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副“良方”如何再造一个“新广东”?|独思录 x 郑永年

第08录 编者按

承接上篇(详见《“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独思录 x 郑永年》)对大湾区共同市场建设的宏观战略构想,面对“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时代使命,宏大的顶层设计终究需要落脚于具体而微的体制机制破局之中。真正制约科技创新的堵点,往往就隐藏在人才界定、资金分配与市场监管的现实细节里。

本文系统提出了广东引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十项硬核改革建议。从呼吁重新定义包含工业领军者在内的“人才”概念、科研经费分配实行“放老抓青”,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风投体系;从适度放松监管以防“新质生产力”流失海外,到大力推进单边开放,条条直指科技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这十副“良方”能否助力“再造一个新广东”?本文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在2026年2月24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融合与政策创新”分会场上的主旨发言整理扩充而成,原标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建议》,分上下两篇,本篇为下篇。

 05   广东如何引领大湾区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全运会前考察广东,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同时更强调大湾区建设是广东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广东的机遇。因此,广东要引领大湾区的建设。就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来说,具体而言,我认为广东的下一步改革至少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入手:

1

重新定义“人才”

迄今,“人才”基本上还是以人们所说的“帽子”来定义的,而“帽子”往往以研究成果来定义,过分强调学术人才,而大大忽视了应用性人才,尤其是工业人才。如果在基础科研领域,学术人才的定义并无大碍,但一旦到了工业领域,这种人才定义显然是不科学的。只有在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之后,才会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获得“诺贝尔奖”(即“帽子”)的人才,而忽视了类似马斯克、比尔·盖茨、奥特曼、黄仁勋那样的人才,亦或是像任正非、马化腾和王传福那样的人才。实际上,近年杭州“六小龙”企业中的这些人才并不在我们的“人才名单”上。

2

改变科研经费的投向

也就是“放老抓青”。现行人才定义也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取向。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在那些已经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较年长甚至老龄人才,而青年群体则得不到足够的科研资助。尽管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为青年群体设立了一些项目,但因为分配者依然是具有“帽子”的这个群体,因此青年群体缺乏资助的情况依然严峻。经验地看,年轻群体研究者把大部分精力也放到了争取“帽子”过程之中,其研究受深度影响。比较而言,诸多发达经济体最大量的资助流向青年群体,而非年长群体。考虑到人类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青年群体已经占据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很难实现具有突破性的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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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电子、材料科学、物理和化学——中国早已成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领域的领先大国(图源:德国之声)

3

重新定义“科研”

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和科研等同起来。为了追求学术,大多研究者都在发表论文,而非科研。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非常之低。原因很简单,研究者的目标是发表论文,而非真正的科研。这种情况的存在又涉及到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太多的问题,更多的是体现官僚精神,而专业精神依然很低,甚至缺失。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改革,真正让研究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工厂车间里,写在乡村农田里。

4

加快推进科研工具的开放性

我们众多的科技实验室都呈现为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理论上“产权”是属于政府的,但实际上的“使用权”呈现出过度的“私有化”性质,甚至是“个人化”性质。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过度的浪费。如何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型成为“又多又强”呢?这需要通过系统性的体制改革而实现开放、分工、合作和融合。

5

科学理解产学研之间的关系

迄今,一些人没有对产学研过程有科学的理解,一些部门鼓励甚至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化。这相当于要求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技术转化,同时还要去筹钱。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经验地看,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少而又少,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导致了基础研究“应用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

6

真正重视应用技术人才

在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并没有转化机制。职业学校没有纳入人才培养系统,它们缺乏好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资源等等。因为得不到实际上的重视,即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尽管从产业升级和科创而言,这个领域的人才越来越重要,但国家最大量的资源依然在高等教育。这次很多人把杭州的成功归功于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当然很重要,但绝对不要忘记浙江理工等大学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浙江高科技企业的很多人才包括阿里巴巴并非来自浙江大学。

7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风投体系

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科创的金融系统。国家并不缺钱,缺少的是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尽管已经确立了“金融强国”的命题和目标,但还没有体现在金融体系的设计上。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搞投机性金融的,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会出现大问题;但凡是投资技术创新的,最终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这些年我们反对和整顿投机性金融,而坚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立国。我们做对了。需要坚持这一方向,但要大力推进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服务的金融,也就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风投体系。风投的本质是耐心资本,但我们依然缺失支撑耐心资本的耐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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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州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线上的工人。中国工厂正以其他国家未曾有过的规模主导全球制造业,只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到过这种规模(图源:纽约时报)

8

金融服务向中小型企业倾斜

也就是“抓小放大”,培养未来企业。在所有大城市,大型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和政府财政资源。这一方面造成了大企业通过垄断而占据发展优势,创新能力趋于低下,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其创新。因此,要“抓小放大”,企业做大了,就交给市场,而政府要对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

9

适度放松监管,

加快技术落地的速度

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早期是应用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逐渐转向原创。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过度或者不科学,使得这些技术不能落地,很多流落到海外。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产生的很多“新质生产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经济体。必须意识到,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来自一代、二代移民,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考虑到新的经济活动需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获得,这些技术的流失就导致了新的经济活动不足。这也是前面所讨论的“内卷”的原因,因为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竞争。即使偶尔产生新经济活动,但因为种类过少,导致各地一哄而上的局面,目前对低空经济的竞争就是这种局面。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增量经济得到解决。

10

大力推进单边开放

加快广东的国际化进程,大大提升广东的国际化程度。今天,我们讲营商环境“三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但我们的国际化远远没有达到。例如人才的开放。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外国人口有40%。虽然这些外国人不全都是人才,但表明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一代移民、二代移民拥有的,不是美国本地人。说美国制造,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美国人为什么得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包括很多华裔去美国得了诺贝尔奖。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教育和人才体系建设。

再如企业的开放。比较中国的企业制度跟美国的企业制度,比如新能源车领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企业大都是封闭的,没有供应链的延伸,或者供应链非常短,全供应链自己去做。特斯拉的供应链非常长,这样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美国企业有技术进步的机制,供应链长,相当于每个零件之间都是竞争关系。一个零件进步了,另外零件也跟着进步,否则会被淘汰。二是表明这个企业是开放的,向其他企业开放,不仅向自己国内的企业开放,还可以向国外开放。西方企业怎么进入中国呢?很多企业都是一些供应链在中国生产,一点一点扩大,这样做容易走出去,容易国际化。三是因为互相开放,可以做标准,做规则。中国企业之间互相不开放,形成标准和规则就很困难。美国企业因为是互相开放,互相打通,所以一加起来又大又强。中国企业很多,一个个加起来量很大,但是不打通,“大而不强”,一直受制于人家的规则。标准决定价格,标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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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商在第138届广交会元化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展台观看手术机器人产品(图源:新华社)

广东是中国最大的地方经济体,也是最先进的地方经济体之一,完全有条件实行单边开放。无论是对内地其他区,还是对港澳,或者是对世界,广东都可以践行单边开放。开放是广东的灵魂,也是广东通向未来的唯一路径。

无论是共同市场建设还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广东来说,这是“再造一个新广东”;对大湾区来说,这是迈向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最大科创中心;对国家来说,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推动力,更是国际竞争的最强大抓手。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在2026年2月24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融合与政策创新”分会场上的主旨发言整理扩充而成,原标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建议》,分上下两篇,本篇为下篇(上篇详见《“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独思录 x 郑永年》)。

《独思录》

第08录(总第99录)

无论是共同市场建设还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广东来说,这是“再造一个新广东”;对大湾区来说,这是迈向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最大科创中心;对国家来说,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推动力,更是国际竞争的最强大抓手。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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