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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芳:第一次呼喊“放开二孩”

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22日《南方周末》国史新记·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中国言者)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老龄化、养老危机等问题的迫切性,但最初公开发声的却并非经济学者,也不是人口专家,而是一位文学界人士。

三十多年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默默改变了。

其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老龄化、养老危机等问题的迫切性,但最初公开发声的却并非经济学者,也不是人口专家,而是一位文学界人士。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首次提案,建议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叶廷芳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他曾翻译多部卡夫卡的作品,是中国最权威的卡夫卡研究者。

叶廷芳从人文角度,观察人口政策对社会生态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影响。他认为,一孩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们面临着既无姑姑舅舅,此后也无兄弟姐妹的情况,最终带来的是社会关系和情感系统的单调化。

“政策让很多人不去思考了,而觉醒的知识分子如果只知道为政策叫好,应该是为自己感到羞耻的一件事。”叶廷芳曾说,“要用自己的笔做出些真正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叶廷芳幼时曾在一场意外中失去左臂。2007年3月,这位71岁的独臂老人拿着提案穿梭于两会会场,挨个游说其他政协委员,希望得到联名支持。多数人以“挑战国策”为由婉言拒绝,最终,只有28位政协委员愿意和他联名签署提案。

提案在当年轰动一时,被称为“叶廷芳提案”。叶廷芳的夫人黄曼龄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有一次,叶廷芳在医院住院,一位病人的家属老太太一听到叶廷芳的名字,就认出了他,“知道二胎就是他提出来的”。

叶廷芳提案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之后,叶廷芳收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篇长达5000字的书面回复,核心观点只有一个:不能放开二孩。

继叶廷芳之后,更多人士接力呼吁“放开二孩”。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两年后,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推行“全面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画上句号。

课题组建议遇冷

其实在叶廷芳提案之前,人口专家们早就意识到应该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今年74岁的顾宝昌研究人口学三十余年,他是中国生育政策改革的亲历者,也是推动改革的实践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推动生育政策改变的工作确实不容易,但最大的困难是“不让讲”。

“我们希望更多人了解实际情况。”顾宝昌说,“作为一个人口学者,就要把人口问题讲清楚,现在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这是作为学者的责任。”

顾宝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乎整个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都低于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持下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基本持平)。

2000年前后,一批人口学家感到,应尽快研究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因此,18位来自各个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诞生了。

最后,国家计生委也介入了调研。

经过三年研究、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学术讨论之后,2004年4月,课题组撰写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下称《2004年建议》)。

《2004年建议》指出,现在是对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希望中央把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二是建议在东部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选择少数区县,先行开展生育政策调整的试点工作。

没想到,《2004年建议》遇了冷。之后,针对关于生育政策问题的争论,2005-2006年间,课题组的学者们开始了漫长的调研。

19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方已在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于是,学者们奔赴这些地区,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在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并没有因政策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也没有发现多孩生育增多问题。

以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两县分别于2003年、2004年推出了允许普遍生育二孩的政策,但生育水平持续平稳,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生育反弹,出生性别比也保持正常。

“这就说明政策松紧和生育水平高低没有正相关关系了。”顾宝昌说。

两位政协委员接力提案

2007年是叶廷芳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参与联名提案的29位政协委员中,比叶廷芳小二十多岁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从他手中接过了提案建议调整生育政策的接力棒。

2010年,王名与同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大钧联合提案《关于放开二孩、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

彼时,按照2010年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00-201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1.5左右。

但相关部门对王名的提案依然很抵触。

此后五年,王名陆续提出《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关于停止一孩化、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呼吁》、《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人口政策调整建议》、《关于全面放开生育,加快形成积极人口政策的建议案》、《鼓励二孩,优生优育,加快形成积极的人口政策》等提案。

计生部门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据人民网报道,王名回忆,“一开始是比较冷,比较对立,但是很快转变了,做出了一些积极回应,后来专门安排了一个巡视员跟我联系,主动请我参加一些会议。”

2009年,低生育率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如老龄化问题急剧恶化、民工荒、高考人数锐减等。要求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发布的《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09年已婚育龄妇女人数相较2008年增长400万人,而2009年新出生人口仅比2008年增长7万人。

“卖身交罚款”

2009年年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

由于超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随即对杨支柱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并责其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来还被学校解聘。

此事一度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2012年,法院通过银行冻结了他的账户,将钱划走了。

从此,杨支柱彻底和一孩政策杠上了,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和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希望推动改变。

顾宝昌及其课题组在2009年初再次提出《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下称“2009年建议”),指出“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孩生育”。

然而,《2009年建议》得到的回应却是“数据有水分”。顾宝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关部门认为,国家人口还是多。

2012年7月,一份由15位国内法学、人口学学者联名签署的修法建议书,正式寄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建议书请求立法者全面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废止生育审批制度,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微升47万至1687万。

2015年,针对单独二孩放开后的遇冷情况,顾宝昌等人提交了第三次建议书《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

当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至此,独生子女政策终于走到尽头。

这一改变早在杨支柱的预料之中。因超生下岗、命运被改变的这些年,杨支柱用从网上“化缘”来的钱,收集了许多带有独生子女政策烙印的物品。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收藏这些东西是因为想开个博物馆,“如果将来提倡生育的话,要人们不忘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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