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揭露美国是个宗教国家（四）

上一期根据牢A的叙事讲述，我们对美国的教育进行了重新认知，中国的留学生对美国的一些人而言就是猎物，围猎中国留学生从利润角度讲是必然的，一个背负学债的美国人看到多金的中国留子会做出什么选择，不言而喻。

这一篇想根据牢A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叙事进行认知分析。

引言

长期以来，张维为教授热衷于与弗朗西斯·福山就“历史终结论”展开辩论，其核心论点常聚焦于：中国模式的实践成效已证伪福山所谓“自由民主是人类政体终点”的断言。这一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话语意义。然而，此类辩论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共通的预设偏差——双方都不自觉地将美国视为一个以理性、客观、公正、法治为内核的世俗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预设，恰恰落入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自我建构的叙事陷阱。它忽略了美国政治深层的宗教文明底色：从清教徒的“山巅之城”使命，到福音派对公共政策的深度介入；从“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驱动的扩张主义，到善恶二元对立的外交神学——美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由资本逻辑或制度理性主导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披着世俗外衣的弥赛亚式文明体。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辩论一旦被引入国内舆论场，便在无形中强化了一种双重幻觉：

一方面，将美国理想化为“本应理性却暂时失序”的制度典范；

另一方面，将中美竞争简化为“制度绩效”的技术性比较，而忽视了其背后文明范式、神圣叙事与身份政治的根本冲突。

结果是，我们虽在批判福山，却仍在使用他所预设的“理性—世俗—普世”的分析框架，从而未能真正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牢笼。要超越这一局限，就必须承认：理解美国，不能只看华尔街和国会山，更要读懂《圣经》与布道坛；不能只分析GDP和选举，更要洞察其文明深处的救世情结与例外论信仰。

唯有如此，中国的国际话语建构才能从“反驳西方”走向“重构认知”，从“制度比较”升维至“文明对话”。

​ 中国的知识界对美国的认知偏差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战略误判，并不在于低估其军事或科技实力，而在于根本性地错认其文明本质——我们将一个高度宗教化、弥赛亚驱动的文明共同体，误读为一个纯粹理性、世俗化、以资本逻辑运转的现代国家。

一、唯物史观的解释力与盲区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领域）习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剖美国：

美国是“资本主义帝国”；

其对外行为由“资本利益”驱动；

其制度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

这一框架在解释石油战争、美元霸权、金融收割、产业外包等现象时确有强大解释力。它揭示了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中心的剥削性与扩张性，也为中国提供了批判西方霸权的理论武器。

然而，当面对另一个反复出现、却难以用“资本理性”解释的现象时，这套分析便陷入失灵——正如金灿荣教授多次指出的：

“美国能清晰地发现问题，却从不真正改正，反而习惯性甩锅。”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智库、媒体与学术机构，对自身问题（如贫富分化、枪支暴力、政治极化、基建老化）有着近乎残酷的自我诊断能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它几乎从不进行系统性制度修正，而是迅速将责任外推：归咎于“中国威胁”“移民破坏”“深层政府阴谋”或“文化马克思主义腐蚀”。

金灿荣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悖论，却未能给出深层解释——因为问题不在“策略”层面，而在文明基因层面。

二、被忽视的维度：美国是一个宗教文明体

我们与福山一样，都预设美国是一个“理性—世俗—法治”的现代政体。张维为教授与福山辩论“历史终结论”时，提出“good government vs. bad government”（良政与劣政）的绩效比较框架，试图以治理实效挑战自由民主的普世性。这一努力值得肯定，但其隐含前提仍是：政治的本质是理性选择与制度设计。

然而，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结果（outcome）从来不是人可以决定的——那是上帝的领域。

人唯一能掌控的，是程序（process）是否符合道德与律法。这正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在美国社会具有神圣地位的根本原因。

美国人可以接受选举选出一个“坏总统”，只要程序合法；

可以容忍司法判决“不公”，只要程序合规；

甚至可以接受国家走向衰败，只要“我们遵守了规则”。

因为在新教神学传统中，人的理性有限，唯有上帝全知全能。人类的任务不是“确保好结果”，而是“行走在义路上”。这种思维模式，与儒家“以结果论德政”（如“民惟邦本”“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或法家“富国强兵”的实效主义截然不同。

因此，张维为教授提出的“良政/劣政”框架，在美国语境中几乎是不可通约的——你无法用“高铁修得快”“疫情控制好”来说服一个相信“自由高于生命”的福音派选民，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善不是来自人间绩效，而是来自对神圣秩序的忠诚。

三、国内叙事的“思想钢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美国是理性逐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认知，已通过大量通俗文化产品被内化为一种“思想钢印”：

《意林》《青年文摘》《故事会》等大众读物中，美国常被描绘为“精明的商人国家”——一切行为皆可还原为利益计算；

影视剧中的CIA特工、华尔街精英，总是冷静、算计、目标导向；

甚至连批判性话语，也常落脚于“美国虚伪”“说一套做一套”，却默认其“本应理性”。

这种叙事看似“去魅”，实则强化了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自我神话。它让我们误以为：只要揭露美国的“非理性”（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能瓦解其合法性。殊不知，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战争不是基于情报错误，而是履行“铲除邪恶”的神圣使命。

于是，我们在战略预判上屡屡失误：

以为特朗普只是“商人总统”，会因利益缓和对华关系，却忽视其背后宗教右翼的末世论动员；

以为拜登政府会“回归理性”，却未看到两党在“中国是文明威胁”上的神学共识；

以为美国民众会因生活成本抗议政策，却低估了他们对“自由”符号的宗教式忠诚。

四、走出认知牢笼：从“资本逻辑”到“文明逻辑”

要真正理解美国，我们必须超越“唯物/唯心”的简单二分，建立一个三层分析框架：

资本层：解释其经济行为与帝国结构；

制度层：解释其政治僵局与程序偏好；

文明层：解释其身份认同、道德直觉与历史使命感。

其中，文明层是最深层、最稳定的变量。它决定了：为什么美国可以同时是“最世俗”与“最虔诚”的国家；为什么它既能拥抱科技，又深信末日审判；为什么它总在“拯救世界”与“毁灭自己”之间摇摆。

中国的知识界若继续将美国简化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永远无法理解其非理性、自毁性、却又极具动员力的行为逻辑。而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影响学术判断，更可能误导国家战略。

唯有承认：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教会—帝国”的复合体，我们才能真正走出“理性美国”的幻觉，构建属于自己的、基于文明自觉的世界观。

结论：唯心之眼，方见美国真貌

正因为我们长期执守“唯物”透镜，将美国视为一个由资本驱动、理性计算、利益导向的现代世俗国家，才对它的诸多悖论行为感到困惑：

为何它能精准诊断自身危机，却拒绝系统性改革？

为何它在事实面前仍固执己见、诿过于人？

为何“良政/劣政”的绩效话语在美国公共讨论中几无市场？

答案其实深植于其文明基因之中：在美国主流（尤其是白人福音派与保守主义）的认知框架里，结果（outcome）从来不是人类可以掌控或评判的领域——那是上帝的主权。

人所能做的，只是恪守程序、遵循律法、持守信仰；

只要程序正义（如选举合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得以维系，即便国家陷入混乱、社会撕裂、国力衰退，也不构成对制度合法性的根本质疑；

相反，若试图以“结果好坏”倒推制度优劣（如张维为教授所倡的“良政 vs. 劣政”），则被视为僭越神权、妄断天意——这在神学上是危险的，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更进一步，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以“上帝选民”“山巅之城”自居。在这种弥赛亚叙事中，美国的存在本身即是善的象征。因此：

它不可能存在“劣政”，只可能存在“暂时的试炼”；

问题若出现，必源于外部邪恶（如共产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中国威权）的侵蚀，或内部“背离信仰者”（如左翼、世俗精英）的背叛；

“甩锅”不是策略性逃避，而是一种神义论（theodicy）式的自我净化机制——通过指认“他者之恶”，重申自身神圣性。

于是，金灿荣教授所困惑的现象——“能发现问题却不改正”——便豁然开朗：

他们并非“不改正”，而是根本不认为需要“改正制度”；他们要做的，是“驱逐罪恶”、回归神圣秩序。

备注：

金灿荣教授曾经说过特朗普总统是个神经病，从唯心宗教的角度去看问题，是不是一切都合理了。