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究竟“影射”了谁？

在《红楼梦》“红学”研究中，有两大派双峰对峙，一个是考证派，一个是索隐派，两派各有气势，成为“红学”的权威阵地。不过，在舆论场，两派此消彼长，谁也说服不了谁。最近，索隐派似乎又嗨开了，大有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势。

追根溯源，索隐派最早产生于清朝学者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他在随笔中提出了“序张侯家事”的论断，后被红学史家认定为第一部系统评论《红楼梦》的专著，并奠定了红学研究的索隐范式。

后来，蔡元培在自己所著的《石头记索隐》书中也提出索隐的论点，他认为《红楼梦》并非单纯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一部影射清朝政治，寄托“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寓言体小说。至此，隐派派与胡适为代表的“聚焦作者家世”的考证派展开了持久的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学术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进行了有力批判，索隐派遭到挫败，一时处于下风。但索隐派从未停止“红学”的研究脚步，索隐派坚持认为，《红楼梦》表面言情，实则藏事，只有用索隐的方法才能破解所隐去的真事谜底。并指出，书中开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将真事隐去，贾（假）语村云云，无非是假语假言，隐含真事罢了。

不过，索隐派并非一言堂，而是门派众多，如：一、和珅家事说；二、金陵张侯家事说；三、纳兰成德家事说；四、清世祖与董鄂妃轶事说等等。颜小四认为，上述各派都是索隐＋探究，自说自话。

文学专家认为，一部反映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犹如一幅历史画卷，作者很难不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主观性。而这种倾向性，又往往被作者深藏于纸墨间。如给《红楼梦》作序的弁山樵子说：“人物外别有人物，事实外别有事实”。我们知道，《红楼梦》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高度运用了象征手法，尽管影射和象征是不同的概念，但含蓄性和暗示性是有联系的。

蔡元培把他的索隐归纳为三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其实索隐就是“挖掘背后”。《红楼梦》常用暗示的手法通过大量的诗词曲赋、谜语酒令等传情达意，暗示着人物命运与政治的牵连，意有所托。

《汉书·艺文志》中提出：小说出于稗官，小说含有史的意义。既然如此，史实的成分我们就不能剥离。如《莺莺传》，实有其事。据古今学者考证，作者元稹就是以自己的一次艳遇作为原型来创作这篇传奇的。有专家认为，《诗经》中也带有史的“原料”，因此，索隐派便找到了支撑的力点。

当然，索隐派并非牢不可破，它还存在被考证派反击的诸多漏洞，也就是说索隐派有“硬伤”，如：一、不理解作品的艺术形象与形象的原型之间的差异，二、不理解艺术形象是经过作家用典型化的方式改造过了的原型；三、想当然。由于“红学”索隐派的观点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吾心即是宇宙”，吾索即是答案，显然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