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探析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王晋新

原帖：http://his.cssn.cn/lsx/ywsx/201908/t20190830_4964689.shtml

　　摘 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系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的滥觞，也是当时最为主要的史乘之一。“官方史书”、原创性、引领性以及巨大的影响力是这部史著的主要特征。从其所涵盖的时间、记载的内容和编纂体例等各个方面而言，这部文献无论是对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社会历史加以探究，还是对加洛林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变革予以梳理和考察都是一部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虽然西方学界对此著述业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然仍有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

　　关键词：加洛林时代 大年代记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 “官修史书”

　　2013年，本人所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设定的重大招标课题“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和研究”获得批准。该课题初步设计对15种史料文献加以汉译，并集结为10部译著刊行出版。《加洛林编年史》（Carolingian Chronicles）便是其中一种。这部著述共收入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和《尼特哈德〈历史〉》（Nithard’s Histories）两篇重要文献。在本人依照各种史料文献所涉及年代而拟定的出版序列中，《加洛林编年史》为第二种，然实际上，它所辑入两篇文献却是本人接触最早的加洛林时代年代记类史料文献。笔者仅就汉语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管见。不当之处，尚祈各位方家指正。

　　壹

　　很早以前，在学习、教学过程中，自己便知晓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史料。所谓“知晓”，即仅仅是知道其名称而已，对其内涵则一无所知。自世纪之交以降，本人研究重心开始向西方文明的形成与早期西方文明史研究方面倾斜。恰好，受上海三联书店之邀，自己将比利时史学大师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所著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迻译为中文。该著所引用的浩繁史料文献中，相当一部分出自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是本人与该文献内容的首次接触，并对其学术价值有了初步感悟。但因未直接阅读其文本，故还只是一种间接的体悟而已。

　　2010年前后，本人开始对法兰克加洛林时代史料文献产生愈来愈大的兴趣，这主要是研究、教学的急切需求使然。在阅读英美学界关于这一时代历史和相关史料文献状况之精妙论述的过程中，我获益匪浅，收获良多，颇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而在检索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史料文献的收集、整理状况，阅读国内学界对法兰克加洛林时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评价论述时，则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即收集、整理匮乏，分析、判定粗鄙简陋。英美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成就的丰富多彩，使我感到对学术研究前沿状况加以密切追踪和研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当需对加洛林时代的基本发展脉络、具体事件、人物加以认知时，自己几乎全部仰赖于当代英美学术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和表述，距史学研究需建立在掌握原始一手史料基础之上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而自己所能为学生布置的中文书目中，也仅有一部汉译的《查理大帝传》。基于这些体悟感受，一个念头便在心中萌生并愈发清晰，即挑选一批加洛林时代的基础史料，尽快地迻译为中文，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与尼特哈德《历史》便成为本人的首选。恰好当时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朱君杙将美国好友为其所购得的《加洛林编年史》一书摆到案头，自己便决意动手付诸实施。

　　至2013年初，本人以一人之力完成《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和尼特哈德所著《历史》及《圣伯丁年代记》三种文献的迻译初稿。在这些实践中，我既对当时各种史料文献的基本面貌、结构和内容有了直接接触，对其行文和文风有了间接体认（这主要是因为本人所选迻译底本皆为英美现代学者的英语译本）。同时，也对西方学界在迻译原始史料文献方面的操作规程、原则、规范和惯例等有了相当真切的体认。这些研究、教学实践，实为本人申报此项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的基础性前提。

　　此外，自己就法兰克时代历史，特别是加洛林王朝历史文献的基本状况、内涵、价值等，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专业同行进行探讨；就翻译加洛林历史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可操作性进行专门请教、切磋；与国内著名专业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领导，就加洛林王朝重要经典史学著述的系列翻译事项进行专题性洽谈。在教育部历史学部武汉世界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世界历史》编辑部昆明研讨会、浙江大学杭州研讨会等数次高层次会议上，自己曾数次就加强法兰克时代史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对中国世界史学科深入研究西欧中世纪历史、早期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意义进行阐释和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首都师大等机构和高校的同行专家对自己这一主张予以认可和较高评价。

　　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国内学界在对法兰克时代历史文献译介领域虽非毫无成就可言，但总体成就和水平差强人意，其状况可以表述为“碎片化”和“简陋化”，与国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悠久历史和煌煌成就不可相提并论。然作为学术史回顾，仍有一些背景、过程、学者和文献需加以评述。

　　一是，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艰难发展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并非没有意识到史料文献对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功用。在我国世界中古史第一代创建者们，如吴于厪、齐思和、郭守田、耿淡如、谢德风、谭英华、戚国淦等前辈和朱寰、马克垚等先生学术成果中，史料文献翻译皆占相当重要的分量，如齐思和主持编译的《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三联，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2年）、郭守田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朱寰主编的各种《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选辑》等。若再仔细查阅这些成果，尚可发现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无论这些成果有何不足，确是学科建设历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一个时期内起到支撑本学科教学与科研的功用。

　　二是，两部汉译经典作品问世。1979年，商务印书馆刊印戚国淦先生所译《查理大帝传》（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1981年又出版寿纪瑜、戚国淦二位先生合译《法兰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新时期伊始，这两部汉译法兰克历史文献能迅速付梓刊行，实为老一辈学者厚重积累使然，而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事业的一个新起点。遗憾的是近30年来，再未见有此类历史文献出版。

　　三是，在我国西方史学史领域也有一批成果需加以提及。虽然史学史与历史文献整理并不处于一个层面，但关联密切，如对史学编纂、作品体例、史观、传统等方面的探究，对于我们了解、认知西方历史文献的面貌具有相当的价值。耿淡如、谭英华、郭圣明、孙炳萦等前辈的业绩不容忘却。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当下中国史学界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的不断进步，也须予以认可。以往那种“黑暗中世纪”史观逐步得到修正，对法兰克时代历史文献的内涵评估也开始趋于客观，价值认定逐步抬升。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张广智、郭小凌和侯树栋、赵立行诸先生在西方史学史研究，陈文海、李隆国、李云飞、朱君杙等中青年学者在西方中古文献学领域的学术取向和成果非常值得关注，并且自2011年后陆续得到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各个层次的项目立项，发展态势可喜。2017年始，人民出版社推出陈文海先生主持的“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汉译与研究”系列成果。赵立行先生在加洛林时代的史学编纂发展上做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相迥异的解说。

　　19世纪以降，诸多西方学者对法兰克时代文献的内容校勘、抄本流传、版本整理等方面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和细致而系统的梳理，这其中尤以德国《日耳曼史料集成》委员会和法国古文献学界的诸位先贤的工作为最。以兰克为主帅的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家们也对这些文献的独特品性做出了深刻地剖析和判断。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之后，欧美学界就这些文献的性质、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开掘且做了相当充分的论述。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是，1970年，美国新泽西州塞顿赫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Bernhard Walter Scholz）教授和芭芭拉·罗杰斯（Barbara Rogers）博士二人联袂以现代英语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和尼特哈德所著的《历史》两篇文献一并译出，并冠以《加洛林编年史》之名，于1972年由美国密持根大学出版社付梓刊行。迄今为止，《加洛林编年史》乃是上述两篇文献的唯一全文英译本。就本人所见，英美学界虽对这部英译本中含有的瑕疵时有评说，但它仍旧是英美学界所认可的一部译本，几乎所有学者在言及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和文献时，或者使用这部译本，或者将其作为重要的一部史料文献列出。基于此，本人将其作为中译本的底本。

　　此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学界的主流学者也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上述两篇文献做了大量评述。其中论述数量最多，评析解说最为通畅、细腻者就是R.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和J.尼尔森（Janet L. Nelson）两位教授。她们二人的观点主张甚多，这些观点主张不仅与本书英译者肖尔茨教授所作的“导论”有诸多不同之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将对这两篇文献的认知引向深入。

贰

　　笔者仅就汉语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管见。

　　（一）编撰体例

　　年代记一语，在英语中为Annals，其源于拉丁语的Annales。查诸各类西方史学史或西方史学编纂史著述，可以得知这种编纂体例在古罗马时代就已有之。然加洛林时代的年代记著述则有其独自的起源，似乎与古罗马的年代记关联不大。比利时著名学者冈绍夫（Ganshof）曾言：依照字面意义而言，所谓“年代记”就是“一年接一年”记录而已，这是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文化的一个产物：原本仅书写一行或几行的简短注释便扩展成为一种叙事的片段、篇章，而随着岁月流逝，一种编纂体裁逐渐地形成了。大约在7世纪末，最早的年代记出现在爱尔兰。后来，这种史著书写体例于8世纪由盎格鲁撒克逊僧侣们逐渐传入大陆法兰克地区，各种年代记编纂活动遂在许多修道院中展开，尤以加洛林家族的发源地奥斯特利西亚地区为盛。法兰克各地编纂的年代记数量达数十种之多，内容繁杂，依据其所记载内容、编纂规模等，学术界将当时的年代记划分为小年代记（the minor or little annals）和大年代记（the major annals）两大类别，前者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形式，后者则展示出较为复杂的历史书写类型。

　　作为史料，这些小年代记的价值在于，尽管没有一年接一年地记载下来，但在时间上，它们普遍距离各自所描述的事件非常接近，有的甚至就是同时代的记载。有的时候，这些年代记提供了某些事件的线索，甚至提供了某种地区性的立场和观点。迈克·索特（Michel Sot）十分明确地指出，“8世纪期间所出现的年代记被称之为小年代记，因为它们所记载的事件都与某个特定地区相关”。随着时间推移，作为一个历史书写类别，小年代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逐渐减弱，其缘故就是大年代记的逐步成型、壮大与发展。

　　大年代记之所以被学界认定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历史书写类型”，一是因其“视野”、“取景”超出了地区、地方的偏狭维度，基本上是以对加洛林王朝宫廷和整个王国的重大事件记述为主；二是编纂涵盖时段较长，例如几部著名的大年代记所涵盖时段均在百年左右，甚至更长；三是因其书写规模较大，即虽然仍保持着一年一度的叙事框架，但其所记载的内容远比小年代记更为详尽，故而其所容含的信息量较大；四是其逐渐成为那些尚存的小年代记的史料来源。

　　矮子丕平加冕

　　虽然以往西方学界认为年代记这类文献具有一定正面积极的特征，如“其编年式的精确性对我们非常宝贵”，“为史家提供了原始材料”；迈克·索特还认为“这种年度结构框架赋予这部年代记本身以最基本的叙述色彩，使之完全脱离了任何神学的目的”等等。但就总体而论，在他们眼中，这类著述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其缘故在于“年代记则将其自身限定在年复一年的记载之中，仅仅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更多的修饰，它们对各类事件的记载只是为了将其留存下来而已。因此，它们并非史家之著述”；“对于中世纪学术界而言，年代记并不属于史学著述。史学著述含有广泛的视野，有一种解释和证明的渴望。年代记则只不过是史学材料而已……因难以归类，常常被作为按字母归类的一个小小的文学种类”。冈绍夫等人也认为：“从积极方面来说，年代记之类史著的优点在于其对事实精细考核审定，在于确凿无疑和对事实年代日期的精心关注。而从消极方面而论，它们太过于简练，除了列举相互间毫无关联可言的政治、军事、教会和气候等各种事实之外，别无任何主观意图。”这些评说不由地令人想起19世纪一位文人所曾做过的表述：“编年史和年代记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象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前者是世界史，后者则只是国别史或专史；而是前者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连续性，后者只是一些互不连贯的事件的简短记载。年代记好比矿砂，编年史则是炼纯了的金属，历史家就是要以辛勤劳动把这种金属精雕细刻，使之成为完美的宝器的人”。

　　上述这些评价，不能说是全无是处，尤其是对那些小年代记而言更是如此。但随着对年代记，特别是大年代记史著的逐步深入了解、整理、迻译和解读，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与往昔迥然不同的评价、判定。肖尔茨、尼尔森和蒂姆·路透（Timothy Reuter）等学者由于亲自操刀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 Bertin）和《富尔达年代记》（the Annals of Fulda）三部著名大年代记迻译为英文，故而其认知、评说更为贴切、系统、透彻和全面。

　　肖尔茨为其英译本撰写了一篇多达四万余言的长篇导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篇导论本身就是一篇具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论文。他认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加洛林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著述，其价值意义在于它既是加洛林时代的史料，也是长期以来所公认的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典范。他所援引的20世纪中叶莱斯特内尔（M. L. W. Laistner）的一段话语，对我们关于该年代记的编纂特征和学术价值的认知可谓是意味极其深远：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简洁、朴实无华的叙事；但是其范围却受到限定，许多与该书编修者们有关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历史事件都被隐匿在黑暗之中。仅仅依据这部对历史事件简要的年代记记述，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指望对各种动机做出分析，或对各类事件的起因、影响加以深入的理解。然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却必须被作为一部查理曼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唯一的史料来看待，对欧洲历史这一关键时代的任何重构都必须以它作为基础。

　　尼尔森在其为《圣伯丁年代记》所做导论中说道，9世纪这一时代是西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大凡在每个重要历史事件上，现代史家们的解释都是见仁见智，大相径庭……这种对峙、争辩构成了一种挑战。而对任何一位试图对这一时期历史做出自己论断的人而言，在提供基本史实方面，《圣伯丁年代记》一书都要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历史文献。她还以相当别致的话语指出，只要对这些年代记史册不怀有“枯如尘土的陈年旧账”之类的偏见，读者们便可发现其内涵可谓是“别有洞天”。

　　蒂姆·路透认为，这些按照年复一年的框架组织起来的事件内容已不再仅仅只是备忘录（aide-memoire）这种简单类型，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复合型的历史叙述了。到查理大帝统治时代，这类著述的编纂已相当充分，它们既记载了各类事件，又对这些事件有所评价，甚至试图对其加以解释。这些主张与前述将年代记排除在史学著述之外的观点可谓是天壤之别，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大年代记绝非仅仅只是某种矿砂初级原料，甚至也不仅仅是由矿砂提纯出来的某类金属，而是制作精美的上等史乘。

　　一批声名卓著的学者对大年代记史著的价值地位的评价甚高，认为由《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代表的大年代记史著，为加洛林世界所发生的各类事件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记载，它构成了当时那个时代史学著述中最为充分详实的历史篇章。在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沉浸多年，其学术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的R.麦基特里克也曾多次强调年代记著述构成了8、9世纪法兰克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史料。而且已成为9世纪法兰克帝国历史写作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其主编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二卷导言中，她还指出：以“法兰克各类年代记为核心的那些记载着各种事件的各种历史想象，就或许可被看作为是当时的人们对过去的各种想象、以文字形式对当时各种事件所作出的反应以及渴望对后世提供一种解释所交集之物。”

　　（二）文献名称

　　加洛林时代的各种文献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初并无自己的名称或题目。后人常常根据这些文献编撰的地点和发现这些文献的最初抄本或最主要、最完整的抄本等情况，对其加以命名。有的则是根据文献所记载内容来命名。如肖尔茨教授给这两篇文献合集冠以的称谓《加洛林编年史》就是如此。

　　文献学家们最早给Royal Frankish Annals这一文献冠以的名字是《大洛尔施年代记》（Annales Laurissensesmaiores）。这个名称主要突出地点要素。而到19世纪中叶，兰克对这部文献加以辨析，并判断其编撰地点绝非是洛尔施，而应当是在加洛林宫廷之内，因而具有浓厚的“官方史学”或“官修史学”特征。正是基于对兰克这种判断的服膺，西方学界遂一致将其改称为Annales regni Francorum。现代欧美学者也普遍对此观点予以接受。

　　Annales regni Francorum这一拉丁语称谓，在英语中可译为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或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就笔者所见，前者使用的较为普遍，后者罕见有人使用。国内学界在提及这篇文献时，也出现了两种译法，相当多的学者用《法兰克王室年代记》之名，也有一些学者用《法兰克王国年代记》一名。笔者以为这两种名称均可，但又感到这两种称谓似乎有些不够妥帖，未能确切将这篇文献的特征以及含义充分表达出来。因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的含义十分明确，在汉译时可径直译为《法兰克王国年代记》；而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则可有不止一种的汉语译法，当须仔细斟酌。从语法上看，这一名称既可译为《法兰克王室年代记》，也可译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二者均不为错。然从汉语译名的含义来看，二者所指又有所不同。前者是指一部：关于法兰克王室的年代记；而后者则是一部：由（加洛林）王室所编修的关于法兰克人历史的年代记。前者所突出的是这篇文献所记述的内容：法兰克王室；而后者则对修史主体和修史内容均加以言明，在凸显修史主体是（加洛林）王室的同时，也对修史内容做了交代，即法兰克或法兰克人史。故而，从语法、内涵和特征等多重角度考量，笔者认为将该文献译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要更为妥帖、确切。

　　（三）内容、体量和框架、结构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了741年到829年的史事，时段长达88年。除了751年与752年两年空缺之外，共计记载了86年的史事。期间先后经历了矮子丕平、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三代君王的统治时期。

　　从表面层次审视，该文献在书写内容与体量方面呈现出一个由简而繁的变异趋向。最初十余年的记载，极为简单，仅有寥寥数语，字数不过百余字。甚至有的年份仅有一句话，如741年、744年等。每年的叙事主题也往往单一。这种简陋的情形与往昔西方学界对年代记所予以的那些“低级评述”甚是相符。然随着年份推移，这部年代记的记载便渐渐充分起来，每年记述的篇幅也在不断增加扩展，主题也开始呈现出多元趋势，从而致使一种丰满、多彩的景观映现在读者眼前。这种初始的简陋状况形成的缘故为何？又是什么缘故致使这种状况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观？笔者曾以为这或许是由不同编纂者的水平不同所致，因为学界业已基本考证出这部年代记是一部由多人集体接续编纂而成的；还曾以为这或许是加洛林时代的年代记编纂者的学术水准，在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获得了整体性提高之后使然；但这些猜测均无坚实理由可作为评判依据。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即该部年代记开始部分所存在的这种主题单一、话语简陋的状况，乃是当时的编纂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其根据为最初部分之所以单薄、简陋，是因为当时的编纂者意在勾勒出加洛林家族的基本脉络这一主旨所使然的。而且似乎他们认定对这些所记载内容的详情细节，当时的人们皆已熟知，或者方便从其他史乘中获得。因为《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卷四》（The Fourth Book of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等其他史著对这些年份的内容已有较为充分的记述，故不必也不需再做赘述，故而便有了这“亟笔走过”现象的出现。至于后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所添加的内容，也只是就原初版本所记述的主题做一些补充而已，基本没有再添加其他的主题。查检《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一书，并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两相比对，自己的这一想法得以验证。《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一书所记述的年份到768年为止，而恰好此年之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记述开始呈现出较为详尽的记述规模和一番新的气象。笔者以为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管之见。若有不妥，尚望方家不吝赐教。

　　再看该部年代记的叙事框架和结构。及至8世纪50、60年代之交，该年代记的每个年度的记载内容上见不到有何种框架、结构，其均为对该年所发生的某一个事件的记载，很少出现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事件的记述；也没有对君王行迹、朝廷中央或地方其它大事的记述。从759年，突然多出一笔，称“是年，国王丕平行幸隆利耶，在此庆贺圣诞节，并在瑞皮耶度过了复活节”。从此以降，三位君王在何处度过圣诞节和复活节，便成为了每个年度词条记述必备的内容。而自763年始，又出现了一个必定加以记载的新内容，即全国会议（the assembly）的召开，并对会议地点加以明确表述。从此，对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圣诞节与复活节”以及“全国会议”的记载，这三项内容构成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年度记述的三个要件。进而，此后每个年度词条的叙事结构也几乎都是建构在这三个要件之上。如此一来，一个相当完整的年代记叙事框架所必需的“时间”、“空间”和“人事”（即重大事件）等要素全然齐备，一种相对稳定的连贯内容框架和叙事结构也随之而形成了。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艾利耶（Stuart Airlie）就曾指出：“加洛林时代的各种年代记著述表面上看似是在使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叙述着一件接着一件简单的往事，然而实际上，这常常是精心编制的长篇叙事。进一步讲，在这种对各次宫廷旅行、各种集会和各次战争等等重复性的记述中，它们揭示出并强化了当时那个社会对王权深层结构的认识和看法”。

　　（四）特色、地位与意义

　　第一，“官方或官修”之特性。

　　1854年，兰克提出该文献编纂地点是加洛林宫廷，具有浓厚“官方史学”或“官修史学”的特征。这一主张对于后世西方学界在判断该篇文献的性质、如何认识和使用这篇文献方面一直起着指导性作用，甚至改变了后人对这篇文献的称谓。但是，西方学界对兰克主张的接受颇令人寻味。他们一方面大体上认为该篇文献具有一定的“官方、官修”的色彩，然却没有对兰克主张加以全盘的认可，仍旧继续探寻这篇文献的具体地点，辨识具体的编纂者身份，辨析不同部分的文字表述风格，梳理该篇文献各种不同抄本系统。这些工作有的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的仍未见其功。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探究虽然尚不构成对兰克主张的全盘否认，但各个方面的诘问与追寻使对该篇文献的认知更为深入。笔者仅就自己对相关学术文献的梳理，将这些工作的成效大体梳理如下：

　　（1）编纂地点。百余年来，西方文献学界和史学界在该文献编撰地点是否就是宫廷尚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坚持兰克的主张，确定这部年代记就是在宫廷著就的；肖尔茨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无论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在加洛林王室礼拜堂之中编纂的。而R.麦基特里克特则对此说持“不十分确定”的立场。

　　（2）编纂方式。肖尔茨在《导论》中曾言：这部史著绝非出自一位史家之手。这部年代记抄本手稿本身和语言风格都显露出了一种杂糅、混合的性质。该文献拉丁语最佳勘定本的编者弗里德里希·库尔兹（Friedrich Kurze）试图通过对其抄本手稿加以详尽考察，一举澄清该书作者之身份，然效果却差强人意，难以令人信服。故而近来一大批学者又重新投入到对这部史著的语言和风格特征的探究考证之中。各位学者在探究中，发现这部文献的编纂绝非一蹴而就，先后可分为数个阶段，有的可能是事件发生时的即时性编纂，有的则是后人对过去往事的追忆式编纂，无统一的编纂宗旨和体例要求。而且随着广泛传布，又形成了风格不同的抄本系统，从而致使其整体面貌相当驳杂。对该年代记的抄本流传的考证研究表明，其抄本共计有A、B、C、D、E五个系统，其中E系统为修订本，然其时限稍短，为741—801年。这5个抄本系统均非原初文本，更使后世文献学对其版本辨识研究的结论看法莫衷一是，难以定论。

　　（3）编纂人员。参与者数量众多，文字水准参差不齐，其中既有个人编纂，也不排除多人编纂；既有个体接续式编纂，也有多人同时或集体式编纂。还有一种可能，是宫廷文吏或宫廷礼拜堂教士编纂而成，只不过这种编纂是处在宫廷大教长或文秘长官的监管之下。

　　（4）性质判定。对于这部文献的“官方、官修”性质也须加以辨析、界定。对此，笔者认为万不可“望文生义”，一见到“官方、官修”（an official work）的字样，便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与中国古代各类奉皇命圣旨而为的那些“钦定”史书归为一类，等同视之。从兰克到后来众多秉持该文献具备“官方、官修”特质的学者，并无一人认为它就是奉加洛林君王之命而为的产物，因为并无任何史料对此加以明确记载。迈克·德·琼（Mayke De Jong）明确指出，这部文献：“并不是依循君王的意旨而产出的那种‘宫廷历史’。倘若查理曼、路易曾下旨撰写什么，那也是对圣经加以诠释，对天象加以解释，而不是史学、传记和颂歌的编纂写作”。那么，西方学界为何还将“官方、官修”视为该篇文献之特性呢？在分析各种年代记、传记一类的“9世纪叙事”著述时，迈克·德·琼认为它虽不是官方报道（official reports），也并不代表宫廷的官方历史，但其文本却是出自于宫廷内部某位权威人士之笔，而其他人则渴求知道他所说的内容，故而这是一部源自并传播“内部的信息”的著述。麦基特里克特对此的观点是，虽不能确定这篇文献就是在宫廷著就的，然而它却同宫廷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其编纂者对法兰克王国的中枢事务有非常清晰地了解把握。而且编纂者所秉持的是宫廷而非修道院的角度，故而此书是加罗林早期时代最接近“官方史书”的一部著述。而尼尔森和托马斯·诺贝尔（Thmas F. X. Noble）二人则将其视为一篇“半官方”（semi-official）的史料文献。

　　第二，原创性。

　　除了“官方”特征之外，还应对该文献另一个特性予以关注，即这是一部具有鲜明“原创性”特色的著述。以往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直到788年前后，这部年代记的词条都是从早期的所谓小年代记中汲取而来的，只不过它们也展示出了自己的观点。直到793年，该年代记的记述才被普遍认为是第一手的亲历记录。而在1921年，法国杰出学者路易·哈尔芬（Louis Halphen）提出，从768年始，这篇文献便成为具有一种“原创性”特质的著述。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支持。麦基特里克却对哈尔芬的主张持积极赞同的立场。她认为“那种认为这部年代记788年之前的词条缺乏原创性的传统观点是不够充分，难以成立的”，“而现在，我不仅要重新恢复哈尔芬的这一观点，而且还要将其时间提前到741年，即其原创性的著述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她还强调指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加罗林时代历史著述编纂大爆发中的一个部分，它以各种新近发展起来的史学体裁样式和对各种古老史学形式加以重新配置和吸纳，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记述”。“官修、官方”和“原创”两种特性相互结合，方使这篇文献成为加洛林时代早期最为重要的史乘。

　　第三，引领性。

　　随着编纂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的扩展，《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渐渐具备了权威性的地位，发挥出对其他大、小年代记著述和其他种类的史学著述的引领性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当时小年代记编纂的影响。哈尔芬曾提出，那些小年代记只是后世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缩写形式，40这一观点虽似乎有些过于武断，但却指出了这部文献的巨大影响力。麦基特里克指出，进入9世纪后，那些小年代记对这部文献的依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这些小年代记对各类事件的记载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所记载的信息之间不尽相同的仅仅只有为数甚少的几处。这表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具有了一种史料来源的功用。法兰克境内各个不同文化中心曾出现过的众多所谓的“小年代记”，它们大部分的叙事在790年到806\7年之间停止了。罗杰·科林斯（Roger Collins）对此曾格外强调并指出，这种年代记编纂井喷式的爆发，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方鼓励造成的，但是这些地方性的努力最终都让位于“最迟在807\808年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形式对历史记载的集中编纂”。也有学者提出：“这部年代记是早期中世纪史学的基石”。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各种抄本流布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加洛林帝国最西端的布列塔尼到最东端的巴伐利亚，遍及整个法兰克王国。其中最早的抄本从虔诚者路易在位时期就已开始。这种抄本系统如此众多，传播地域如此广泛，在加洛林时代各类著述的传播史中极为罕见。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这篇文献在当时所具有的影响作用提供了佐证。

　　其次，引领后续多部大年代记的编纂。作为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之首，这部单独成书的文献到829年因各种缘故戛然而止，然大年代记的编纂并未就此结束，反而以一种新的面貌和格局展开，形成了一种前后相承，多线展开的气象。具体说来，就是在西法兰克地区，它由《圣伯丁年代记》所接续，其时限为830至887年；在东法兰克，由《富尔达年代记》接续，该书最初到887年，后又延至901年。其他被划为大年代记的史书还有《克桑腾年代记》（The Annals of Xonten），该书延至873年；《圣瓦斯特年代记》（The Annals of Vaast），其时限为873至899年。尼尔森在对《圣伯丁年代记》一书成书背景、撰写人员等进行细密辨析时指出：“所有参与这部史著的纂修者们都认定自己是在赓续由《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所开创的传统”。根据这一情形，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部记载该王朝前期军国大事的文献是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史著的开创者；同时，它又为后世各种大年代记之滥觞，引领它们分别记述西、中、东三个法兰克王国的史事，从而建构起一个独具风格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加洛林历史著述的叙事系统。

　　第四，对以后其他类型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作用。

　　作为加洛林王朝早期最具基础性的史料文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重要地位并不仅限于对年代记类史学著述编纂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其他类型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上。

　　例如，对尼特哈德的影响。尼特哈德所撰著的《历史》一书，是：“一部关于加洛林第二代皇帝虔诚者路易几位皇子之间战争状况最为重要的史料文献”，它“不仅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关于中世纪欧洲历史关键事件的史料文献，而且也是一部饶有趣味的甚至非同寻常的历史文学篇章。”在对这篇文献具备如此特质之缘由进行探究时，学术界一致认为除了其他因素、条件之外，就是身处王廷的尼特哈德对各种档案文献的了解和掌握。肖尔茨就明确指出，尼特哈德的著述“仰赖各种书面文献”使用了“大量的各种档案文献”，其中就包括《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一著述。

　　在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书写中，传记是一个获得极大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的领域。当时史家笔下的传记丰富多彩，就记述对象而言，有帝王、皇亲国戚、教皇、主教等；就体裁而论，有散文、叙事诗歌、对话等。笔者认为若将诸种年代记类史乘记述的内容视为法兰克时代历史的骨骼，那么，各类人物传记的生动描述则是其血肉。而其中记载内容最为丰满，描绘手法最为多彩的就是9世纪期间分别出自爱因哈德、诺特克（Norker）、厄默尔德乌斯·尼格勒乌斯（Ermoldus Nigellus）、提甘（Thegan）以及“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等五位作家笔下的五部帝王传记。严格按照年代时序而言，这五部传记文献最早的当属在828年或829年间成书的爱因哈德的《查理皇帝传》和厄默尔德乌斯·尼格勒乌斯的诗歌体传纪《赞颂路易》（In Honor of Louis）；接着是835—838年期间提甘所撰写的《皇帝路易生平业绩》（Deeds of Emperor Louis）和840-841年之间“天文学家”的《皇帝路易传》（Life of Emperor Louis），最后是887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生平业绩》（Deeds of Emperor Charles the Great）。尽管它们分别产生在不同年代，撰写体例也有不同，然无论成书早晚，也不论传主为谁，在史料上都一定程度仰仗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2009年，《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传记五种》由美国著名的加洛林王朝史专家托马斯·诺贝尔教授迻译并正式出版刊行。在其为各篇传记所撰写的导论中，诺贝尔教授分别就它们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间的关系加以了梳理、阐释。

　　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莫里西（Robert Morrissey）教授是当今欧美学界法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在《查理曼与法兰西：一部千年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在近千年有关查理曼叙事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起到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作为ground zero（核心、焦点、基石）的功用。”“无论是从知名度还是对后世的解说的影响力而言，没有哪篇文献能够比与出自查理曼传记作者爱因哈德笔下的那部传记相媲美……”而”在撰写这部传记时，他肯定使用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著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814-829年这一部分记述，据麦基特里克特考证，是当时唯一的历史记述，故而具有极为特殊的史学价值。迈克·德·琼在论及“9世纪叙事”著述时则认为，“天文学家”撰写《皇帝路易传》就是以这段史料为基础。他指出：很清楚，这一部分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被接近当时的人们和下一代人们所全盘接受，被作为后世历史编纂的基石。正是这种类型的历史著述为虔诚者路易的传记作者提供了权威性的记载，从而使得它们被重新命名为“皇帝路易的业绩”。这些学者的论述都对麦基特里克特所提出的“这部年代记构成了一种对法兰克人及其君王强有力的赞美叙事……整个9世纪期间都可见得该文献的影响”的主张提供了论证、阐释和强有力的支持。

　　诗歌是9世纪加洛林社会对自身历史记述、情感表达的又一种方式。加洛林文艺复兴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诗歌创作。目前所收藏的加洛林时代诗歌作品中，除了宗教神学类之外，尚有许多专意赞美颂扬加洛林历代君王的诗作，而这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就是9世纪末萨克森地区诗人萨克索（the Poeta Saxo）所创作的一部六韵步体的长篇史诗《伟大皇帝查理的年代记》，该诗共五卷，长达70页。从卷一所记载的771年史事开篇，一直延续到卷五814年查理曼驾崩之时。虽然，萨克索以查理曼与萨克森人之间的关系为聚焦点，记述了数十年间查理曼的丰功伟业，可谓是体例独特，特色鲜明，但其描述所依据的史实，甚至时间框架皆来自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

　　（五）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对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及以它为代表的加洛林时代年代记类型的史学著述的认识，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关涉到语言文字、版本校勘、文献整理、史料批评和学术史梳理等各个方面。应当说，西方学界业已在这些领域取得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获得了许多新认识，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观点主张，这构成了一些学术亮点，但也显示出尚有许多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迻译这些历史文献和追踪、梳理、辨析西方学术前沿动态和成果的过程中，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当予以格外注意。

　　首先，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加以严格的审视和考究。就《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而言，当学界普遍认同该文献具有某种程度的“官修”色彩，辨识出其作者多为与加洛林宫廷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的时候，就应对其修史立场有所警惕，须十分注意其强烈的“美化加洛林君主的倾向性”。此外，还应从各个层面、角度，对这部著述继续深入的探究。早在1983年，麦基特里克在其主要著述《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王国》一书中就曾指出：

　　本书之所以对年代记加以如此大段篇幅的论述，其缘由不仅在于这些著述是法兰克历史中信息最丰富和核心的叙事史料，而且还在于这些著述在解释史实方面存在众多难题、在于其鲜明的美化加罗林君主的倾向性、在于其编撰日期和地点方面存在着不确定和争议、在于其起源、作者、修订、复杂的抄本系统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堪称为所有法兰克书面历史文献中的典型。大体而论，究竟有哪些抄本存留了下来？它们有多古老久远？其编撰的起源和理由为何？这些就是我们最值得思考探究的关键问题。

　　在关注修史者的立场方面，著名德裔英籍学者蒂姆·路透曾提出过一个论断，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他说：

　　在重构法兰克政治世界方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史料文献，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和尚待研究之处……而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重要的是要对那些无声处加以细心倾听，对其强调之处加以密切关注。长期以来，这类体裁的著述都体现出一种貌似公正客观的特征，甚至在《富尔达年代记》中也是如此，其作者似乎都是不偏不倚的事物观察者，然而，真实状况远非如此。

　　其次，继续保持严格的史料批评立场。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类重要史料文献严加审核，不可将其所有的记载都作为绝对真实的信史来看待。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例就是《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49年所记载之内容史事，即维尔茨堡主教布尔恰德和大教长福尔拉德二人奉命前往罗马，拜谒教皇扎卡利阿斯，向其请教：由何人担任法兰克国王为好。55然而这一言之凿凿，白纸黑字记录在册并且世人皆知的史事，在罗马教廷的文献中却不曾被提及。对于其真伪，近年学界也有人提出质疑。如麦基特里克就有关这一事件变革的所有遗存史料加以仔细梳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件史事纯属后人编造。诺贝尔认为麦基特里克对这一史料解读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未能被全部认同，但这一观点却是强有力和令人关注的。

　　此外，马塞厄斯·比彻（Matthias Becher）曾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半官方（semi-offical）史乘中始于790年前后加洛林宫廷密切关系的记载加以细致考究后呼吁，对这部年代记中关于757年和763年那些重要事件的记载予以关注，这些记载似乎都是为查理曼788年的各种行动奠定前提基础。诺贝尔对此评说道：“与麦基特里克一样，比彻对作为满足后世种种需求而建构的各种早期历史叙事中的一则重要史料做出了新的解释”。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以及其他大年代记著述，诚如学界所认同的，是研究法兰克历史的最丰富和核心的叙事史料，但在认知加洛林社会历史的过程中，这些著述所言所述仅仅只是各种史料而已。它们所承载或所表达的是那些编纂者们对当时社会运行、变动的认识。对于后人的认知来说，这些记载言说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的也的确含有极为珍贵的客观真实的信息。然而，我们又必须对其保持清醒的态度，切不可将其视为确凿无疑的史实，更不可将这些言说、书写不加考辨地一律视作为我们认识加洛林社会的论据。一则史料在何时、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确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史实，进而升华为可以支撑某种学术论点或主张的一个论据，是经过多道程序、多种检验、考证和多方面批评甚至批判过程之后的结果。在我们刚刚开始比较全面地接触《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以及其他各种大年代记著述，将其引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史料之时，更须对史学研究在选择、确定史实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必须保持的态度、立场予以强调、重申和坚持、贯彻。

　　最后，强化整体认识与评价。前文多次提及这篇文献在年代记类著述中所处的地位，既谈到了它与小年代记之间的关系，也谈到了它对9世纪中叶以后数部大年代记的引领作用等等，这实际上就已潜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对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引领和为核心的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类史学著述的整体性的认识和评估。笔者以为从文献学、编纂学和史学史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加洛林时代的大年代记史著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探究，当成为中国学界目前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颇众，亟需有心人沉潜下来，细细地加以探析。这些大年代记即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书写类型，而其中各篇著述又具有各自特性。故而，我们在对其作类型学认知的同时，还要深入到9世纪加洛林时代法兰克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甚至不同个体的深层历史之中。此外尚有一个问题也值得特别关注，即大年代记这类史学著述的出现和繁盛与加洛林王朝的形成、强盛和衰落过程在时间上基本吻合，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特征。而到了“12、13世纪，年代记业已全部消失”。故而有学者指出，年代记类史著的衰没也反映了加罗林帝国的破败命运。然而，致使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究竟为何，目前西方学界所给予的解说却远不够详尽，尚需从诸多维度、层面加以细密梳理和详尽考证。本文所述仅仅是一种简要勾勒而已，而此中所涉及的问题颇多，直接关涉到对中世纪早期，尤其是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发展状况和地位的认知和评价。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加以详尽辨析的史学史课题，对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还有，必须看到从18世纪到今天，西方学界对加洛林时代年代记史学价值的评价、判定不仅是一个逐步渐进持续深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变迁甚至颠覆的过程。这是我们今日工作必须加以参考、借鉴的重要内容。在“原创性研究”与“创新研究”风靡中国学界的今天，作为学术发展历程中的后来人，应对前行者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十分值得深思，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9世纪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对西方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书写是否准确、客观和公正。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