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账与另一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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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账与另一本账
曹德旺先生当年在美国俄亥俄州那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建起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他算了一笔账:美国的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是中国的五分之一,税负比中国低三成半,加上当地政府的补贴,买厂房基本没花钱。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美国开厂,利润比中国多百分之十几。
账算对了,厂也建成了。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如果企业税负低、能源便宜、政府补贴慷慨就能让制造业兴盛,那美国制造业应该如日中天才对。可现实是,美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一路走衰,铁锈地带的厂房一座接一座地关门,工人们一批接一批地失业。这岂不是怪事?成本那么低,利润那么高,怎么制造业反而留不住?
其实答案就藏在曹德旺那本账的另一面。
企业税负低,意味着政府从资本那里拿走的钱少。可政府要运转,社会要运行,基础设施要维护,公共教育、医疗保障、治安消防、道路桥梁,哪一样不要钱?资本不愿出的那部分钱,只能由中低阶层来扛。于是,美国普通工人背负着沉重的房产税、消费税、医疗保险费、大学学费贷款。企业是省了钱,可工人的生活成本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一路狂奔。
这样一来,一个荒诞的循环就形成了——企业税负越低,政府就越要从普通民众身上找补;民众的生活成本越高,企业需要支付的工资就越高;工资高了,企业又想方设法降成本,要么外迁,要么搞自动化。到最后,企业看似省了税,却要面对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工人看似有工作,却活在被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焦虑中。谁也没赢。
这就像一个人为了省买煤的钱,把房子的窗户拆了卖钱,结果冬天冷得要命,感冒看病花的钱比省下的煤钱还多。美国制造业的衰落,表面看是成本问题,骨子里是一个社会如何分摊运行成本的问题。资本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担子撂给了社会,社会又把压力传导给了普通劳动者,劳动者不堪重负,最终反噬了制造业的根基。
曹德旺是个精明的企业家,他算的账没错。但那是一本企业的账,不是一本国家的账,更不是一本社会的账。企业可以把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但如果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因此被推高,那么最终,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
铁锈地带的寒风里,那些废弃的厂房默默诉说着一个道理:制造业的兴衰,从来不只是工厂围墙里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