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年規劃」並非五年版《施政報告》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香港這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最重要的是學到怎麼理解國家的戰略規劃和從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來思考香港發展，爭取新的政策時，也要學會站在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和謀劃。

當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月初宣布要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時，坊間不少人理解成把原來時間線是一年的《施政報告》，擴展為時間線為五年的《施政報告》。但實際上，香港是次制定的五年規劃，絕非一個時間線延長的《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是以香港為本位來制定未來一年的工作，當然其中也會涉及到一些與內地合作，譬如大灣區、「一帶一路」等議題，但更多的是以香港為出發點來思考問題。

正在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實際上是要求香港立足於國家戰略，並以此為出發點來思考香港未來發展路向。

行政長官去年12月在北京述職時，總書記明確指出「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隨後行政長官在2月提出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所以，制定港版「五年規劃」實際上是行政長官按照總書記要求，主動做好對接國家戰略規劃工作的體現。

觀察國家的「十五五」規劃，尤其是香港篇章，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香港要更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個當然不是講香港只為國家做貢獻，而是指香港要通過融入和服務國家的過程來不斷提升自身核心功能和競爭力，並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應該說，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也充分理解了這種戰略思考，從兩個細節就可以體現出來。

借鑑上海整體策略部署

第一個細節是行政長官把統籌香港五年規劃的編製工作交給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CMAB），而不是交給了傳統負責統籌《施政報告》的特首政策組。

這實際上就是考慮到香港五年規劃最核心的是立足國家戰略來思考香港發展路向，而專職負責與內地對接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是各個政策局中最熟悉整個國家規劃的，所以將統籌工作交給了該局。

第二個細節是有媒體報道，近期特首在會晤政府部門首長時，提出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會參考澳門和內地其他城市的做法，卻認為上海的城市特質同香港更接近，其五年規劃更具參考性。

這說明特首和特區政府充分理解國家對香港的戰略定位，因為國家對澳門的要求是「產業適度多元化」。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本身產業狹窄，與香港的戰略定位有很大不同。

相較之下，國家給上海的定位是「五大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雖然上海與香港的體制不同，但是在整個國家中的定位有更多相似之處，所以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更多借鑑上海的經驗，也是充分理解了國家對香港的戰略定位。

香港五年規劃的出發點，並不是照搬內地的五年規劃模式。因為內地的體制始終與香港有所不同，內地本身擁有大量可以執行國家意志的國有企業和國家的科研機構，也有更加成熟的產業政策和更有力度的宏觀調控手段，這些都與香港不同，香港不需要，也不可能去簡單模仿內地的這些政策手段。國家對香港的期望恰恰是香港要用好高度開放市場和高度國際化的特點，以此為國家做特殊的貢獻。

然而，香港有一點與內地其他省市相同，就是要站在國家的戰略中來思考香港下一個五年的戰略發展。所以，不妨看看上海最新的「十五五」規劃，其整體的架構格局和策略部署，相信能夠令香港有所借鑑。

上海「十五五」規劃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上海是國家寄予厚望的戰略承載地，是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可以看出，上海的五年規劃就是站在上海於國家中的戰略定位來展開。

其實這句話某種程度上對香港也適用，第一，香港也是國家寄予厚望的戰略承載地；第二，香港國際化程度高於上海，不單是世界進入中國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重要平台。故此，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也要基於這樣的戰略使命來考慮。

首先香港要對整個國家的戰略有更清晰認識，核心其實是國家現在面臨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問題。國際上是百年未有的變局，中美競爭可能是未來二三十年整個國際環境最重要的主調。對美國來說，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台，其對華定位在本質上不會發生變化，中國的領導者也清楚明白這一點。

香港過去做慣在中西方左右逢源的中間人角色，如今已很難繼續複製。雖然香港作為窗口和中國國際門戶的角色不會改變，但是這種中間人模式的本質會發生重大變化。

布局須理解國家核心需求

對內而言，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兩步走的目標，最關鍵是要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實現高質量增長。高質量增長的核心就是要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模式，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最後都歸結到國家要實現創新驅動增長。

不管是實現自己的現代化目標，還是應對外部的挑戰，最終都要靠創新驅動的方式來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香港只有理解了國家的核心需求，方能正確布局下一步的發展策略。

香港對國家而言，核心定位可以歸納為「3+1+1」。「3」就是提升傳統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第一個「1」是國家明確要求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並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二個「1」是北部都會區作為重點發展平台，要發揮推動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與廣東共同建設世界級大灣區的作用。理解這個之後，香港三大傳統中心、國際創科中心以及北都下一步的發展規劃就會更加清晰。

金融中心是香港的最強項，香港金融市場興旺最主要依靠的是股票市場。股票市場最核心的兩個要素，一是要有優質的企業，二是要有充足的資金來源。香港過去二三十年股市成功的經驗，也包括近一兩年港股的反彈，最重要的因素源於前者。

如果以香港和新加坡比較就能看得更清楚，兩者都是資金自由流動的地方，惟因有大量以內地為主的優質企業在港股上市，令香港股市規模和活躍程度都遠勝於新加坡。香港股票市場下一步要把握國家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方式轉型的契機，吸引更多的新質生產力企業來香港上市，助力股票市場進一步繁榮。

香港金融市場另一增長點是離岸人民幣市場。其本質是幫助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將中國建設成為貨幣強國。

這背後實際上還是基於中美競爭的格局，中國現時在金融市場發展和貨幣體系方面國際化程度相對比較低。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要放在國家人民幣國際化的整體戰略上考慮。如果機會把握得好，發展出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乃至大宗商品市場，對香港未來金融發展前景是巨大的新動力。

貿易中心方面，香港現在的定位也很明確，過去是出口加工貿易模式，現在要做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供應鏈管理中心，實際上是從「前店後廠」轉向「前廠後店」模式。

過去「前店後廠」是指在香港接單，然後在內地尤其是珠三角一帶生產，讓內地做「世界工廠」，然後再出口到海外，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市場。香港接單的時候，「金主」是西方國家的公司，再發單給內地工廠時，香港又是內地工廠的「金主」。現在雖然香港還是作為中間人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但「金主」變成內地企業了。

所以，香港要通過更好地理解國家戰略，來理解內地企業的決策和戰略，並更好地服務他們。這樣始能爭取更多內地企業在「走出去」時，把海外管理總部和供應鏈管理中心放在香港。

航運中心方面，香港現在已經不再追求靠碼頭業務的增長，更多是追求航運服務業的發展，最核心的是航運保險業務。一方面船舶註冊這類的服務，帶動的增值並不是很大，而跟金融、法律最相關且增值高的是航運保險。另方面在俄烏、中東戰爭之後，航運服務很明顯成為國家貿易鏈供應鏈安全的一部分。香港想做強航運保險中心，必須與國家的戰略配合。

吸內地企業資源發展創科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大船東國，對航運服務的承載地有很大影響力，未來可以從服務國家供應鏈安全的角度出發，爭取在國家戰略下，將更多航運保險服務放在香港做。

創科中心也是如此，要充分利用好大灣區的產業鏈。香港現在的問題是有上游無下游，筆者之前也在專欄中提出，要將香港現在從上游學術界往下游推動產業化的「學研產」模式，轉化成靠下游企業需求拉動產業化的「產學研」模式。這也是需要同國家戰略更好結合，吸引大灣區以及內地其他地區豐富的企業資源一起出力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北部都會區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專門提及，在香港的五年規劃中，也應該是特別重要的部分。北都不僅涉及土地空間發展的問題，更多涉及到的其實是產業發展的問題，應該單獨列為重要專章進行闡述。

在闡述過程中，要從產業導入、與大灣區聯動以及配合國家戰略的角度思考北都的發展，不應單純從土地空間角度考慮發展。

五年規劃中對北都的產業謀劃要符合國家重點發展的領域，制定相匹配的產業發展方向和策略，引導海內外龍頭企業落戶，打造先進科技企業集聚區，以此助力北都早日形成創科產業的規模效應。

應鼓勵香港高校與創科企業聯合構建成果轉化平台，配合大灣區城市已有產業基礎共建大灣區創科產業鏈。借助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引入國際高端人才及先進設施設備，服務重大科研攻關。同時，結合香港的學科優勢，可以在北都謀劃布局相關產業的國家實驗室。

香港未來計劃在北都建設若干個產業園區，但要打破傳統依靠政府注資開發園區的模式，可以考慮選取具有成功園區管理經驗及擁有豐富優質企業資源的戰略投資者，與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的公司合作，共同參與園區建設，從而為北都導入產業奠定良好基礎。

在園區公司管理團隊選擇上，建議由香港本地產業人才與具有豐富產業園區管理經驗的境外專家共同組成。這有利於為香港帶入成熟優質的產業發展思維，推動北部都會區建立產業導向的發展模式。

總而言之，香港通過這次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最重要的是學到怎麼理解國家的戰略規劃和從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來思考香港發展。包括香港向中央爭取新的政策時，也要學會站在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和謀劃。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