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1937年一场“罕见”的祭祖大典，我发现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关键

姚中秋 任梦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撰写《祭黄帝陵文》在公祭黄帝典礼上宣读。这一事件在展现两党团结抗日意志之外，还有一层建立共产党文化认同的深意，并与“两个结合”遥相呼应。本文以这次具有“复古”性质的祭陵为切口，层层深入，追问一个重大问题：为何在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之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会在此时借尊奉黄帝为“始祖”，转而高度认同中国历史与文明？

文章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总体性文明危机”入手，分析了列宁主义民族革命理论如何重塑了中共的革命任务，以及从“阶级先锋队”到“全民族先锋队”的身份转变背后，具有怎样的政治逻辑。而在这一逻辑下，构建“文明认同”和“历史认同”对于中共获取广泛的民族领导权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祭黄帝陵文》正是这一重大战略转向的关键宣告。

作者指出，这一事件不仅是政治策略的调整，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与“道统”自觉的开端。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打下了基础，并直接开启了中共在文明认同、历史叙事构建、哲学探索和方法论上的系列变革。1937年的黄帝祭祀，虽然在当代历史叙事中鲜被提及，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祭黄帝陵文》的历史政治学解读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林祖涵（伯渠）前往陕西省黄陵县桥山，参与公祭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恭读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在党史与近代史叙事中，这一事件常被置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下理解，被视为中共展现团结抗日诚意、进行政治动员的策略性举措。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思想政治舞台的，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多秉持激烈批判态度。《祭黄帝陵文》则是一次根本反转，尊黄帝为“始祖”，也就等于认同中国历史、认同中国文化。如此剧变，机理何在？这一问题须从以下几个维度理解：中国文明现代总体性危机之性质及它所决定的历史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侧重点之别，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先锋队性质及其复杂流变。

▍阶级革命还是民族革命

要理解1937年中国共产党公祭黄帝陵这一貌似“复古”行为的革命性意义，必须首先将其置于近代中国所遭遇的独特历史处境之中。在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之中，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沦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家与文明陷入史无前例的总体性危机：生产力绝对落后，军事上不断失败，从精英到民众逐渐对自身制度、历史、文化产生怀疑，乃至自我否定。更严重的是，资本主义交换机制深度楔入，帝国主义支配机制把西方价值、宗教、思想等文明要素内部化，塑造出种种依附性力量：传统社会精英绅士、地主转化为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的末梢，诸多思想、社会、政治力量认同西方，与西方资本和国家深度绑定。同时，国内工业化生产形态与传统生产形态、口岸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拉大，利益趋于对立；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与仍生活在传统之中的民众之间的隔阂扩大。国民、国家在价值、利益、生活方式等多个维度上陷入分裂、对立，丧失统一性。

于是，留学归来或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登上思想政治舞台，给中国寻找新出路，掀起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广泛引入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列宁推动共产国际二大“转向东方”，派遣代表指导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立刻面临一个根本难题：革命的对象和目标是什么？考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建党前后的论述可见，他们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的中介接受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希望在中国进行劳动者的革命，也就是社会革命、阶级革命，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然而，列宁在一战爆发后建立帝国主义、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确认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阐明这个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民族解放，这是世界革命的重要战线。据此，共产国际二大明确，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也即应当进行民族革命，再“迂回地”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与马克思筹划的革命目标都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却大不相同。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立刻面临这一抉择难题：指导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二大转向东方后的政治决策，但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民族革命的方针未能传达给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共一大确定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革命。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才获悉共产国际二大基本方针，据此启动政治转向。中共二大宣言全部接受列宁主义理论，初步确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此后，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党迅速转向民族革命，与国民党合作领导“国民革命”，也就是民族革命。

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实际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实践层面更侧重于社会革命。尽管党的纲领始终将反帝列为首要任务，如1928年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仍将“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置于首位，但在根据地内部的实践、宣传乃至部分党员的思想中，阶级革命的色彩更为浓厚。然而，在日本侵华导致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背景下，单纯强调阶级矛盾的革命叙事，难以回应时代最紧迫的课题，也难以赢得超越阶级的广泛民心。

半殖民地的复杂状况决定了，必须辩证地把握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关系：帝国主义力量强大，唯有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取得反帝革命胜利，这就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支持军阀、地主等剥削阶级，唯有打破这种支持链条才能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这就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因此，两种革命不是互斥的。尽管如此，两者的革命对象、革命目标大不相同，导致其方法、战略也就各不相同，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民族历史、文明传统之态度。社会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军阀与地主阶级，他们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传统政教，因此社会革命内在地要求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批判传统文化。而民族革命是对外的，面对强大的西方，必须首先建立政治自信，在物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历史、文化；在政治上，民族革命必须通过民族主义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也就必须尊重民俗、尊重精英的高级文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两者之间确定主次，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而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逻辑是确定的：帝国主义压迫、支配是中国总体性危机的总根源，社会革命的战略、策略需要在民族革命的框架中安排。

世界局势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摆脱这一困境的契机。随着法西斯主义兴起、日本侵华步骤加剧，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调整政策，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在这一背景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基于这一判断，会议确立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党须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同样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很快把“反蒋抗日”调整为“拥蒋抗日”。基于革命性质、任务的调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确认自己为双重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党也开始制定新的土地政策和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降低阶级革命的烈度。

从以阶级革命为主转向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并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战略调整。瓦窑堡会议决定，把南方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极大地扩张了人民的范围：“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毛泽东解释进行这一调整的理由：“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但实际上，这还只是一个政治愿景，党究竟如何现实地构建起对于全民族的领导权？阶级主要按照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划分，党对工农阶级的领导权主要通过利益再分配来构建，比如在南方根据地，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即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民族却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存在物，维系民族共同体的主要联结纽带是文化，即共同的语言、价值、生活方式、历史记忆等等。中国共产党要构建民族领导权，不能不处理自身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1936年冬，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构建民族领导权的窗口终于打开。毛泽东开始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确认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者。1937年2月毛泽东对范长江说：“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3月，又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需要将此昭告天下，1937年民族扫墓节的黄帝陵祭祀活动为此提供了一个最佳契机。

▍《祭黄帝陵文》大义解读

中国历代帝王、圣贤中，唯有黄帝，作为至关重要的“召唤性力量”，活生生地介入了现代历史进程。近代的革命党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总体性危机，但缺乏革命理论，乃将此危机归因于“异族统治”，发动反满民族革命。为进行思想和政治动员，逐渐确立黄帝为民族始祖，陕西同盟会于1907年（或以为1908年）重阳节祭祀黄帝陵。在此之前，明清皇帝派官员专程祭祀黄帝陵，主要目的是宣示正统，维持秩序；颂扬功德，祈福禳灾；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等。此可谓黄帝陵祭祀之古代范式。革命党人则本乎民族革命精神祭祀黄帝陵，初步建立了黄帝陵祭祀之现代范式：祭祀者不再是帝王而是平民；祭文所述黄帝之大功是肇造文明；祭祀目的，旨在唤起历史自豪感、文明自豪感，激发民族革命意志。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于1935年下令，以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政府派员祭祀黄帝陵等。1937年3月，毛泽东复电叶剑英决定派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节，并构思写作《祭黄帝陵文》，完成后致信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下面我们对此文略作阐释。

序言中“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是《祭黄帝陵文》一文的要害所在，这一表述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把黄帝认为自己的“始祖”。事后毛泽东与张国焘谈话时曾说：“苍埃浑混初化，黄帝乃我华夏文明之祖，人根之缘，万派一家，理当前去祭祀啊！”毛泽东在此神圣场合宣告尊黄帝为始祖，实为深思熟虑之后的重大政治决断。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据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有两个祖宗，一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祖宗，另一个是历史上、文明上的祖宗，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同时承认这两个祖宗，才有“第二个结合”可言。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雄立东方。”这段话以极简笔法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历史叙事：黄帝开始缔造作为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其后裔绵延不绝，创造伟大的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认知的一次根本调整。新文化运动及后来参与建党的知识分子普遍对中国历史持批判态度，毛泽东在此转而采取了高度肯定的态度。“雄立东方”显示，毛泽东是从世界视角看待中国民族、历史、文明、国家的。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我为奴辱。”这段从世界体系角度论述天下秩序解体历程，阐明外部帝国主义侵略是民族危机之总根源。在古代世界，中国形成东亚天下体系。西方各国工业化后，冲击东亚天下体系。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朝鲜半岛；通过《马关条约》，割据琉球、台湾，此即“琉台不守，三韩为墟”。毛泽东描述中国现代历史而以“琉台不守，三韩为墟”为中心，显示了以世界体系为方法的宏大战略眼光。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让其沦胥。”这里基本依据《五帝本纪》概括黄帝之武功，清楚彰显了历史的重大政治功能：激励、鼓舞后人的政治意志。国家沦亡危机，促使人们纪念黄帝；纪念黄帝，激发出保卫国家的坚定意志。这里出现“我祖”一词，再度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以黄帝为“始祖”之民族与文明认同意识。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面对外敌入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抗。“为国效命”“匈奴未灭”之类语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就是民族革命。中共二大就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中共六大确立两大任务，排在第一位的是“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后是土地革命。因为有此坚实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顺畅从以土地革命为主转向以民族革命为主，逐步建立全民族抗战领导权。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战则必胜。”夺取民族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此必须改革内政，推行民主共和。这一方面是对国民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要求，后来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按“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祭文最后表达了坚定抗日、保卫“国权”之坚定意志。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除祭祀黄陵外，还祭祀周陵、茂陵等，这可能是此处出现“列祖”一词的原因。我们可对此做一广义理解：黄帝是民族始祖，此后历史上不断出现有功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帝王，构成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列祖”。毛泽东在这个神圣的场合宣告，中国共产党人认同历史伟人为自己的“列祖”。“始祖”象征中国国家-文明之开端，“列祖”象征中国国家-文明之历史，《祭黄帝陵文》昭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完整的中国历史之精神认同。

祭祀之道，以诚为本。已有学者比较分析毛泽东祭文与同日参加公祭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祭文，发现后两者只是例行公事，毛泽东的祭文则经过深思熟虑，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与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语言风格和结构看，后者使用程式化语言，毛泽东祭文则使用非常规语言，充溢赤诚之情。

▍从“道统自觉”到思想创造

中国共产党是由决意通过总体性革命来根本改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政党，自成立伊始即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事实上已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但其自身理论的构建经历了一个过程。

党成立之初，主要学习苏俄革命模式，常陷入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南方农村根据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实际，制定符合实际的革命战略、策略，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来，民族灭亡的紧迫危机促使中国共产党决意担起领导民族革命之重任，由此开始政治转向。1937年参与祭祀黄帝陵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庄严地认黄帝为“始祖”，认同中国历史与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此已露端倪。共产党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其源头均可见于祭黄帝陵行为与祭文精神中。

第一，构建共产党人的文明认同，包括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普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者。但中国共产党决意转向领导民族革命，就不可能再延续这一策略，必须转而认同中国历史、文化。此即公祭黄帝陵最直接、最重大的政治功能。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历史是连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不是历史的断裂、换轨，而是其在今日之有机展开。中国共产党不再外在于中国历史，而把自己纳入历史的传承统绪。毛泽东还强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这两个“血肉相连”，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再加上历史认同，构成了完整的文明认同。

第二，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哲学探索。1937年参与祭祀黄帝陵后，同年4~8月间，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构成其思想之哲学基础。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构成其显白的话语，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其隐微的背景性资源，尤以湖湘之学（经王船山上溯张载）影响深远。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后，船山学广泛流播于湖南，青年毛泽东深受影响。史料显示，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讲哲学时曾参考《船山遗书》。横渠、船山一脉哲学深得中国思想之精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与以行为本、知行合一的知行观，同马克思主义高度相契相通。同一时期，1938年8月毛泽东积极推动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学会主张“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学会初期主要活动即学习古代哲学。由此，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第三，构建中国历史叙事。中国共产党人尊黄帝为始祖，把自己视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环节，也就有必要构建自身的历史叙事。毛泽东于1939年冬领导、参与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了一种主体性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突出历史上的革命，赋予自身革命以历史与文明正当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基本方法：“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还指导“设馆修史”，组织学者集体写作，系统构建中国历史叙事。到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中册，系统构建起了完整的历史叙事，阐明了历史发展方向，证成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把党确定为历史发展之领导者。

第四，实现革命方法论突破，确定中国历史、哲学为认识和实践的基本方法之一。党早期陷入教条主义，亦可归因于党未找到完整把握中国的方法。在南方根据地时期，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但由此方法只能把握实践所触及的现实之个别性，而不能把握中国之总体性。通过参与公祭黄帝陵，归宗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把握中国总体性的方法，即历史方法。《论新阶段》阐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这里提出三个研究对象，唯有第二项在党的思想史上是全新的。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展开于中国并以延续历史为己任，那就必须把握中国之总体性，这就需要研究历史。毛泽东之所以积极组织全党研究古代哲学，目的就是通过这些中介把握中国现实之总体性。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与作为方法的中国历史、文化，此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即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基本方法。由此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使中国共产党得以把握中国之总体性，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并得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

以参与祭祀黄帝陵为分界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与思想境界实现了一次突破，成为中华道统之自觉担当者。国民党对道统做的是本质化理解，似乎道统是给定的，故以道统守护者自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古今之变的全面性、中国文明危机的总体性，不满足于守道，而是通过引入马列主义，通过总体性革命“弘道”。这才得中国之道之真谛。这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革命精神是相契相通的，组织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践行中国之道并在总体性革命实践中弘大之，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总体性文明危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地传续了中华道统。

1948年黄陵县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立刻恢复公祭黄帝陵，由当时陕西地方最高领导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独立主祭。陕西同盟会祭祀黄帝陵创造了民族主义祭祀范式，1948年祭祀黄帝陵则创造了社会主义祭祀范式，祭祀活动带有强烈人民性与革命性；1950年，改由层级更高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后又改由陕西省政府主持，持续到1963年。1964年起，因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祭祀中断。1979年，陕西省革委会恢复祭祀，黄帝作为民族象征，在凝聚全民力量与开展对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