的持续性和变化性，兼顾共性和特性。

从中国角度出发，本文将从中国的多重国家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三个维度考察影响德国对华认知的中国因素，并以此出发，对未来改善德国民众的对华认知，提高中国国家形象做一些思考。

一、德国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德国因素分析

（一）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上的利益考量左右对华认知

1．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模式差异使德国人不认可中国发展模式

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201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谢滔教授在分析一份来自35个国家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中发现，决定一个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其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较低的国家，相对排名高的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要更高。以2015年最新的皮尤调查为例，对中国持积极评价的人数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及拉美地区的比例要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北美以及欧洲地区。其中，在参加调查的40个国家中，对中国持积极评价的前10个国家，无一不是发展中国家。

这主要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仅赶上并且超越了德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社会福利等物质方面依然有很大差距，国内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较大等社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吸引力。

中国和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德国经过200多年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依然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且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巨大压力。因此，尽管高达半数的德国民众认为中国将会代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甚至“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看法却很矛盾。德国《时代》周报就批评说，资本主义和集权统治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对西方而言越发成为政治和智慧的挑战，经济上的挑战更毋庸置疑。《明镜》周刊甚至提出，中国通过对西方的具有攻击性的贸易政策和对非洲和拉美的廉价贷款。

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持有质疑态度：“怎么可能恰恰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统治中……实现经济繁荣呢？人们每次到中国的时候都会这样问自己。……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中存在的矛盾会终止其增长，或者至少会使其增长缓慢下来。”

媒体是德国民众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作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明镜》周刊这种论调对普通德国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如果人们获得的是二手信息，那么他们当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提供二手资料的媒体的影响。”

2．经济合作密切带来的分歧与纠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建立为全球经济带来活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面评价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2013年在英国ＢＢＣ公司与全球调查机构Ｇｌｏｂｓｃａｎ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25个国家的调查显示，金砖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持正面态度的比例普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从中国获得的大量投资，不仅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就业，盘活了部分濒危企业，增加了税收，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总体也比较高。

对德国来说，尽管近年来中德经济相互依存度逐渐增强，但是德国企业和民众对中德之间的经济竞争、经贸合作、投资等经济议题的看法受国内利益影响，评价也非常复杂。首先，中德两国经济结构相似，近几年来中徳两国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增强，德国看待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前，德国对中国对评价较为积极，因为中国市场的迅猛增长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商机。

但是德国很快认识到，两国都是制造业大国，都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两国在争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存在竞争，同时伴随着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德国，中德间经贸摩擦加剧，于是对中国的恐惧增多，很多德国民众将中国看作只顾追求经济利益，无视产品质量、不尊重知识产权以及肆意恶化环境的不道德的竞争者。

其次，即便近年来中德经贸往来频繁，双方都从经贸合作中获益，但是德国民众对获益群体和获益程度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作为中国吸引投资的重要来源国，德国是欧盟国家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德国企业超过2500家，但在中国投资最多和获益最丰的是德国的经济大省和大企业。

例如，巴伐利亚州是德国经济实力最强的联邦州之一，该州企业对华投资踊跃，涵盖了汽车、机械、新能源和金融等众多行业。巴伐利亚州目前已有400多家企业在华投资，投资方包括了西门子、奥迪、宝马和曼恩等大公司的大手笔投资项目。

仅以大众一家公司为例，迄今累计在华投资就已经达到了124亿欧元。从巨大的双边经贸中获利最多的，主要是大众、阿迪达斯等大公司，中小企业获利较小。而德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因此，就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但没觉得自身从中德经贸合作中受益，反而常视中国为威胁。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ＧＩＧＡ）以及德国民调机构埃姆尼德（ＴＮＳＥｍｎｉｄ）受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委托进行的一项针对2600多名德国民众的问卷显示，58％的德国人认为，本土制造商受中国产品排挤。

35％的德国人认为，两国都得益于技术合作。但是42％的德国人觉得德国在这方面吃亏，获益不及中国。

再次，在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上面，尽管德国之声中文网对600个德国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浓厚，而且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但同时，他们的中国印象也并不总是积极。比如，在打算进军中国的中小企业中，有多达54％的企业认为中国伙伴不可靠。所以只有5％的企业打算建立合资企业。

在另外一份由德国商务咨询公司施道芬（Ｓｔａｕｆｅｎ）和巴伐利亚中国论坛（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ｕｍＢａｙｅｒｎｅ．Ｖ．）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存在不信任，７9％的参与调查德国企业担心与中方合作就必须转让技术，四分之三的德国企业在调查中认为，品牌保护和产品专利权益方面存在的风险是阻碍与中国伙伴进行产品开发合作的因素。

（二）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以文明模式和文化差异为根据的价值判断建构了被异化的中国形象

从文明的模式来说，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这种文明的差异经常被欧洲国家无限放大，甚至以此将中华文明视作欧洲文明的对立面，建构了一个被异化的中国形象。欧洲普遍将欧洲现代文明视作“普世价值”“普世规范”，将中华文明视作一种异质文明，从根本上不同于欧洲文明。在理念上，《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认为，欧洲现代文明模式可概括为八个特点，即程序理性、强势社会、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人权优先、民意为大、民主至上、自我中心。

这与中国尊崇结果理性和实践理性，强政府、群体主义、“和为贵”、发展优先、民生为大等文明特征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些理念的差异在很大层面上使欧洲人强化了欧洲作为“道德高地”的心态。

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欧洲提出以“规范性力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积极推行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许多欧洲人相信，通过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中国可以“顺利地转向一个稳定、繁荣、公开的国家，它将全面地接受民主、自由市场原则及法治”，但是，中国政府对人权、民主、法治内涵的理解与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以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必然会被归入人权和法治缺失的非民主国家。在这种标准影响下，中国的法治、人权、民主等问题经常被媒体无限放大，影响民众对中国的态度，阻碍中欧关系发展。

以德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看法为例，除去政治和利益的因素，德国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受很强的价值观念影响。在德国人看来，达赖喇嘛集他们所崇尚的价值和理念于一身，是引领后现代西方世界的精神领袖，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就是对那些普世价值的尊崇和贯彻。

至于中国在全球的政治活动，华为2014年的调查表明，只有四分之一受调查的德国人对此持积极评价。、

比如，在对非洲的援助问题上，一些德国民众认为，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强制非洲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具体来说，中国政府所理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制度下长期行使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中国政府所理解的人权既是个人人权，又是集体人权，即“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德国人对西藏问题有情感和价值观的亲近感。

二战后变化的政治现实激起了德国人对其他文化

（尤其是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兴趣，导致西藏被神化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达赖被看作是“同情、宽容、非暴力、和平和世界团结”的象征，这些都与德国的价值观相契合。

反腐和优化政治领导，将使西方在非洲国家的良政努力泡汤。在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等问题上，德国对中国也一直持批评态度。

在皮尤公司2014年的调查中，德国民众认为中国不尊重个人自由的观点竟然超过94％，这一比例远超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位列倒数第二。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专制＋现代化”十分可怕，有人将其与“第三帝国”相提并论。200７年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的一份“亚洲政策”文件，公开对中国提出批评：“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中国成功崛起，不顾环保和人权标准贷款给发展中国家，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对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

不过，德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并不这样认为，例如，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用西方民主的宪法标准去衡量中国……，并且要求中国实现它还无法达到的那些人权标准，这是狂妄自大的表现”。

相对于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来说，德国文化中重程序而非结果、从理性而非感性看待问题，以先验论来理解中国的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他们的中国观和对华政策。欧洲人看中国，总有一种律师看商人的心态，防范和规范中国，也是自然的，因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超越欧洲知识体系和理解把握能力。

这种看法在德国最为明显。这一点就不同于没有成文宪法、信奉实用主义的英国，也不同于具有较长封建传统的法国，在价值与利益面前，他们更懂得自我调适。而在德国，批评中国成为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正确”，甚至成为政治活动中的潜规则。另外，德国市民社会发达，各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利益集团、公民志愿性社团、公益组织、宗教社团和组织遍布德国，他们经常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与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所以像中国有些持不同政见者自然被很多民众视作中国市民社会反抗所谓专制的代言人，在德国受到追捧和支持，普通民众也会在德国媒体的渲染中，因一些个案而对华产生负面看法。

本质上来说，德国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依然逃脱不出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专著《东方学》里所讲的“东方主义”的窠臼。

近年来，一些德国学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思。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ＤＩＥ）等多家智库的研究指出了西方部分媒体和民众对于中非关系存在的错误认知。它们认为，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中国对非的发展援助新理念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可。

是西方“用于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大部分时间里，‘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东方）是与‘ｔｈｅｏｃｃｉｄｅｎｔ’（西方）相对而言的”，西方学者对“他者”文明进行定义和构建，其目的在于彰显自我的理性、权力和价值，并以此实现强权政治，强调自我主体的优越地位并期望永远保持下去。

这种东方主义的认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信条，它采用二元对立的眼光看待东方，并造就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同时又支持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时至今日，欧洲中心主义虽然变换了表现形式，但却一直都以优越立场在世界范围内潜伏，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人们心底深处，制约着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

在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东方主义的思维依然在很多德国人心中作祟，“中国过去是而且仍旧是处于绝大多数欧洲人和德国人经验范围之外的国家”，通常没有被“纳入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即便德国人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彬彬有礼、重视集体和家庭观念以及等级制度的一个传统型的国家，但是“由于难以把握那种异样的价值模式和行为方式而引起的激动情绪和不安全感很容易转化为畏惧、排斥和反感……对于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有这种兴趣的话———总是具有一种或更趋于理想化、或更偏于诋毁的非理性特征”。

德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消极态度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改善国家形象的努力。

以孔子学院为例，尽管中国在德国已经建立了十几所孔子学院，但是其效果却不尽人意。一些民众认为，“只要中国政府还在通过审查和威胁来压制棘手的话题”，那么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中德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严重影响了两国的政治互信。目前两国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主要建立在一系列密集的协商对话基础上，但是其形式大于实质，在国际舞台上很难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贸往来也经常受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影响。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福·洪鄂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德之间是一种“没有深层、共同价值观基础的伙伴关系”，这条横亘在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深壑是很难用经济利益来填平的。

（三）历史的德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使德国民众以“带入式”思维和“放大镜效应”看待中国不可否认的是，德国对所有国家包括本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比例相对来说都高于其他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民众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将之称为“国家与精神的分裂”，他在其著作中借用德国诗人席勒的话说，大多数人从来不信赖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远离政治，有自己的价值观。同样，德国民众不止对中国，也对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抱怀疑态度。皮尤公司2014年的调查表明，德国民众对美国持积极评价的人数为51％，远低于意大利（７8％）、法国（７5％）、英国（６６％）等国家对美国的评价。

特殊的历史因素是造成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一个因素。

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起国，曾经给世界人民带来严重的伤害。战后，伴随着经济文化复兴而来的，还包括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罪责问题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对纳粹主义出现的深刻反思。德国民众对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发动战争的那段历史、对希特勒在《德国宣言》里宣称的“以严格的纪律，力量和自我节制来实行”的革命深恶痛绝。

另外，二战以后，德国领土被一分为二，柏林墙成为分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符号，成为德国人永远挥之不去的集体回忆。特殊的历史道路，使德国不可避免地将历史记忆“带入”中国现实，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与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德联系在一起，进行类比，甚至将中国看作

“放大了的东德”，把中国看成德国的镜像，在里面照见了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不甚光彩的那段历史。矫枉过正导致的去军事化使得德国民众最不认可中国的军事崛起，以及外交的军事化色彩。德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也是如此。

“回顾充满痛苦的历史和当时德国没有人制止侵犯人权的做法，德国政府对保护人权特别敏感。”由于自己“痛苦的历史”和“对保护人权特别敏感”，所以德国人对“大规模破坏人权的行为”特别关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也最为激烈。德国的这种“代入式”思维给中德关系蒙上了阴影。其实，只要不抱偏见地对比一下中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形成的历史，新中国和前东德推行的政策路线以及两者不同的发展结果，就不难看出把中国与前东德混为一谈起码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在一些媒体推波助澜的报道中，这种观点在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民众中依然有很大的市场。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国家形象在德国的下降，恰恰是伴随着德国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加深而产生的。过去，中国在德国民众眼中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是一种因为缺乏了解而建构起来的较为神秘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形象，这种形象来自于民众对异域自然资源、风俗、气候、古老文化的新奇感。在马可·波罗眼中，东方的中国遍地珍宝，城镇繁荣；在歌德笔下，中国哲学至臻至善，先贤道德高尚；在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眼中，中国儒学发达，人民生活平实，而经历过

６8学潮的一代德国人，则对中国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想象，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

作一门科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推动老年人前进的现代化进步运动。在他们看来，东方的中国充满了魅力。中徳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贸往来扩大，文化交流频繁，人员流动增强，尤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德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加深，其中国印象也变得更加现实、客观，过去关于中国的不切实际的想象逐渐破灭。

尤其近年来，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显著增多，报道的内容也超越历史、美食、传统文化等，中国的政治事件、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信息时常见诸于报端电视。但是，媒体上的高可见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国家形象认知有促进作用，理解加深也不必然意味着信任增强。

相反，有时候一些摩擦冲突、突发事件会因为媒体的过度渲染而增加在德国的可见性，产生“放大镜效应”，左右民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即便是国家开展危机公关，在当地媒体上说明事实，也无益于改善当地民众中的负面情绪，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急于说明事实，而被动地陷入论战，最后反而事倍功半。

二、德国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中国因素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是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何看待中国不但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氛围以及利益关系。用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的话说，“我们对于中国（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反应，一部分是由那里的客观现实决定，一部分则是由我们个性中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决定的”。另一方面，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从来都是两个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国的多重国家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限制或制约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甚至造成国外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第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实力尤其是软实力发展的局限影响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虽然中国经济与30年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内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法治、民主等诸多问题，对外面临领土争端、海权归属、经济竞争等许多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掣肘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在国际社会里容易引起别国的紧张，甚至出现“经济越发展，形势越紧张”的安全困境。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软实力受损，这也是一般规律，尤其在没有其他国家垫衬的情况下———乌克兰危机后德国人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一定程度转移了对华负面看法。同时，相比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依然不足，并存在滞后性。2015年，英国知名杂志《单片眼镜》（Ｍｏｎｏｃｌｅ）发布的

2014／15《全球软实力排行榜》中，中国的软实力不但低于美国、德国等经济强国，也低于韩国、新西兰、意大利等中小国家。目前，中国的软实力在内容上主要借助

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非现代价值，在范围上主要影响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而在德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中国软实力发挥不论在内容上还是范围上所发挥的作用都很有限。正像有西方学者所评论的，“尽管中国在国际上塑造了一个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硬实力大国形象，但却常被描绘成一条在思想和观念全球化浪潮中游泳的小鱼”。

第二，作为新兴大国，中国调整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外交政策引起部分德国民众的不适。首先，从外交实践上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力扩大，中国政府对领土主权的坚定主张、对扩展与保护海外利益的迫切期望、对当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以及国家领导人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执政风格改变了德国人心目中传统中国的形象。德国等国家正在对中国“咄咄逼人”（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的外交政策产生警惕和防范之心。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改变现状，寻求成为地区甚至全球霸权国家。他们视中国发展道路为对欧洲发展道路的挑战，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冷战后对西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

其次，从外交理念来说，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德国对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期望加大。中国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在建设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上所面临的外在两难和内在紧张———既存在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矛盾，又存在作为严格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身份与谋求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身份之间的矛盾———限制了中国国际责任的发挥。

比如，在德国关注较多的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中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在对非洲援助问题上，由于中国坚持实施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而德国等国家则将援助与人权和民主状况国挂钩，双方援助理念的分歧使中国的对外援助行为在德国引起争议。

第三，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弱势地位制约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传播。作为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崛起，在西式话语霸权和宗教文明体系下，中国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ｙｏｕｄｏ，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ｙｏｕｄｏｎ’ｔ）的境地。加上长期受中国无为、不争的传统文化所影响，

中国外交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与西方国家牢牢掌握主流话语权相比，中国缺乏一套比较系统的、符合本国国情并为世界所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在对外表达的过程中，中国时常陷入一种被别人所定义或定位的被动局面。比如面对德国关于中国法治、人权、环境等方面的批评，德国媒体常常率先发难，先声夺人，形成对中国强大的话语压制，而中国常常被动应付，或者消极应对。

三、如何改善中国在德国民众中的国家形象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曾说，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难题。诚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常常互相冲突，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的成本放大好几倍。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消极认知无疑会阻碍两国间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在经贸、文化领域会造成或加剧冲突和摩擦，在政治方面影响双方的互信。

中国与德国之间，尽管经济差距、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体制与模式不同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德之间不存在利益契合点。事实上，两国有很多共同点，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认为，在战略上，如果将中国置于亚洲、德国置于欧洲的背景下看，就会发现，两国面临相同的问题，即对邻国来说，他们显得过于强大了。

在经济上，两国都是各自地区的稳定之锚，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带动了亚洲地区，邻国也从中受益。在欧元区，德国也是如此。中德两国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力都不建立在军事实力上，而是依靠各自的经济实力。在民族性格上，两国都是储蓄型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中德两国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很高。

从德国的角度来讲，增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需要在发挥中国主观能动性基础上，引导中德关系实现“共赢、共享和共识”。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作为西方的德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推动中小企业合作、通过投资德国关键地区，让中德经济合作更多普惠于德国民众。“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大国里最为兴奋的，不只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率先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更在于渝新欧铁路等将中德从欧亚大陆上铆合在一起，帮助德国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中国可借此充分加强中德之间的经贸合作，做到产业互补，优势互补。比如，在发展中德创新伙伴关系方面，近年来德国推出的“工业4．0”战略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两国可以在产业变革中发掘合作机会，把竞争转变为共赢，碰撞出新的经济火花。

中国可以通过与德国的合作进一步促进“新四化”，即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实现在交通、电动汽车、高端制造业、能源、食品安全、清洁水和资源效率等领域的合作，真正实现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提高国内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同时也会打消德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社会模式和未来发展的疑虑和恐惧，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第二，与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开展积极对话，在平等基础上塑造共享价值观。两国都关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都反对谋求霸权，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都主张多边主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尊重和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双方可以本着共同利益与共享价值，在双边、多边以及中国和欧盟关系框架内深化外交和安全领域战略合作，更加积极参与解决地区与国际冲突，就乌克兰、阿富汗、伊朗等问题进行密切沟通，就国际和地区危机以及环境、气候、国际发展合作、粮食安全、能源与资源安全等全球挑战进行定期交流。

第三，与作为德国的德国开展历史、文化交流，积极调动地方积极性，通过城市外交、文化外交等，加强中德人文感情纽带，特别是推动青年、学者以及“意见领袖”之间的交流，增强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可。

国之交在于民心通，只有民众基础上的理解与信任才能促成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与谅解。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利用中德合作新机遇，大力加强人文合作与交流，使“民心相通”成为实现“五通”的关键。同时，发挥青年、学者以及“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华为的报告显示，德国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开放，评价更为积极。在是否担心中国经济强大方面，仅36％的年轻人表示担心，而这一比例在年长者中占到51％。另外，在通过技术合作实现双赢的看法上，年轻人也表现出更为乐观的态度。通过交流，可以加强德国民众尤其是年轻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认同，减少对中国的消极评价。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不能仅仅依靠经济等硬实力，还要注重文化、舆论等软实力，不仅要重视对外传播，也要切实呼应国内需求。

为此，要充分做到“自立、自强、自信”。具体说来，首先，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发展中国家，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努力改善民生，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满意程度，这是国家形象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其次，作为新兴大国，推行对外政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施展智慧，通过对话、斡旋、妥协、搁置、国际法、多边场合等方式更容易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最后，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既要在实施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和制度、组织，将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理念融入其中，推进国家的软实力或巧实力，也要努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与故意抹黑中国的舆论做斗争。

中德建交40多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务实推动下，中德关系在历经波澜之后，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中国作为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关系不应只局限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官方层面的互动，两国的友好也不能完全无视价值理念的差异，而仅仅建立在彼此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毕竟基于利益的合作是短暂而不稳固的。未来，在巩固和改善双方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和“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的基础上，中德之间理应全方位地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